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报纸还发了博古写的社论《致读者》。社论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指示，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4个方面检查了报纸过去的错误，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把报纸办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
改版后的第4版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副刊。其中“文艺”占半版位置，每周见报四五次，其它内容增添了学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还有问题解答，刊登各类知识性的常识，读者信箱，等等。自此，这个天天和读者见面的全版副刊成为国内新闻史上难得见到的一个大型副刊。
4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总学委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丁玲也参加了会议，这是她自文章发表后第一次听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批评。
曹轶欧在发言中提出，应当把《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联系在一起批判。贺龙气愤地说：
“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彭真也指着丁玲说：
“你以为毛主席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他也喜欢你？”
丁玲对《三·八节有感》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感到不可理解，她说：
“我所犯的错误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在七八个人发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
“《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这些话给丁玲的问题划定了范围，定了性，进一步保护了丁玲。
会后，丁玲找毛泽东谈话，诉说了自己的苦恼。毛泽东说：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丁玲问道：
“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
毛泽东很动情地告诉她：
“共产党是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了！我也批评嘛，你批评没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评的，但是要看对什么人。我们批评共产党人是自我批评，是我们自己人的批评，应该与人为善嘛，与人为善就应该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优点，缺点又说得过分，人家当然不高兴喽。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
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话，使丁玲深受感动。为了减少即将全面展开的文艺界整风运动可能出现对丁玲的冲击，毛泽东还提醒她最好拜访一下对《三·八节有感》不满情绪最重的贺龙。他又说：
“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
丁玲说：
“我同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去干什么？”
第二天，丁玲按照毛泽东的提示，主动登门拜访了贺龙。她一见贺龙便说：
“老总，我来听意见来了。老总还有啥子意见？”
贺龙笑了，说：
“没得了，昨天提完了。劳你大知识分子来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哟。”
后来，贺龙真的去看了丁玲，还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贺龙指着一盘炒肉问：
“你们常吃得到吗？”
丁玲说：
“专门为你炒的。”
贺龙又用筷子指一指一盘土豆丝：
“那你们作家就天天吃这个啰？不行哟，我们关心文化人不够，要好好搞大生产运动嘞。”
4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
决定中说，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首先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和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虑，避免有害的片面性。在检查工作时，要切实地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要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不可偏废。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着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为此，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
决定还对学习的文件、学习的时间以及考试的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3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员分工领导：
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除军事学校）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
会议通过了这项提议。
4月4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关于文艺界的资料——笔者注）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了，谢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敬礼！
毛泽东
这天下午傍晚时分，萧军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萧军同志，你改行怎么样？”
萧军为之一愣，问道：
“改行干什么？”
“入党，做领导工作。”
毛泽东认真地打量着萧军。萧军也望着毛泽东，看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就忙不迭地摇着手，连连说：
“哎哟，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块材料，当领导，我也不是那块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匹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
毛泽东轻轻地挥了下手，微笑着说：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窑洞里渐渐暗了下来，毛泽东叫警卫员点上灯，继续和萧军谈话。他谈起自己从陈独秀右倾之时起，先后在党内受到的大小8次处分，他的正确意见往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成，那种滋味是如何的难受；他又是如何保留意见，接受组织决定，忍着委屈进行工作，在工作中继续对同志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末了，他深有感触地总结道：
“这种境况，对革命者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萧军静静地听着，深深地被感动着。他步出毛泽东的窑洞，在斑驳的月光下缓缓而行，细细品味着毛泽东的那一番话语。回到住所，他拿出纸笔，文思如泉，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第二天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鉴于自己在谈话中涉及了不少党内问题，此时尚不宜公开发表，就建议萧军删改后再行发表。萧军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进行了修改，于4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在延安引起了很大反响。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克勉的来信：《“轻骑队”及其他》。作者在信中批评了延安壁报“轻骑队”，他写道：
“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有真正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壁报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人员。而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最令人头疼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某某的字样，使读者引起很大误会。这样，“轻骑队”的言论可以说是不太负责的。请问，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写出被批评者、机关和人员的名字呢？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热骂，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
此后，“轻骑队”代表童大林于4月10日发表谈话，他说，自“轻骑队”创办以来，先后收到了朱德、萧军、艾青、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萧三等人的意见，多系鼓励。4月12日，“轻骑队”墙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声明，驳斥童大林。声明中说：“日前，本刊编委会曾详细检讨过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4月23日，“轻骑队”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做自我批评，承认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坚持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批评，而是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是对立的。决心在第二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欲知毛泽东如何解决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演说，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工作报告，但从实质上说，它却是一篇非常难得的学术论文，值得后人认真研读。这篇文章最早论述了中共党史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中共党史的历史时期划分问题，对于后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推动和指导以及所形成的中共史学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证，毛泽东在治史方面的造诣是不少所谓的史学家都难以企及的，因此有人称他是中共党史学科的开山鼻祖，一点都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