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①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⑥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⑨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⑩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①铁瑛：《难忘的1975年》。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51页。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③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④毛泽东在圈阅印发他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后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同年2月28日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⑤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7页。
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⑩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⑧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