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第36期上发表了《省宪法与赵恒惕》一文，历数湖南省长赵恒惕两年以来戴着省宪法的假面具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8月间，毛泽东惊闻陈子博在长沙牺牲了，心情非常沉痛。
陈子博是在组织工人罢工时孤身一人用炸弹去炸赵恒惕，未果。他在全城戒严时躲入粪池，不幸中毒牺牲。文化书社为革命烈士开了3天的追悼会，“各方送哀挽联300余副”。
毛泽东也忍悲含泪为老战友、老党员撰写了一副挽联：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8月29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第38期上发表了《英国人与梁如浩》和《论纸烟税》两篇短文。前者揭露北京政府督办梁如浩丧权辱国同英国人签订“续租”、“水租”威海卫草约，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后者揭露北京政府屈从于英美两国的压力，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他在该文的结尾部分写道：
“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4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往上海，中央局设在闸北三曾里。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夫妇，还有罗章龙，一同住在中央局机关里。
毛泽东为促进第一次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经常通宵达旦审阅和起草党内各种文稿，同时还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全国各阶层各界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心协力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他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写道：
“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消息。”“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来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
毛泽东在文章的末尾呼吁道：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祖国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我们不可再懈怠！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9月1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了长沙。他这次长沙之行，是接受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职务的林伯渠委托，为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以国民党筹备员名义专程到长沙指导湘区委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工作的。
毛泽东一忙完公务，便回到家中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久别重逢，杨开慧却没有了往日的热情，跟丈夫没说上几句话，扭头做家务去了。
原来，毛泽东这一年来为革命日夜奔波，很少顾及妻儿老小。杨开慧不禁满腹愁绪，几次写信向毛泽东细诉苦衷，希望能和他比翼齐飞，到上海和他一起工作，同时也希望他今后能抽出点时间帮助照料家庭。毛泽东并不理解妻子的心，他在回信中说：
“大都会生活费用大，我自己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你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来得方便。”
毛泽东又抄录了唐朝元稹一首诗《菟丝》，赠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他是想借此劝告杨开慧要自强，不可太依赖丈夫。他在另一封信中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性格孤傲的杨开慧看了丈夫的来信，大失所望，又感到无比的委屈，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甚至一度赌气不再给毛泽东写信了。
毛泽东见杨开慧如此冷淡，也不知道是咋回事，还以为她是为家务所累，没有情趣，也不以为意，兀自忙他自己的工作。
9月27日，毛泽东同夏曦商谈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问题。
9月28日，毛泽东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写了一封信（原件现存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环龙路档案号：04469）。他在信中写道：
伯渠、素民二位同志：
弟16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指赵恒惕——笔者注）于23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军（谭延闿率领的南方革命军——笔者注）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张福来击败赵恒惕的湘军，最后双方为了各自利益，停战议和——笔者注），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关于本党（国民党——笔者注）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曦同志（夏曦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曦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苏中（即徐苏中，时任中国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笔者注）二同志来信并《通信》4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2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
弟 泽东 9月28号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1923年10月初，在毛泽东推动下，中国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
10月间，毛泽覃在水口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毛泽东调回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
1923年深秋，毛泽东来到衡阳，夏曦向他汇报了湖南省立三师在春夏间爆发的轰动全省的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学潮情况。
夏曦召集三师百余名党团员及积极分子开会，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肯定了学潮的成绩，同时也总结了学潮的缺点，就是没有团结大多数同学和教师把顽固势力孤立起来。他希望党团员要多看进步书籍，要深入群众，要注意斗争策略。他还要求党团员回乡发动农民革命。
毛泽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了三哥的教诲。
兄妹二人在衡阳重逢，自然都十分高兴。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小妹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情况。
前边已经讲过，毛泽建是在毛泽东安排下来到夏明翰家里，由夏明翰指导复习功课的。这年秋期，她改名为毛达湘，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此时的三师，学生入校除交一些学杂费外，伙食费全由学校包起来。学校各种设施齐备，图书馆藏书3万余册。更重要的是三师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还招收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可谓是人才荟萃，的确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场所。
毛泽建进入三师后便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如醉如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自修室里，她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里，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除了紧张的学习之外，她还担任着三师学生党支部书记和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两个重要职务，积极地开展着革命工作。在党内，她教育党员要选择思想进步、家境贫苦、勤俭好学的同学做朋友，借机启发她们仇恨旧社会，激发其革命热情，并及时吸收一些积极分子入党，以壮大党的组织。在同学中，她把自己平日喜欢阅读的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呐喊》等介绍给大家，鼓励她们阅读这些书刊。她还先后发起组织了“旅衡同学会”、“品学励进会”等组织，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新思想，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夫权，反对纳妾。
毛泽东了解了小妹的学习、工作情况，非常高兴，说：
“你小小年纪，就做了这么多大事，了不起啊！”
毛泽建谦虚地说：
