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在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他说：
“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的新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搬出了党内历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理论，反驳说：
“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毛泽东说：
“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确实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中间势力’是危险的。但这只能说明它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至于说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他们的软弱性，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那么，1924年至1927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我们已经看到，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这又恰恰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问题的另一面，我们也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郭洪涛后来曾回忆说：毛泽东和博古的争执“言辞之尖锐激烈，是我入党以来首次听到的。在毛泽东同志发言时，博古同志躺在张闻天的床上，默不作声”。
与会者中还出现了另一种论点：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即国民党的营垒是不会发生破裂的。针对这种错误论点，毛泽东批评说：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19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这没有错吧？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这也没有错吧？可是大家不会忘记，他们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就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当然，这种例子不止于蔡廷锴他们，还有冯玉祥、马占山等的抗日行为。”
最后，毛泽东还不无幽默地批评持这种论点的人说：
“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计划》中规定：
第一，打击南北两面进犯之敌，使东征作战有较巩固的后方。红1方面军主力向南进击，给富县、洛川进犯之东北军以打击，制止敌人的北犯。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以刘志丹为军长的红28军和以萧劲光为军长的红29军。由新组建的红28军刘志丹部等部队，在北线给进犯之敌第86师以打击。第二，扩大红军，充实东征部队的实力。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5000人扩红计划。第三，中央调集300名地方干部，准备随军东征，开展新区的工作。第四，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加强技术训练。第五，各部队指挥员实地勘察渡河地点，拟订渡河作战计划。第六，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
是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要求以40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2城，赤化宜川、洛川2县。
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代表团成员林育英担任白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负责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战工作。
这一天，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中说：
“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
《决议》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决议》同时强调说：“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令他为东渡黄河开辟新根据地去考察一下渡河点和敌情。彭德怀本来是主张向北发展的，接电后他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二是怕不能保证撤回陕北根据地。他复电给毛泽东，说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必须绝对保证同陕北的联系。毛泽东看了电报很不高兴，回电说：
“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彭德怀只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带着电台到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在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考察渡河点和敌情。
12月27日，毛泽东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说：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形”时，讲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他说：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毛泽东还说：
“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复电给朱德，通报说：
“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1月初，国共双方的接触比较频繁了。共产党方面周小舟、吕振羽同国民党方面的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多次接触。周小舟带去了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名义写给曾养甫、谌小岑的信，信中重申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双方就避免军事冲突、停止攻击对方的宣传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东征山西问题。周恩来报告了兵员补充、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分析对比。
此时，红1、红15军团兵力已经增至12700余人。
会议决定：东征从2月开始，到7月结束，时间为半年。
1月13日，张闻天按照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致电张国焘说：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4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1月16日，张闻天以中央秘书处的名义将12月25日瓦窑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的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并望其负责转告2、6军团。
1月16日这一天，回到陕北苏区的高福源在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陪同下，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前边已经讲过，在直罗镇战役后，红1方面军释放了东北军的全部俘虏。此一时期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是从教育释放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开始的。
高福源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15军团俘虏的。他原是北平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和张学良关系好，又有强烈的抗日要求，红军待之如宾。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高福源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
彭德怀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红军包围在甘泉的东北军110师看看，彭德怀同意让他去。数天后，高福源从110师回来了，他对彭德怀说：
“抗日救亡大事只能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的爱国爱民。”
一天晚上，高福源在彭德怀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说他们都要求抗日，东北军将士们普遍要求打回东北去。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能够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德怀说：
“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
高福源闻言，高兴极了，问：
“你们真敢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彭德怀说：
“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高福源迫不及待地说：
“明早可以吗？”
彭德怀说：
“好吧！欢送你。”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送给高福源200元钱，派骑兵把他送到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防线以外。高福源首先见到了王以哲，随后他回到西安，向张学良痛哭陈词，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大概过了一个星期，高福源乘坐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附近上空，掷下大批报纸刊物。
高福源这次回陕北苏区来，是受张学良之命，请红军代表到西安会见张学良的。毛泽东紧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
“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又说：
“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应该认清，你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是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这是东北军的希望所在。张学良将军表示愿意与红军谈判，实行联合抗日，很好。”
继高福源之后，毛泽东还接见了在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109师参谋长刘德裕。刘德裕被放回西安后，也向张学良做了一定的工作。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邓发、刘少奇、凯丰、李维汉、林伯渠、吴亮平、郭洪涛、李德。
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做目前行动方针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会议再次肯定1936年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
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参加政治局工作。
会议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凯丰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参加后方工作。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的工作。
会议决定，东征开始的具体时间为2月中旬。决定由毛泽民担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保障后勤供给。
欲知红1方面军东征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一是确定了红1方面军东进的战略方针，二是提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路线。整个会议过程的争论和结果，充分表现出了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政治策略方面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这是他的那些文武伙伴们所不能企及的。关于东征问题，毛泽东首先强调：“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这说的是，要师出有名！其结论则是：“阎锡山正在与日寇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才有出路。”这是多么高远的战略眼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