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变得迟钝起来，遇事主观。他高声地对来访者评头品足:“都很年轻嘛!”“那么高啊!”“她准有七十多岁了!”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1964年，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泽东盯着他，平静地问道:“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道:“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在写自己的书信时，末尾大都注有“凌晨四点”“凌晨六点”等字样，这说明他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和他的很多同事不同，毛泽东喜欢读书。就是当着来访者的面，他有时也会翻出一本诗集或一本字典，以用来说明或验证论点。
“解剖麻雀”，是毛泽东最乐于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的麻雀和外国的麻雀都是如此。”他觉得，研究细小事情有利于解决重大问题。
毛泽东很少谈及政策，而哲学与工作方法是他最愿涉及的主题。
毛泽东不太擅长或者说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在60年代他索性不讲了。和普通人交谈的日子已经过去，他越来越把自己陷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
在家中聚会时，他的话题更是经常涉及自身经历。他谈论自己的早年生活，谈论自己的家庭成员，这在中国领导人中不多见。他是要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榜样叫别人去效仿。
毛泽东告诫一位年轻的来访者，当兵半年就够了。他没有提及1911年他在长沙也只当了半年兵。他用最欣赏的哲学原则对自己作了尖锐的解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自己也可以一分为二。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然而)我又信神。”
谈及他的婚姻时，毛泽东似乎确也一分为二。1962年，他长沙的妻子杨开慧的母亲去世了。他给杨家写了一封信，就像一个女婿履行应尽的职责一样。他写道:“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令人吃惊的是，他于再婚20多年后，竟然讲出下面一句话:“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当谈及遥远的未来时，有人发现他极富挑战性，有人只觉得离奇。他在1964年的一次会议上自言自语道:“一万年以后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毛泽东引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诗句作为结束语(姮娥不嫁谁留?)。
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次情况汇报会上说:“请问，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吗?”
或许有人会同意他接着提出的看法:“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有哪一个大国曾被一个制定政策脱离社会现实基础，沉迷于永恒事物，而且具有猴性精灵的人统治过呢?
毛泽东蓦然找到了一种方法，它既能解释中国过去的倒退，又能解释从根本上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力量。历史能前进，也能倒退。在过去的岁月中，难道他没能有效地抵制新生资产阶级吗?事实上，早在1962年他就开始为这一惊人之论埋下伏笔。
多年来，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持一种微妙的，用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是十分温和的观点。他坚持不能混淆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延安时，他就指责28个布尔什维克不应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
在50年代，他还不愿把持不同政见者列为“阶级敌人”。反对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时，他也没有把高岗标为阶级敌人。到1957年10月前后，毛泽东还一度有过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进一步巩固，阶级斗争将逐步消亡。
一切都随彭德怀事件的发生而改变了。毛泽东修改了他关于阶级斗争的定义。他开始到处滥用“阶级”这个词。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重提阶级斗争。
“划清阶级界限是为了清除坏分子。”这句话可能是1964年说的，毛泽东这时正处在偏离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关健时刻。清除坏分子这一政治使命使划清阶级界限成了附属物。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了。
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使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中整个地成了另外一个人。
不久，他就开始根据人的态度来划分阶级界限，“重要的是区分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本人的表现，重在表现”。
毛泽东常说的95%的干部是好的被说成是一个阶级分析的观点，尽管它只不过是一个算术问题。可笑的是，派别也被说成是一个阶级的一翼，据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所有的好党员都死了，”他抱怨道，“只剩下一帮牛鬼蛇神。”毛泽东将又一块学说基石置于他所喜好的违反常理的思想大厦建筑底下：国内新产生的敌人与国外的新敌人勾结在一起。
“修正主义”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在莫斯科的继承人下的定义。
“右倾机会主义”是针对彭德怀而言的。毛泽东认为，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看来，给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个名字，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更好。”
把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联系起来始于1964年。毛泽东在一则批注中写道:“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
他的这一新思想像一团古怪而又致命的迷雾笼罩着北京的政治舞台。毛泽东的同事们被他的阶级斗争激化论震惊。但如果这仅仅是提法问题，人们尚可听之任之。
1962年秋，毛泽东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一区分至关重要，但令人恼怒、捉摸不透。没有人感到有必要弄清它的确切含义。
毛泽东在1963年填的一首词完全是他情绪的最新透视。*
这首词原是与一位在政府中任职的知识分子的唱和，同时反映了毛泽东内心中对他的同事及对莫斯科的感受和评估。*《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他感到他的敌人只不过是一群苍蝇。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他要尽快摆脱这种境地，上苍会不会助他一臂之力以完成这一使命呢?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在西方得到的材料，刘少奇的名字被略去了，但是，毛泽东这时指的是刘少奇，可以说这是不存在什么疑问的。
一天，毛泽东把他的侄子叫来谈话，“看来你好像是属于左派，”毛远新当时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什么叫先进你知道吗?”毛泽东继续说，并讲出了它的定义，“先进就是要作落后人的工作”。这是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自我形象的总结。
毛泽东觉得大多数同事都已落伍，他必须替他们承担工作，扭转某些方面，以保证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
毛泽东简明扼要地指出:“我们必须严格纪律，必须有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谁呢?就是刘少奇。我是他的附臣。”毛泽东这话是发自心底吗?如果是真心话，他这个“附臣”比“皇帝”的权力还大；如果不是真心话，那么当时毛泽东已看到刘少奇的威信在逐渐地超过他。
毛泽东又抖擞起精神来，或许他还没有控制整个航船，但他是一个在甲板下面的积极活动者。这年仲夏，他畅游了十三陵水库，似乎很得意。
这位怀疑一切的圣人正在祈求一个使全民族再生的节日。这位久待在阴影中的人物将以半人半神的形象登上政坛。这位喜欢用永恒的思索来迷惑来访者的领袖，正在考虑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手腕，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三大强国之列。这位愠怒的政治家看到刘少奇正在成为秦始皇式的政治强人时，准备马上把他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1964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毛泽东会见代表（中为陈永贵，右为钱学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