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①（①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①（①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②（②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①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他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①（①毛泽东对解放军报总编室《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109号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20日。）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①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①（①《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①（①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泽东给林彪、周恩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
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既然要“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那就对群众运动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了。
几天后，中共中央从十月九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他在周恩来关于会期的请示报告上批道：“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7日。）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结束。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他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奢、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①（①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他所说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门便成了一大片。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②（②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①（①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