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