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回忆，他看到这封信以后，“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他又回忆道：“二月十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作了说明。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_{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2、243页。)}

　　把新税制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给以尖锐的批评，不能不使当事者薄一波等人感到震惊。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个问题，同他正在酝酿成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同他正在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这又是一些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而意见比较多的问题。这样，新税制问题，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将要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六月五日，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五个文件_{③(③关于新税制的五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信；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印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还给这文五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三人。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开始，到八月十三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议程共三项：财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中心是财政问题。

　　一九五三年，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从中央各部门到各个地方，积极性都很高，都想多搞些建设，摊子铺得很大，同国家实际的财力不相适应。而在编制一九五三年财政预算时，把前几年的财政结余三十亿元列入基本建设投资，把建设规模搞得过大，而这三十亿元的财政结余实际上都已由银行借给国营商业部门用作流动资金了，结果财政平衡出现困难。一九五三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较，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而支出却增长百分之四十，产生极大的矛盾。再加上经验不足，在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的财经工作中，主要是税收、商业、财政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次会议，就是要对这几方面工作，听取地方的意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方有意见的、同时也是条件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作出决议。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

　　六月十五日，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这是一个大事情，实际上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途径。这正是毛泽东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后经修改，形成题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

(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

　　(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逐步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_{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1953年6月15日。)}

　　这只是个提纲，没有展开。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则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讲话首先对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包括了过渡时期的起点、时限和总任务。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_{①（①在这以前，毛泽东提过渡的起点是1953年。）}时限，他说：“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总任务，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部分。

　　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接下来，毛泽东分别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批评。

　　他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这是批评“左”的，然后着重批评右的。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接着，就着重批评他认为是右倾表现的三句话。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来写在周恩来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里。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_{②（②指建国三年来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话虽然被删去了，这件事却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_{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支献》2003年第4期。)}

　　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是很谨慎的。比如，他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_{②(②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很强调“逐步过渡”。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_{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支献》2003年第4期。)}

　　毛泽东六月十五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已经考虑成熟。

　　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和批评。会议的其他两项议程，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都没有怎么展开讨论。新税制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会期原定半个月，结果开到八月十三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新税制的问题在哪里?当年陈云曾作过详细说明。他说：

　　“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正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营业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因此，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用轮船、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上标上几个字：‘此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差不多，它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如重庆、西安这些地区的工业，本来是纳两道税，即货物税和出厂营业税，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厂去买，并不需要纳批发营业税，现在加了一道批发营业税，这就给内地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并会刺激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工业的盲目发展。上半年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不合乎国家政策的。"_{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7-199页。)}

　　根据薄一波回忆，会议的头一个月，即从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七月十三日薄一波作第一次检讨以后，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政治帽子，有的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使会议走偏了方向。八月一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作结论，也结束不了。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毛泽东已经发觉，他指出：不能“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他采取“搬兵”的办法，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陈云在会上发言，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同时又明确指出：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_{②(②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53年8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也不赞成把薄一波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陈云和邓小平发言后，会议的气氛改变了，为周恩来作会议结论提供了比较正常的氛围。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月七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他的发言很特别，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却别有用心地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发表过的一些意见，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很明显，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在财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

　　八月十一日，在怀仁堂召开全体大会，周恩来做结论。结论引述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国财经会议的重大成果。

　　这个结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结论在引用总路线的提法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_{①(①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8月。)}

　　关于新税制的错误，毛泽东在修改结论稿时，凡原稿上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把“带路线性”四个字删掉。这个重要修改，涉及对薄一波问题的定性。毛泽东是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的。但是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毛泽东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铅印本。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这个铅印本的封面上。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反复阅读了二中全会决议后才写这个提纲的。他的讲话以二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又进一步发挥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三反”“五反”以后，我们仅仅给了党内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在适当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他说，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

　　他再一次批评新税制。他说，二中全会对利用、限制、改造讲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将从几个方面(指在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引者注)受限制，它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现在是“公私一律平等”，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他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他强调说，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

　　毛泽东在批评新税制、批评薄一波之前，先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

(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  

(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

(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_{①(①这里指旧人民币，折合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为16亿元。)}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结余打入下年的预算。——一波注)，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

(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

(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

(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追忆了毛泽东这段自我批评之后说：“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_{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55、256页。)}

　　毛泽东最后讲到，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他说：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

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

　　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_{①（①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8月12日。）}

　　这实际上是重申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_{②（②指“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1439页。）}的要求。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革命走向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虽然不能与二中全会相比，但就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开始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说，也带有历史转折的性质。在这种时刻，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这些要求，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全国财经会议使全党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毛泽东这样说过：“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_{③（③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11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4页。）}全国财经会议结束以后，各省委立即进行传达，在全党高中级干部中普遍进行了总路线的教育。

　　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开会的前一天，九月七日，毛泽东邀集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工商界中存在的一些疑虑。他特别指出，整个过渡时期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著名代表人物，这个会为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

　　九月八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他说：“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他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_{①（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04一106页。）}

　　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_{①（①周恩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记录，1953年9月11日。）}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过渡时期，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在理论上的突破。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先搞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亦即过渡)的问题。随后，周恩来又分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传达和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

　　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首次提出(仅以现存档案为据)，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时间。总路线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总路线的传达和宣传也有一个逐步扩大范围的过程。中间经过了中共中央的多次会议、全国财经会议、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充分讨论。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稳妥的步骤。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兴起了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毛泽东最初不太满意，看了第七稿才比较满意，并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补。十二月十三日，他写信给主持起草工作的胡乔木说：“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_{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告杨尚昆的信，手稿，1953年12月13日。）}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了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_{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0、701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国革命就转入了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一个新的提法，毛泽东觉得有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因此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话：“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_{①（①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4、695、702页。）}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引者注)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_{②（①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4、695、702页。）}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党内发布以后，一个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推动了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