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他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他写道：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关于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他是这样写的：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7月版，第292、293页。）
这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理想。他特别看重干部要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一)形势问题。着重说明整个农村的形势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列举九个方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所列举的这些事实中包括：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法统治的活动；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其中引用了湖南省委报告中的一段话：“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五)依靠谁的问题。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在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强调一定要分步骤，一定要经过试点。(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以上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决定草案附了经毛泽东批转过的二十个材料。
这几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并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他写道：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他分析了人的认识形成的两个过程、两个飞跃。首先是无数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0、321页。）
这个“前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发，较之《实践论》，更为简洁概括、通俗易懂。其中说到认识上的第二个飞跃比认识上的第一个飞跃“更伟大”，实际上就是突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毛泽东切身的经验之谈。“前言”写作的直接动因是读了二十个材料和起草决定草案，但他所抽象出来的哲学思想，则远远超越了这些材料和决定草案的范围，形成了一个科学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这篇文字写作的由来，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有个回忆。
他说：
“一九六一年年底，有一天我到主席办公室。毛主席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什么叫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对主席提出的问题，我一时答不上来。主席笑了笑说：这样简单的问题，有些人并不懂得。他对我解释说，人的正确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本来就有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毛主席告诉我，他正考虑在他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情况，再写一篇哲学著作。……现在搞社会主义，这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想使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这里有很多条件，就像你们游泳也有个规律，也要有条件一样。……学游泳必然要喝几口水，只有喝上几口水，才能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搞社会主义也是这个道理。接着毛主席又意味深长地说：人们常说，
‘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①（①张仙朋《为了人民……》，见《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
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总结建国以来主要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毛泽东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想从认识论的哲学高度加以总结。当时，他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讲述这个问题，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但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他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有自由的活动。可见这个“前言”是酝酿已久的。
毛泽东对决定草案的第十条也加写了一段话，强调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要性，提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10日。）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一跑。他对在座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说：你们明天可以把草案带回去，每个省也可以发一份。开会的方法，可以先发材料，要先看这二十个材料，看个三天五天，议一天，引起议论。不要使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接着，大家对决定草案进行讨论。
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说，小平同志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
周恩来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关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关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曾作过专门分析。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①（①毛泽东听取薄一波、谭震林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重视生产斗争，但他更重视阶级斗争。他认为，不搞阶级斗争，人们的精神面貌振奋不起来，还是搞不好生产。多少年来，他形成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抓革命，来振奋人们的精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推动生产的发展。这就是他常说的“抓革命，促生产”。
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在前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这主要是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这一次谈话又强调了另一面，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1日。）
决定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2日。）
杭州会议结束了。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