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十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这时，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①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地得到解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全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向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②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③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一个事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⑥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在讨论中间，他又讲了一些指导性和理论性的意见。
他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⑦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又说：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再论》用上述观点，纵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⑨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⑩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⑤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74、77、78页。
⑧同上书，第80-82页。
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4页。
⑩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①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
这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六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主建国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先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现在不应当再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已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另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在民建中央全会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一致。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②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判断。要把这些判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践经验。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有人习惯地把它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针对上面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③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除了第三点国际问题外，其余六个问题，都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正处》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④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⑤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他说：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所谓对抗消灭了，就是说资产阶级被打倒了，没有敌对阶级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毛泽东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说，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这个公式，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这个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的。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改造他。改造他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毛泽东讲到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时，分别回答了肃反工作究竟是好是坏；合作社究竟有没有优越性；资本家还要不要改造，还有没有两面性。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议论而讲的。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首先肯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很大进步，同时指出：他们中间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回避改造。过去那些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十五分钟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开始讲第八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正处》讲话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那本书里头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处理得不好，那就要发展为对抗，（这时周恩来插话：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没有辩证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他接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
他自问自答地说：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的，孤立的，搞片面性，不加分析。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他说：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他说：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该给予批评。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第十个问题，讲闹事、出乱子的两重性问题。他提出，包括闹事、匈牙利事件等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看法。这是对上一个问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分析，引导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问题。
在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时，他发表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种基本估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搞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帝国主义争殖民地。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矛盾。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目前，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
第十一个问题是关于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西藏问题。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改变面貌的问题，实际上谈的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说：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条。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即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农业刮得太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轻工业和农业。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周恩来插话：没有农业，是重工业比轻工业。）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这是否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快一些？看起来要慢一些，实际上反而要快一些。
这里涉及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⑦
毛泽东讲到这里，已是傍晚时分。大家兴味正浓，讲话却戛然而止。通篇讲话，讲的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谈笑风生，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他在讲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坚定信心，对人民政权的坚强信心，对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以及那种包容百川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随后，二月二十八日整天和三月一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三月一日下午，大会发言。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等十六人。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四十五分钟的总结讲话。有的是对二十七日讲话的补充，有的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讨论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毛泽东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毛泽东过去讲的“两个万岁”，也就是这个意思。）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毛泽东又讲到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他还谈到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并且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讨论中，有人还提出了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⑧
《正处》讲话，是毛泽东对他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比较系统的阐发。但他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从来不认为，讲了一篇话（尽管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发出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会议首先听了《正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没有马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五个座谈会，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发议论。
这实际上是又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调查对象集中在知识界，调查的面相当广泛，也很有特色。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了解到宣传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丰富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认识。
三月七日，晚八时四十分至十二时零五分，在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各省教育厅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参加了座谈会。
毛泽东谈了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