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吃了高指标的苦头，毛泽东对八大定的计划指标，颇有些留恋，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这次讲话，压了水利建设的指标、开荒的指标、土铁路的指标；对粮食指标，心里还不踏实；但对钢产指标，不但没有压缩，而且还要求一九六0年无论如何要超过一千八百万吨，希望搞到二千万吨。毛泽东确实想留有余地，但实际上即使按照当时留有余地的要求作出来的计划，仍然是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这个讲话，强调把产品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这是毛泽东在指导工业生产方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在高指标的硬任务下面，这个要求在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这个讲话，提出大后方的问题，包括全国的、各大区的以及各省的。这可以看作是后来提出三线建设布局的先声。
这个讲话，从回顾中国共产党近四十年的历史，说明总结经验的重要性，并开始考虑如何总结建国以来十年的经验问题。
按照这个讲话的思路，毛泽东的认识在继续深化。
十二月三日起，杭州会议讨论国际问题。这天凌晨三时，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①
十二月四日晚，毛泽东专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没有正式记录，但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份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他接着写道：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②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③
这个提纲，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历数了中共同苏共之间，特别是自一九五六年起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中苏之间的分歧，后来继续扩大，演变成为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以至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但此时毛泽东仍认为这些分歧，这些不团结，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十月二日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也反复指明了这一点）；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如何发展没有说死，还要看。毛泽东对全世界的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全世界而言，“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就中国而言，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这个提纲，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基本估计，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具有长远和战略意义的。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国际，特别是国际共运方面。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一段特殊的读书生活。
人们熟知，毛泽东酷爱读书，读书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成为他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革命家当中，像他那样酷爱读书，读过那样多的书的，恐怕不多。他曾说过（那是一九三九年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日”。④毛泽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直到一九七六年病危的时候，也没有中止读书。他最后读书的时间，有记录可查，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晨，也就是临终前一天的五时五十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读了七分钟。⑤毛泽东离开人世间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读书生活结束的那一刻。
毛泽东这一次集中时间所读的书，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0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鉴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发生一些问题，干部中存在一些混乱思想，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以后又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他自己带头来读。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邓力群有一个比较详细回忆：
“这一年（指一九五九年。——引者注）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计划读的部分是下册。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时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苏州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为了不误读书，我们又乘夜车于星期一早晨赶回来。
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我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了丁家山读书，从下午六时读至十时，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同志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和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我被分到朱德、邓小平同志所在的组。我问：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传达。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记录详详细细地做了传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三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主席读书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主席读书的谈话记录和我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我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们随毛主席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同志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毛泽东读这本教科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且从中国的经验同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一些问题。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独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说这次读书采取了“跟着书走”的方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读教科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读；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这次读书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观点。但又因为有了“大跃进”之后纠“左”的一段经历，因而同发动“大跃进”时又有所不同。
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始终贯穿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之中。他说：“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批评教科书没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说明量变中就有部分质变的道理。部分质变论，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但经他重新提起并加以发挥，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不仅有哲学意义，还有实践意义。就像他所说的：“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关于如何认识事物规律的问题，毛泽东说：“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批评这本教科书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他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里，他为人们指出了一个研究和认识规律的基本方法。
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在于，在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指导社会实践的时候，不能以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如果这样理解，这样去做，就会出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要根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人们接受的程度。归根到底，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是毛泽东特别感兴趣、也是谈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也不奇怪。从“大跃进”以来，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认为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长期并存，否则“就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他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这些观点，仍然反映了毛泽东急于过渡的心态。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当时那种急于过渡的情况，作过一些纠正。庐山会议反右以后，又有明显的反复。他是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是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为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另一个是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角度，认为在小合作社的基础上，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必须从小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毛泽东在谈话中，以喜悦的心情，说到一些地方已经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从社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应当说，毛泽东在称道一些“过渡”典型时，不是一点戒心也没有。什么戒心呢？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的深刻教训，他是记在心里的。他既希望早一点过渡，又怕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度刮起。他看到浙江的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他说：“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他反复叮嘱：“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尽管有这些话，但毛泽东对这种“过渡”的称道一传达，事实上就助长了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想。
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他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形成了他的一个思想特点，并且用于指导实践。读教科书时，又反复讲这个问题。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是：对领导人员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他还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和尊重，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
价值规律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进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价值规律和计划需要割裂和对立了起来。他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用“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来说明和解释“大跃进”的合理性，是不能说服人的，也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大跃进”之所以受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违反了价值规律。
关于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是教科书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很不满意教科书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他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说：“教科书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是也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人个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人们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种主要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对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个人利益有所忽略。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教科书的批评，并不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的和发达的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这是一个科学的创见，也可以被认为是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受到的启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干部曾一度认为，用不了多长时间，甚至是很快，社会主义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践打破了这种空想。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便提出这个论断。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来的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最早见之于周恩来一九五四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法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决议采用了毛泽东的提法。这个提法有一个优点，它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仅对发展生产力，而且对发展文化都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没有提国防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可归入工业，因而可不单独列出。）这次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对“四个现代化”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直沿用了下来。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也谈了一些意见，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来。”“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这些意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看法。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接着他说：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0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0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一部分，远远不能涵盖谈话的全部内容。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其中有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读教科书期间，一九六0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应与会代表的普遍要求，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内容，分别在会议的各小组会上进行了传达。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六0年一月七日开始，十七日结束。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这次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准备的，首先要把一九六0年的计划指标确定下来。会议的第一天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会议集中讨论的是计划问题和国际问题，还议了一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是一月四日晚上从杭州乘专列于次日凌晨到达上海的。十七日闭会那天，发表讲话，主要讲形势问题。
他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他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在讲到国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这次整风反右比历史上哪一次都要深刻。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包括了富裕中农中间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他对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而又很自信。他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除了杭州会议上讲的那些内容以外，他还对赫鲁晓夫访美一事作出这样一个评价：一方面是好的，跟西方国家讲好，我们公开支持这一点；另一方面是不好的，就是擦粉，讲话失去分寸。西方国家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但是他们比较有原则，有分寸。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还是着重讲团结，说这是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所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赫鲁晓夫虽然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团结，估计到是可以团结的。同时他又说：“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邓小平插话说：“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这次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一九六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0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0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上海会议结束后，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二十七日到广州，在这里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六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样由毛泽东亲自动手作编辑工作，而是在别人编好之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他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中共发言人的谈话。
《毛选》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毛选》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将在长时间内保持它的生命力。
三月八日，是审读的最后一天，在毛泽东的住处广州小岛宾馆进行。除康、胡、田三人，参加《毛选》第四卷工作的其他人也都参加了。开始有的同志还有点拘谨，经毛泽东一番轻松的谈话，紧张气氛顿时消除，觉得很舒坦、愉快。
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日，毛泽东又审读了《毛选》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在题解和注释中，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怀。彭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编《毛选》第四卷之时，正值庐山会议批彭反右之后，彭德怀的名字和他的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里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为此，田家英专门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明确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这是对待历史问题的一种郑重态度。这一卷军事方面的注释比较多，涉及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部队等，所以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挂帅，请三位元帅、五位大将参加了注释工作。
《毛选》第四卷于一九六0年九月出版，随即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热潮。至此，作为毛泽东思想最集中的代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全部完成。
①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的信，手稿，1959年12月3日。
②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有利于敌人。”
③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手稿，1959年12月。
④毛泽东在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的演讲，1939年1月28日。引文中的“三百五十九日”，是按中国农历算的。
⑤毛泽东病历，1976年9月。
⑥应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
⑦《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后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⑧以上均引自《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记录，1960年1月17日。
⑩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