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据陆定一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其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王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①（①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9日）
毛泽东这些想法，是对未来农村组织形式的一种设想，事实上相当程度地带有他所说的“乌托邦”的色彩。他的这些设想，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人在发言中引用而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六月间便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
毛泽东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六月底七月初，谭震林在郑州召开的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介绍了河南省遂平县崦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个介绍材料，立即要《红旗》杂志社派人调查，总结经验，写成《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这个章程，并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九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七期全文刊登了这个简章。
在这以前，《红旗》杂志在七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四期上，发表了陈伯达在“七一”前夕北京大学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的讲演，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讲演中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谈话，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他还解释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正在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这两项措施逐步明朗化。
这样一来，人民公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就从毛泽东等中央少数领导人对未来农村的一种设想，经过一些地区的试办和毛泽东的肯定，很快变成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方向。
一九五八年八月，进入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前夕，毛泽东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他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亲眼看一看。他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粮食年产翻一番的声音。他总是盯着问：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是毫不含糊的。他看到大片大片的农田里，庄稼长得格外好，心里很高兴。他问干部们：群众对大跃进，愿意不愿意干?高兴不高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高兴。毛泽东所听到和所看到的，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更加充满信心了。
他这次三省视察的重点题目之一是关于并大社、办大社。所到之处，都是鼓励并社、办大社。说社大好办事，可以更好地调动劳动力，可以很好地使用土地，有农业，有工业，有文化，有学校，有戏院。
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六日到八日，视察河南的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棉田、粮田、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①（①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等人汇报。史向生说，他们参观浙江诸暨县农场以后，给各省试办的公社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的名字，后来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九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在这种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等。
毛泽东是八月十六日到北戴河的。这天上午，他还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中午十二时二十分结束，十二时五十分便登上专机飞往北戴河。毛泽东外出是很少乘飞机的，一九五八年却是例外，连到北戴河这样的短距离出行都乘飞机。这一年，全国工农业的生产节奏很快，毛泽东的行动节奏也很快。下午二时到北戴河，三时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这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这时，毛泽东感到一千一百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六月十九日，即毛泽东决定钢产量翻一番的那一天，和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就被有些人称为当时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上的“两个伟大的日子”。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27页。）
八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直疗养院礼堂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话。他集中上一天大家的意见，提出会议准备讨论的十七个问题，包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一九五八年的钢铁铜铝生产问题、一九五九年农业问题、一九五九年水利问题、合作化问题，一九五八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劳动制度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协作问题、深耕问题、民兵问题等。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除个别外，全部是经济问题。
毛泽东说：“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一千一百万吨钢。”关于今年粮食生产和分配，各地报来的情况，毛泽东非常乐观，说今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六千五百亿斤，①（①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是4000亿斤。）即每人平均一千斤，明年人均一千五百斤，后年二千斤。毛泽东问谭震林：“明年你们安排怎样?”谭答：“有的地区是人均二千五百斤，口径不一。”毛泽东对深耕特别有兴趣。他觉得，深耕，可以搞密植，可以多施肥，可以多蓄水，因此他说：“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7日。）
八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当时称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他们是：柯庆施(华东)、李井泉(西南)、陶铸(华南)、林铁(华北)、王任重(华中)、张德生(西北)、欧阳钦(东北)。
毛泽东要求第一书记亲自抓工业。鉴于百分之八十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在工业管理、物资分配等方面又出现了分散和混乱现象，他提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方针。强调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他说“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他强调，所有计划要统统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现在铁也调不出来，钢也调不出来，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钢产量明年二千七百万吨要完成，今年一千一百万吨要保证。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毛泽东最后又回到工业问题、钢铁问题上来，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他说：“钢铁检查小组，每十天要检查一次。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9日。）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计划问题。刘少奇发言，主要讲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①（①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邓小平也发表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发言。他说，现在不是统死不统死的问题，恐怕要统点死，就是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②（②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刘、邓的发言，都是为了保证全国重点项目，特别是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他说：“保证重点，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到三千万吨钢，三十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③（③这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于1958年8月25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他要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
毛泽东对能否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总是担心。这不可能不担心。到七月底为止，全国钢产量累计起来才三百八十万吨，而到年底只有一百五十三天，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生产七百万吨钢，谈何容易。但毛泽东当时还是有信心的。靠什么呢?用他的话说，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民更是和我们一条心。”
毛泽东再一次地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他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在各类社会人群中，毛泽东比较关心又比较担心的是干部子弟。认为他们有优越感，脱离群众，担心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他们包括他本人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让他们多接触群众，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
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同时又提出，不要马上废除工资制度，将来再取消。他说：“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他认为供给制比较平等，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
根据毛泽东这个提议，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机关中，开始酝酿恢复供给制，有的地方并已开始实行。但由于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困难，没有搞成，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却相当普遍地实行了。
毛泽东上述讲话，反映了他的一种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二十多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实际生活的经历，它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这中间，有合理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特别是对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平等作了绝对化的理解，走上绝对平均主义，就变成消极的东西，严重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因为同军队领导人研究我国领海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出席这两天的会议。二十二日会议讨论钢铁问题。陈云传达了二十日毛泽东听取关于钢铁生产问题汇报时作出的八条指示。毛泽东批评了前一段偏重于搞计划，忽视了搞生产；强调原材料调拨和生产要服从国家计划，要有纪律；提出开一个工业书记会议。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22日。）二十三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刘少奇说：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社的规模大小、社的发展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勉强，不要强迫命令。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应该是很自然的，就是全民所有制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示有三个条件，即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大为提高、教育普及和提高，由此消灭三大差别。在这次会上，柯庆施率先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不少人赞成。刘少奇表示：“吃饭不要钱，今天不作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他强调，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内容，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8年8月23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8月23日。）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一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这时，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经毛泽东审阅后交会议讨论。关于吃饭不要钱，毛泽东也表明了态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4日。）由于毛、刘的明确表态，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提这件事。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同时又说，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毛泽东为这个决议加写了一段话，是整个决议的灵魂和理论指导，全文如下：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49、450页。）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全党办工业问题。出席工业书记会议的全体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以欣喜的心情谈到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一个决议。”
