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从十九日下午开始，会议连续三天听取了陈毅关于日本投降以来华东地区和华东野战军的各方面情况、中原战场当前形势的汇报。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把他们从自己的卧榻之旁赶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前进指挥所，调集三十三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三军在三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三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二、三、四三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他们还设想以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力量向东。“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二十七日，又以毛泽东、陈毅两人的名义，就山东兵团的使用问题提出两个方案，要求华东局研究提出意见。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泽东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泽东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一九四八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设想虽然提出了，但对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毛泽东下决心是十分慎重的。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前一个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向粟裕发出第二份电报。这是一份限少数领导人“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的绝密电报。电报中说：关于由你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研究有三个方案，即：一，休整半月后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个月在中原地区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休整一个月再渡江；三，按原议先在中原作战，于一九四八年秋季再行渡江。在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三个方案各自的利弊后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毛泽东希望粟裕“熟筹见复”。⑨
毛泽东还同陈毅研究了准备成立东南分局，由粟裕任书记，叶飞、金明任副书记；准备组成东南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邓子恢任副政委。
给粟裕电报发出后第三天，一月三十一日，粟裕发来他同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研究后的回电，就一、四、六纵队的渡江时间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三个纵队先北开陇海铁路附近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即可出动；二是三个纵队仍先参加中原作战，三月中旬开始休整，五月中旬出动南下。“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回电中，粟裕还就渡江路线、渡江后留在中原各部队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复电粟裕，表示完全同意他提出的第一方案，在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⑩
一个重大的行动计划决定下来了。
但是，一九四八年春季，中原战局出现了重要变化。
第一，由于刘邓军实行了集结和分遣相结合的灵活战略，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陈谢部的积极作战，不但基本上粉碎了白崇禧对大别山区的围攻，而且开辟了桐柏、江汉和沙河淮河之间的三个新解放区，拦腰切断了中原地区两条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攻克中原重镇洛阳，中原战局已逐步走向稳定。
第二，中原三军成功地保持了从豫北经过鲁西南、豫皖苏区通往大别山区和由晋南进入豫西、陕南这两条重要通道，使晋冀鲁豫解放区一部分军需物资和三万新兵得以补充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过程中损耗较大的刘邓军，使他们的战斗力逐步恢复，也保障了中原各军在此后的作战中能得到后方的支援。
第三，中原新解放区经过半年经营，特别是纠正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中某些“左”的偏向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新区开始得到巩固。
第四，解放军一部分主力进入中原并吸引国民党军部分主力回援后，坚持在内线的解放军乘机相继发动攻势，取得重大战果，尤其是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两个整编师近三万人，迫使胡宗南从中原战区抽调一个兵团回援西安；同时，由于苏北兵团的积极作战，也吸引了部分国民党军队从大别山东麓调往苏中地区，从而相应地减弱了他们在中原战区的兵力。
总之，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逐步具备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中原战局的这些变化，引起执行跃进闽浙赣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粟裕的反复思考。
四十一岁的粟裕，在当时各战略区领导人中，是一位身经百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年轻将领。他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率一、四、六纵队从平汉铁路东侧的临颍地区北上，到达濮阳地区，准备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同时，派出先遣小分队到预定渡江的地段先期侦察，并密切注视着不断变化中的中原战局。以往的作战经历使他熟知苏浙皖赣地区的地形条件，这种河流文错、稻田密布的水网地区对装备较重的第一、四、六纵队的机动作战很不利。同时，也考虑到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而且在补给和伤病员安插上也有许多困难。他回忆起一九三四年红军抗日先遣队在皖浙赣边地区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他还具体地分析了中原战区国民党军各部队的具体情况，认为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第五军、第十八军和桂系主力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这样，中原战局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呈现僵持局面，而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数学的竞赛。粟裕算了一笔细帐，认为解放军三个纵队进入江南后，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作战，减员必大又无法得到补充；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这对打开中原战局将更为有利。⑾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想。尽管构想有充足的根据，但他深知对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建议的，尤其是在当时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情况下。因此在濮阳休整期间，他先向刚从中央回来的陈毅作了汇报。征得陈毅同意后，他又在四月十六日致电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构想。两天后，四月十八日，他才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粟裕的这份电报长达三千字。在电报中，粟裕首先充分肯定去年七、八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取得的极大胜利，接着，详细地分析了华野三个纵队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南下，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仗。