据《北史·孝文六王传》，太和十九年（495）六月元恂从洛阳北赴平城前，孝文帝告诫道：“今汝不应向代，但太师薨于恒壤，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写为子之情。”孝文帝特别叮嘱元恂到平城后祭拜生母贞皇后林氏，“一写为子之情”。当着母后的面祭拜生母，公然表达母子之情，其实并不是平城时代皇帝们的常规做法。冯太后在世时孝文帝“不知所生”，而在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仍然“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窃议”[《北史》卷八〇《外戚传》，第2683页。]。那么，在元恂与皇后到平城迎冯熙棺柩时，为什么孝文帝会要求元恂去祭拜生母之墓、隆重表达母子之情呢？很可能，这是对元恂的某种提示，要他明白他与皇后母子关系的另外一面。如果真有这个动机，那么说明，孝文帝早在太和十九年夏已有废后之念，对太子则信任如旧，只是期望在皇后与太子之间做某种切割。

冯熙死时，平城留台的最高官员是元丕，其次是陆叡。陆叡的姓名《南齐书》记为伏鹿孤贺鹿浑[《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1102页]。伏鹿孤即步六孤，后来改姓氏时取中间的音节，改为陆氏。贺鹿浑是代人常见用名，高欢的本名贺六浑即是同一个名字，不同的是高欢之欢取自贺六浑的最末音节，而陆叡之叡是另取的雅名，与本名贺鹿浑无关。陆叡年轻时娶妻于华北名族博陵崔氏，岳父崔鉴“谓所亲曰”：“平原王（陆叡继承了父亲陆丽的平原王爵位）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魏书·陆叡传》记录了崔鉴这句话后，解释道：“时高祖未改其姓。”陆氏改自步六孤氏，见《魏书·官氏志》，但崔鉴所“恨”的不只是陆叡的家族姓氏，还有他本人的名字。幸得《南齐书》记录，我们才知道陆叡的本名是贺鹿浑。

元丕的官职是太傅、录尚书事，陆叡的官职是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恒州刺史、行尚书令。冯熙死，元丕和陆叡都奏请孝文帝赴丧，惹得孝文帝大怒，改元丕为并州刺史，调往太原，陆叡虽留任恒州刺史，但解除了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的大军区指挥权。陆叡都督的恒肆朔三州，涵盖迁都以前的京畿地区，以平城（恒州）为中心，西至旧都盛乐（朔州），南至恒山南麓（肆州），政治和军事重要性显而易见。虽然孝文帝把这次奏请赴丧的账主要算在元丕头上，对陆叡毕竟已起疑心，不久恢复陆叡军权时，只让他都督恒朔二州，而把极具战略意义的肆州（位于恒州与并州之间）单列出来。不让平城主将控制平城的南大门，这当然是意义深远的一个变迁，后来洛阳朝廷刻意把恒州降低到与其他北州相等的地位（后果之一是六镇动荡时，恒州不能起镇抚或阻挡作用），是从陆叡失去肆州军事指挥权开始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到太和二十年（496）之前，孝文帝还是保留了平城在代北的某种中心地位，陆叡都督恒朔二州，意味着他不仅指挥平城驻军，还至少在名义上可以指挥盛乐地区的守军。这时盛乐的主官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拓跋安寿），是文成帝的长弟拓跋新成的长子，是孝文帝的从叔。元颐担任怀朔镇主官时，参与过孝文帝时代最重要的一次对柔然用兵。《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六年八月乙未（492年9月18日）：“诏阳平王颐、左仆射陆叡督十二将七万骑北讨蠕蠕。”《魏书·陆叡传》：“与阳平王颐并为都督，督领军将军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诸军事，步骑十万，以讨蠕蠕。”魏军北征造成柔然内部的分裂和动荡，使得孝文帝相信，跟江左政权比起来，柔然不再是从前那么大的国防威胁，这是他次年敢于迁都的前提条件。这次对柔然用兵规模巨大，三道并进，元颐和陆叡是东西二道主将，中道主将则是杨播[杨播墓志:“（太和）十六年又加征虏将军，都督北蕃三镇，讨破地豆于贼。其年秋，加武卫将军、中道都督，率骑三万，北出鸡鹿塞五千余里，迫逐茹茹而还。”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19—121页。]。元颐与陆叡都有在北边统兵的经历，现又各据旧都，谊近唇齿，当然是一种特殊关系。

