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