他认为，组成“三线武装（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粟裕是谨慎的，深知自己这个建议的分量。因此，在电报结束时写道：“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刚到城南庄只有一个星期的毛泽东，看到了粟裕的电报，也看到了刘邓在同一天发来的电报。刘邓的电报表示，在粟部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和渡江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自以“迟出几个月为好”。这样，粟部可以“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看到这两份电报后，毛泽东立刻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作研究。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起，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中，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五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印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⑿
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
城南庄决策，为中原会战擂响了战鼓！
五月三十日，粟裕率领一、四、六纵及两广纵队（相等于一个师）、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同中原野战军（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第十一纵队会合。六月三日，第三、第八纵队在陈士榘、唐亮指挥下从漯河地区东越黄泛区，前来会合。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一举攻克中原名城、河南省会开封，歼灭守军约四万人。接着，又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乘胜发起睢杞战役，在中原野战军主力策应下，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区寿年兵团主力和黄百韬兵团一部五万四千多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开封、睢杞这两个战役，通常合称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九万多人，是继东北冬季攻势以后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战役。
豫东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老解放区和中原新解放区的支援，已经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解决中原问题。七月十一日，毛泽东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贺电，指出：这个战役的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明确地告诉中原局和粟陈唐：“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并且斩钉截铁地写道：“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⒀
在豫东战役前后，其他几个重要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通盘筹划下展开的强大攻势作战，也相继取得重大胜利。
在华东战场，为了配合豫东作战，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山东兵团在济南和徐州之间进行了历时五十天的津浦铁路中段战役，全歼整编第十二军等部六万多人，完全孤立了由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据守的山东省会济南。韦国清、陈丕显、吉洛（姬鹏飞）指挥苏北兵团在苏北北部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完全打通了苏北同山东的联系。
在晋中战场，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起了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歼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约十万人，完全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城。
在中原战场，中原野战军在七月二日至十六日发起襄樊战役，攻克襄阳、樊城，歼灭国民党军二万人，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在华北北部战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下，先后在保定以北和冀东地区发动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四千人，使河北省会保定陷于孤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夏季作战的巨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的战局。这五个作战方向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被合称为“五路大捷”。新华社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祝五路大捷》的社论指出：“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敌人在黄河以北，除了平绥、平锦两条铁路及在这两条路上的城镇外，只有沈阳、长春、承德、保定、太原、安阳、新乡、焦作等稀稀落落的几个据点了。”在黄河以南，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超过了战前规模，其余各解放区都在发展或恢复之中。中原战场上的形势，早已不利于蒋介石。“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夺取了敌人成千门的大炮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强大威力的人民的炮兵，从此，人民解放军不独在运动的野战中是无敌的，就是在阵地战中也是无敌的了。一年来我们攻克了石家庄、运城、临汾、宝鸡、潍县、兖州、洛阳、开封、襄阳、辽阳、鞍山、四平街等坚固的设防地带与设防城市，这就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特别是攻坚战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⒁
①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29页。
② 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页。
③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解放社1949年6月版，第82、84、88、89、91页。
④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许谭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1948年4月10日。
⑤ 《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⑥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1948年5月3日。
⑦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77、678、679页。
⑧ 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⑨ 中央军委致粟裕电，1948年1月27日。
⑩ 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电，1948年2月1日。
⑾《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37—541页。
⑿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华东局电，1948年5月5日。
⒀中共中央致中原局，并告粟陈唐电，1948年7月13日。
⒁《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7、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