大概在元恂从平城南返前后差不太久，定州刺史穆泰向孝文帝报告说，自己长久以来疾病缠身，“土温则甚”，就是在夏季炎热的平原地带病情会加重，因此请求回到平城担任恒州刺史。穆泰曾经在冯太后打算废黜孝文帝时力谏有功，孝文帝对他一向感激，所以明知穆泰对迁都等措施不满意，也予以优容，同意让他和陆叡对调。穆泰在《南齐书》中记为“伪定州刺史冯翊公目邻”，目邻是丘目邻的讹夺，丘目邻即《魏书·官氏志》丘穆陵（我猜即阿尔泰语言中常见的Temür，意思是“铁”[不过于子轩明确表示，他不赞同把丘穆陵复原为temür，而认为这个词有可能与哈密Qumul这个词有关。]）。穆泰的鲜卑语姓、名合起来，就是丘穆陵石洛。元恂在平城时，穆泰应该也已到任，而陆叡还没有出发去定州。《魏书·穆泰传》：“（穆）泰不愿迁都，（陆）叡未及发而泰已至，遂潜相扇诱，图为叛。”《魏书·陆叡传》：“叡未发，遂与泰等同谋构逆。”穆泰到任，平城内外的资源只有穆泰可以调动，所以他自然成为这次“叛乱”的首谋。

《北史·景穆十二王·阳平王新成附阳平王颐传》：“（元颐）后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谋反，遣使推颐为主，颐密以状闻，泰等伏诛，帝甚嘉之。”据此，穆泰与陆叡谋划，打算推举在盛乐的元颐另立朝廷。《魏书·穆泰传》：“……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颐不从，伪许以安之，密表其事。”据《魏书·陆叡传》载孝文帝给李冲和于烈的诏书，是元颐把穆泰的信转给了洛阳：“赖阳平王忠贞奋发，获泰之言，便尔驰表，得使王人纠慝，恒岳无尘。”孝文帝还提到这几个谋反之人“讪谤朝廷，书信炳然”，所谓朝廷，就是孝文帝自己，而“书信炳然”，很可能就是穆泰给元颐的信，因为其他参与者都在平城，联络诸事不必通过书信。

不过根据孝文帝的诏书，元颐并不是穆泰和陆叡的首选。孝文帝说穆泰等“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阳平王，若不肯从，欲逼乐陵王”。故南安王指南安王元桢（拓跋乙若伏[元桢的鲜卑语本名为乙若伏，见元举墓志:“曾祖南安惠王桢，字乙若伏。”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278—279页。]），景穆帝第十一子，文成帝之弟，是景穆子孙中辈分最高、资历最老的一个。据《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三年（489）元桢“坐赃贿免为庶人”。据《北史·景穆十二王·南安王桢传》，元桢因“聚敛肆情”而被“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在平城与官贵讨论迁都时，元桢和许多不愿迁都的人一样，都表示赞成迁都，凭借此功，到太和十九年底得“复本封”。真实情况可能是，太和十九年底，元桢随皇后小冯和太子元恂一起，搬家到了洛阳，以实际行动支持孝文帝，孝文帝因此复其封爵，几个月后还任命他为相州刺史。

孝文帝派元恂前往平城时，元桢正以庶人身份住在平城。孝文帝特地叮嘱元恂在平城办完大事，“汝族祖南安，可一就问讯”。元恂在平城，一定会遵照孝文帝指示前去拜访元桢，而元桢可能由这一拜访领会孝文帝的意思，主动要求随皇后和太子前往洛阳。然而，根据穆泰等谋反失败后的审查结论，元桢对谋反之事是知情的。据元桢墓志，元桢死在相州刺史任上，时在太和二十年八月二日（496年8月26日），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16日）葬于北邙山。《北史》记元桢死后再次被削爵：“及恒州刺史穆泰谋反，桢知而不告，虽薨，犹追夺爵封。”据此大致推测，穆泰事发，在太和二十年秋冬间，去元恂平城之行已差不多一年了。可以说，元桢并没有参与穆泰、陆叡等人的计划，即使他在平城时见过穆泰，也一定为时短暂。

穆泰、陆叡等选择拥立元桢，大概基于三个条件：一是元桢在宗室资历最高（景穆帝诸子唯一在世者），有一定号召力；二是他被孝文帝削爵禁锢，必定怀恨在心；三是他住在平城，诸事方便。考虑到元桢在太和十九年初冬即已随皇后和太子南迁，那么此前穆泰应该已到平城，有机会面见商议。元桢一方面拒绝参与，并迅速南迁，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向孝文帝告发。也许他并不反对穆泰等人的计划，只是不愿自己承担风险。在元桢离开平城前往洛阳后，穆泰、陆叡等只好另找阳平王元颐，没想到元颐悄悄告发了他们。随后孝文帝派任城王元澄前往平城，元澄到雁门关后让治书侍御史李焕单骑先发，突入平城，迅速平定了一场拟议中的政变。穆泰试图反抗，一触即溃，参与者尽被捉拿。