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人民公社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新事情。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有个同志(指柯庆施。——引者注)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要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
他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看来，毛泽东对他写在决议上的这句话，心里并不那么踏实。这句话在公社化运动中造成很大危害，急于过渡，大刮“共产风”，同这句话有很大关系。后来他很后悔，并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毛泽东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他想，既然粮食几倍、十几倍地增长，粮食多得都使人发愁，那末，还要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呢?所以，他提出一个设想，拿出三分之一的耕地植树、种草，真正实现绿化。他说：“现在中国刚刚建设，我们要想到怎样建设得更合理，更好一些。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规划一下，搞得很美，是园林化。”毛泽东的这个愿望看似很美好，但却是建立在浮夸虚报所造成的假象的基础上，只能流于空想。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毛泽东说：“有一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这时，刘少奇插话说：“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
可能由于长期指挥作战的缘故，毛泽东在指导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常常采用类似用兵作战的方法，使用一些军事术语。他说：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又着重讲了抓工业的问题。他说：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工农商学兵什么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要第一书记来抓。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从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关于生产计划，毛泽东主张有“死”有“活”，全国一盘棋，一个计划，分级管理，有重点，有枝叶。．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产任务，这是“死”的，一吨也不能少。明年二千五百万吨是“死”的，如果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二百万吨归地方自由支配，就是“活”的。
毛泽东在会上推荐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8，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要求公开出版，广为传播。他说，这本书，第一，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二，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验。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
历时十四天的北戴河会议，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完成了各项任务而结束了。这次会议一共通过了四十个文件。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①（①原定为1100万吨，根据薄一波的建议，在发表会议公报时改为1070万吨，正好是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的两倍。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31、732页。）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O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标作为党中央的正式决定来公布，给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
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75页。）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个举动。满山遍野的小土高炉，一到夜晚，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火光。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引起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破坏了大量林木，大批劳动力从农业战线上调出来炼钢铁，严重影响了农业收获，搞得丰产不丰收。这些代价太昂贵了。
与此同时，在全国农村立即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先做试点的范围，突破了他关于明年春天实现公社化的规划，他和刘少奇再三讲的暂不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意见也不算数了。其来势之迅猛，远远超过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九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二万三千多个公社，平均每社近四千八百户，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同时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
“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合起来被称为“三面红旗”。
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些，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大跃进”中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当他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富于浪漫色彩的瑰丽诗句，不仅是对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奇迹的赞叹，不仅是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无限感慨，也是对“大跃进”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的颂扬。
毛泽东深知抓住时机的极端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国驻外使节谈话记录，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对于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中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决定的因素。第二，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形成了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由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从主观条件来说，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够适应“大跃进”，并能够保证“大跃进”不出大的乱子。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很满意，认为发展速度太慢，决心另辟蹊径，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八年的实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还很不足。别人的经验不愿意照搬，自己的经验又很缺乏，这样就很容易把过去领导革命的一些成功经验移用到经济建设中来。用群众运动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搞经济建设，就是突出的例子。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中，他背离了这些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策，片面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很多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调查研究不是没有，但大多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或是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中得到很多并不真实的和虚假的东西。而这些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从上面(包括毛泽东本人)用行政力量压出来的。根据这些来决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多么危险!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地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过去那样讲实事求是，从思想路线上偏离了正确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以后二十年的曲折道路，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
“大跃进”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凭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可以快一些，也应当快一些。但是由于要求过急，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无法实现的工作任务，而且把是否实现这些高指标和工作任务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样，就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坏作风的滋长。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被抛弃了。主观愿望代替了科学论证。所谓“破除迷信”连科学的东西也破除了。以“一0七0”的钢产量指标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指标，牵动了全局，一压下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完全打乱，许多正确的政策规定也成为一纸空文。
毛泽东曾经谆谆教导党内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面前，他自己却骄傲起来了。他常说：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没有想到；农业合作化完成得那么快，他没有想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那么顺利那么快，他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原来以为十分困难的任务，都一个一个顺利地实现了，在他看来，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由于他过分地自信，由于听到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就逐渐地难以再听不同意见了，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深刻总结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不可抹煞，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对此，邓小平在过了二十多年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刷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308、309贝。）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正地作出如下论断：“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l司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②（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8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