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样，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为后来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8年5月24日。)“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刘少奇的报告，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拥护这个报告。
毛泽东在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五月八日，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第一次讲话。
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卜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8日。）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将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研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为印发这个报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还讲了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插红旗辨风向等问题。
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从南宁会议一路讲下来，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强调，同时严厉地批评使人厌恶的官气。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毛泽东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插红旗、辨风向。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这些话传达下去，使得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又增加了一些“左”的做法，搞得又比较猛，把许多人当作“白旗”来拔，伤了不少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毛泽东还谈到设置对立面的问题，这个思想在党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曾产生过消极影响。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
他说：
“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蓣之末，侵淫豁谷， 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蓣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豁’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豁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蓣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蓣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豁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豁谷’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毛泽东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他用《风赋》来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的变化中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当一种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识别它。这是作为有政治敏感性、有预见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不过，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分析。刚“起于青菝之末”的小风，可以发展成为“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但并不是任何一阵小风都能发展成为那样的大风，即便是可能发展成大风的，当它还处在“青菝之末”的时候，在对待它的做法上，同已经“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也必须有明显区别。如果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识上夸大了它，混淆了两者，那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从五月八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已经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一些代表发言的主题。冶金部门提出，一九五九年钢产量计划一千二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一九六七年七千万吨，一九七二年一亿二千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这些高指标，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批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破除迷信的过程中，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一步一步抬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代表们给予高度评价。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还有几位省区的负责人发言，批判了本地区发生的所谓“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对大会发言很重视，听得很有兴致，几乎每次大会都出席。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总路线和这一系列口号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一步一步地发动“大跃进”的重大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方面，特别是工业，又特别是钢铁和机械。据档案记载，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十九日的二十天内，他先后同主持这些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单独谈话共九次，包括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分管农业)。
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跃进”消息不断报来，毛泽东为之高兴，作了许多批示。
六月六日，王鹤寿报告说，他与林铁(华北协作区主任)商谈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一九五九年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①(①毛泽东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7日。)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报告的计划数又翻了一番，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个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六月七日，冶金工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毛泽东将此件批发给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批示中写道：“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冶金部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六月十一日，农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毛泽东把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将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②(②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农业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二五”计划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十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这个报告使毛泽东“大开眼界”。他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17日。）国家计委的这个计划要点，将赶上美国的时间又提前了五年。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其中谈到粮食“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②（②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毛泽东也批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
六月十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③（③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超英的时间就由十五年改为两年。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万吨。时间是六月十九日，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陈云是这样说的：“六月十九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后来也讲过这件事：“开始是六百万吨，第二本账是七百万吨，第三本账是八百万吨，争取九百万吨。②（②这里是指1959年钢产指标几次变化的数字，即：薄一波1958年的报告中提出的624.8万吨；4月15日国家经委根据各地报来的钢产指标汇总的711万吨。称第二本账；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800万吨到850万吨，称第三本账。）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这个攸关全局的重大指标就这样来确定，显然缺乏科学论证，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隔了仅仅两天，六月二十一日，冶金部党组送来一个报告，说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一九五九年华东地区(不包括山东)钢的生产能力为八百万吨，④（④关于这个情况，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一书中，有一段记述。他说：柯庆施“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6月中旬来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就能达到8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够搞得更多吗?”见该书下卷第725页。）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个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最近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更坚定了钢产量翻番的决心，很快将报告批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及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
谭震林六月二十五日将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报给了毛泽东。总结说，华东闽、浙、苏、皖、上海四省一市今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全国粮食的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当然这又是一个使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毛泽东将这个总结推荐给《红旗》杂志发表了。
从上述毛泽东写的一系列批语来看，他对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高指标，是相信了。这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这里，仿佛又重复了当年农业合作化时的类似情景：毛泽东首先提出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同样对领导工业生产缺乏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加码，纷纷提出比毛泽东更高的指标，又反过来影响毛泽东；根据这些不实的情况，毛泽东再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深信这是能实现的。如此几经往复，所谓“大跃进”的局面也就越来越远离实际，成为主观主义的幻影。
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变化。成都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很快试办了一些千户以上的大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