据《魏书》和《北史》，穆泰和陆叡是谋叛的主谋，积极参与者主要是宗室疏属，比如元丕的一个弟弟和两个儿子都是重要成员。他们为什么要参与这么危险的事情？基本上是不满孝文帝的改制措施，特别抵触的是爵制改革和迁都。据《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六年正月乙丑（492年2月21日），“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举例来说，元丕从东阳王降为平阳公，陆叡从平原王降为巨鹿郡开国公，穆泰从冯翊公降为冯翊侯。太和十七年（493）迁都之议定于洛阳，次年在平城大议，反对者虽多数迫于压力不得不表态支持，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然而，对于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来说，迁都也好，改制也好，利益明显受到伤害的毕竟是少数，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宗室近属不大可能公然反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穆泰等人的谋叛经不起李焕一介单骑的打击。

对谋叛者的审讯，一定会涉及一个关键问题：皇太子元恂是否知情？如果元桢离开平城前见过穆泰等，元恂也同样有机会和他们接触。《魏书·元丕传》：“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高祖之发平城，太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隆与超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时丕以老居并州，虽不预其始计，而隆、超咸以吿丕。丕外虑不成，口虽致难，心颇然之。”这里说元丕的儿子元隆、元超密谋把元恂留在平城，同时发兵控制雁门关，应该是太和十九年秋冬的事。如果这是穆泰等人计划中的选项之一，那么非常困难的一步就是夺取雁门关的控制权，因为孝文帝刚刚把肆州从恒朔军区单列出来。孝文帝给李冲、于烈的诏书提到陆叡等“以朕迁洛，内怀不可，拟举诸王，议引子恂，若斯之论，前后非一”。所谓“议引子恂”，就是已经了解到陆叡等有拥立元恂以对抗孝文帝的计划。联系到太和二十年八月元恂曾计划北奔恒代，至少看上去，元恂和平城是曾经或一直互通声息的。

尽管这仍然不能说明元恂本人对平城谋划是否知情，或是否同意，调查结果一定让孝文帝深感震撼。从元桢墓志所透露的时间线索看，陆叡、穆泰等失败在太和二十年十一月前后。孝文帝下决心废黜皇太子元恂在太和二十年十二月丙寅（497年1月26日），不能不说这两个事件是相关的。一个月后，即太和二十一年正月丙申（497年2月25日），孝文帝“立皇子恪为皇太子”[元恪立为皇太子的时间，《魏书·高祖纪》作正月丙申，《魏书·世宗纪》作正月甲午（2月23日）。后史多从《高祖纪》。]。再过九天，即正月乙巳（497年3月6日），“车驾北巡”，孝文帝亲自前往平城，处理穆泰等谋叛之后的诸般遗留（主要是判决）问题。

这次北巡历时半年。经过太原时，孝文帝把元丕带上，让他到平城旁听对他弟弟和几个儿子的审讯。在平城、云中（即朔州的中心城市盛乐城）、离石、平阳等地巡行之后，孝文帝于四月抵达长安。按照计划，孝文帝很快要从长安东行，回归洛阳。然而正是在长安，孝文帝接到了御史中尉李彪的密表，触发了对于元恂的终极处理：

李彪的密报显然出自某种指使，指使者只可能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大冯，一个是孝文帝本人。元恂之死当然符合大冯的利益，不过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要瞒过孝文帝不是那么容易的。也许孝文帝已深信元恂参与了穆泰等人的政变阴谋，也许他只是不愿意一个废太子再次成为阴谋者的武器。也正是因此，一年半后李彪在御史台的属官告发元恂被关押时曾给孝文帝“手书自理”，却被中尉李彪和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闻”，即指控李彪与贾尚故意不把元恂的书信上报给孝文帝。这当然是重罪，不过孝文帝对李彪没有深究，不了了之，而贾尚“暴病数日死”，似是灭口之举。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孝文帝从平城南返时，感觉对案情有了通盘掌握，已打定主意除掉元恂。所以，在从长安回洛阳前，通过李彪密报，他找到理由杀死了自己的长子。这当然是孝文帝为了社稷长远利益所做出的痛苦决定。不过，今人读史，容易把元恂简单地归类为反改革的保守派，而事实上我们并不能肯定当时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政治派别，以及更重要的，元恂有什么理由要加入和自己利益明显无关的政治反对派？穆泰、陆叡等人的政变阴谋即使是可信的，也不能说明参与阴谋的所有人在政治上有完全一致的立场。毋宁说，这样一个谋叛集团更像是一个失意贵人们发泄不满、抱怨时政的俱乐部，进入俱乐部的人都不满意迁都等变化，但对于如何走出困境并无一致意见，对于是否采取行动、采取何种行动更是各有主张。元恂在小冯被废后决意北奔，与其说是计划“跨据恒朔”（孝文帝语），不如说是被洛阳宫的各种力量逼着逃命。当然，孝文帝以后会看到这一点的。

太和二十一年六月庚申（497年7月19日），孝文帝回到洛阳。七月甲午（8月22日），“立昭仪冯氏为皇后”。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在高照容被杀，冯熙、冯诞父子恰逢其时地死去之后，大冯全面达成了废后、废储、立子和夺宫的所有目标。这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