“这里还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我真担心做不好。”
毛泽东勉励她说：
“只要你努力学习，能团结同学和进步力量，依靠群众，什么事都可以做成。”
1923年11月间，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为由，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新时代》在出了第4期后，亦被迫停办。
湖南自修大学自创办以来，历时2年零3个月，培养了来自湖南34个县和其它省4个县的200多名革命知识青年，为他们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和政治基础，其中的优秀分子由教员介绍入党、入团，许多人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分子和著名革命家，如夏明翰、郭亮、蒋先云、黄静源、贺尔康、柳直荀等等，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11月20日，湘区委书记李维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领导自修大学和附属补习学校的部分教职员，重新成立了湘江中学。大家公推毛泽东为名誉校董，先后参加校董会的有何叔衡、李维汉、罗宗翰、易礼容、姜梦周、夏明翰、夏曦、陈章甫、曹典琦、廖锡瑞、熊亨翰、熊瑾玎、谢觉哉、王凌波、华鄂阳、李六如、庞人侃、董维健、邱维震、邓寿荃、易培基、仇鳌等人。
原补习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转入了湘江中学。学校设置初中班1个，学制3年；补习班2个，学制2年。
湘江中学是以私立学校面目出现的，为防备赵恒惕再加摧残，校董会推举“不着色彩”、“长于交际”、与共产党关系极为融洽的罗宗翰任校长。后来在1924年夏时势有了好转，由于罗宗翰担负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工作，校长一职便先后由中共湘区委员易礼容、何叔衡担任。1927年1月19日，校董会作出决议，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推定何叔衡、夏曦、徐特立为行政委员会委员，姜梦周、董维键、易培基为经济委员会委员，隶属于校董会领导。1月21日，行政委员会决定设行政委员会主席，由何叔衡担任，下设教务、党务、事务员，分别由廖锡瑞、曹典琦、姜梦周担任。1927年春，湖南农村大革命急需派一大批干部去指导，而湘江中学的300余名师生正是得力的农运干部，湘区委认为湘江中学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便决定把师生们全部派下去。3月19日，全校师生举行同乐会，宣告学校正式收束。何叔衡向师生们致临别赠言，他说：湖南自修大学、附属补习学校、湘江中学是湖南革命的策源地，全体师生“好比是酒药子”，“希望这些酒药子到各处去发酵”。
再说11月23日，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叫毛岸青，谱名毛远义。
此时，毛泽东又不在杨开慧身边，他受命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已经离开长沙到上海去了。
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8人出席了会议，谭平山因故缺席。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进一步贯彻“三大”的决议，部署开展国民运动。
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工作报告》中总结了“三大”以来党在政治、宣传及党务等方面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状况，其中谈到了“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和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报告》还介绍了改组国民党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各执行委员分别报告了北京、上海、长沙等7个地区的活动情况。
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议决案》、《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等文件，提出党目前的全部工作就是进行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组织及校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政治上要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组织上要努力扩大国民党，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则为之建立起来。
会议还确定，“我们必须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端不宜强行之”；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
1923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团湘区执行委员会。至此，全区有长沙、安源、衡阳、耒阳、铜官等6个地方团执委会，新河、第一纱厂、平江、益阳、湘乡、宁乡、水口山7个团支部，共有团员790人。
本传前面已经讲过，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大发展，是与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及时指导分不开的。他在建立团组织时，很注意团员的工人阶级成份；强调团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湖南初期的团员多是党员发展的，许多政治活动都是党和团共同进行。党员在斗争中培养团员，团组织亦能自觉置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这在全国团组织中颇具特色，是湖南团组织能够稳步、健康发展的原因。
12月25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向全党发布了第13号通告。
此前，孙中山在11月间发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决心依靠共产党改组国民党，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中共中央执委会在第13号通告中说：国民党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我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能当选1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清楚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的错误观念；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此后，毛泽东奉命到上海环龙路44号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行前，他与杨开慧敞开心扉，一直谈到夜深人静。杨开慧含着眼泪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毛泽东震惊了，这才了解了妻子的心事，妻子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自己不仅没有予以重视，没有安慰，反而在以前的信中责怪她儿女情长。他的内心充满了自责。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有亮，毛泽东在清冷的月色下走出家门，乘火车赶赴上海。这一次，杨开慧因产后不久，破例没有送行。
在向南疾驰的列车上，毛泽东回想起婚后的生活，想起昨晚杨开慧那清冷的眼泪，离愁别绪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满腹苦情顿时凝聚成了一首千古绝唱《贺新郎》（毛泽东在1961年将这首词抄给卫士张仙朋保存，在词牌后加“别友”二字，并将最后6个字改为“山欲坠，云横翥”）：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后来杨开慧接到毛泽东寄给她的《贺新郎》后，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禁不住泪如泉涌。“算人间知己吾和汝”，她知道丈夫已理解了自己的心意，转悲为喜，破涕而笑，误会完全消除了。
这正是：天降大任难顾家，四海飘萍走天涯。
一曲新词催人泪，人间知己心花发。
欲知毛泽东上海之行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自古乱世出英雄。群雄并立，自吹自擂，称王称霸，一时难分伯仲。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如此，单从“三大”上就可窥见一斑。马林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占据了大会的主导地位。他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陈独秀等人吸取杭州特别会议的教训，不得不同他保持一致。张国焘则相反，坚持主张劳工运动的独立性，结果是名落孙山。毛泽东和他们都不同，在服从组织纪律的情况下，一方面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一方面强调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所以他的意见能够被多数人所采纳。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却在“三大”后一怒之下脱离了党组织。后来毛泽东总结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此言甚是。这句话对于个人也完全适用，倘若身处众说纷纭、“群贤”毕集、“领袖”争雄、鱼龙混杂之际，不可不汲取这一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