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0师在给军委及八路军总部的《关于军衔等级问题的报告》中写道：

军委、贺，并彭、左：

关于我军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我们同意军委24日电暂时不定。除军委24日电理由外，我们补充以下理由：我军现实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扩大，有时缩小，部队的流动性和干部的流动性很大，猛烈扩大时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通讯员马上升为连长、营长，至缩编（缩小）时，剩下红边黄边一大堆不好分配工作，又不得取消其军衔。升官易降级甚难，现时不定等级，干部对等级问题没有什么争执，如定了等级则会争执。故现时不定等级。利多弊少，如定了等级弊多利少，请考虑。

周 甘（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笔者注）

1942年5月6日

再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应毛泽东之邀，从桥儿沟出发，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招呼众人在中间的窑洞里落座，他首先问道：

“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

毛泽东见大家都不做声，又问：

“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

何其芳几个人还是没有说话。毛泽东开始严肃起来了，他说：

“一个人没有受过10年8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缓和了一下口气，问姚时晓：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姚时晓回答说：

“我是江苏吴兴人。”

“你从前做什么？”

“在上海做工人。”

“做过多少年工？”

“做过十多年工。”

“那你是老工人了。”毛泽东说罢，转换了话题，又问道：“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

姚时晓说：

“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人。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

“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得懂了。”

毛泽东说罢，又问曹葆华：

“你是哪里人？”

曹葆华回答说：

“我是四川嘉定人。”

毛泽东说：

“我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江苏（1958年划归上海——笔者注）。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

曹葆华马上联想到成都，他说：

“成都有几个有名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哪五老，哪七贤？”

毛泽东问罢，举起右手，伸开手指，待曹葆华说一个名字，他就弯下一个手指头，可曹葆华说出两三个名字后，就再也说不出其他人的名字了。毛泽东见气氛缓和得差不多了，就把话又转到正题上来，他说：

“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情面。”

中午时分，毛泽东招呼几位教师和他一起吃午饭。在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4小碗菜，还有酒，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午饭后，毛泽东到卧室里去休息，何其芳等人仍然坐在中间的窑洞里，小声闲聊着。没过多久，毛泽东就出来了。严文井问毛泽东：

“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

毛泽东说：

“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后来说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有一篇题目叫作《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很大胆的。”

他给大家讲了《聊斋志异》中那篇《狼》的故事，他说：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屠夫。道路旁边有一个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就用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屠夫出窝棚一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了，就把狼背回了家。故事讲完了，毛泽东笑着说：

“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姚时晓问毛泽东：

“主席喜不喜欢看话剧。”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姚时晓说：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毛泽东说：

“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在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眼看时间不早了，何其芳等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出窑洞，边走边聊。何其芳他们建议说，最好开个会，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一下意见，彼此在会上交换一下思想。然后由主席集中讲一下，以统一思想，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中央正有这个打算。”

看看到了一个高坡处，毛泽东这才伸出手与何其芳他们一一握别。

4月27日清晨，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萧军已经遵照毛泽东的嘱咐，搜集到了一套《文艺月报》，共14期。这套刊物登载了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的许多争论文章。在完成任务后，他觉得自己应做的事已经做了，意见也谈完了，看看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就给毛泽东写信说就要动身旅行去。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4月27日早

萧军看了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带来的这封信，骑上马涉水过河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又告诉他马上就要开会了，要他留下来参加会议。

至此，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毛泽东集中主要精力，先后约请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罗烽、周文、于黑丁、李雷、欧阳山、草明、刘白羽、萧三、塞克、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陈荒煤、李伯钊等20多位文艺家，面对面促膝交谈。通过交谈，深入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同商讨党的文艺方针等相关问题。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随后，毛泽东约请两位作家，商议草拟了文艺界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名单。

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延安文艺界及有关人员发出了4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请帖，上面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 凯丰

4月30日，刘伯承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座谈会上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以来的工作，其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团大战”的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并非针对彭德怀，而是对他领导的129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由大家讨论。后来，彭德怀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

1942年5月2日下午1时许，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小礼堂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这是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艺界空前的盛会。在这座青砖灰瓦镶嵌着玻璃窗的小礼堂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陈云、凯丰、康生、邓发、贺龙、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杨尚昆、李卓然、吴亮平、彭真及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毛泽东秘书兼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陈伯达、毛泽东秘书胡乔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徐一新，和许多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周扬、艾思奇、范文澜、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欧阳山、草明、吕骥、欧阳山尊、张庚、柯仲平、于黑丁、舒群、罗烽、周文、李雷、萧三、塞克、严文井、曹葆华、姚时晓、李伯钊、陈波儿、江青、丁玲、陈企霞等以及没有收到请帖而主动前来参加会议的部分文艺工作者王朝闻等，会聚一堂。江青、丁玲就坐在会场的前排位置上。

这次座谈会原计划在5月2日、5月16日分两次举行，后因与会者讨论热烈，要求发言的人很多，于是便又增加了两次，时间在5月9日、5月23日。

在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来到小礼堂，和与会者一一握手。他握着从晋西北回来的120师战斗剧社社长兼演员和导演的欧阳山尊的手说：

“欧阳同志，你从前方回来了。”

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握手并开玩笑说：

“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讲到这里，他还曾风趣地说：

“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就是鲁迅。与会者听他这么一说，都会意地哈哈大笑，继而是热烈鼓掌。

他在这次讲话（即《毛泽东选集》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中，提出了座谈会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他根据会前调查研究的情况，将原来设想的3个问题增加到5个，他说：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的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关于“立场问题”，毛泽东明确地说：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关于“工作问题”，即熟悉“工农兵及其干部”的问题，他说：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作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坐在萧军身边的丁玲轻轻地推了一下他，笑着说：

“你是学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个上去开炮吧。”

萧军兴冲冲地走上讲台，作了题为《对当前文艺诸多问题之我见》的长篇发言。他说：

“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的火爆脾气在延安是出了名的，他讲完了，竟没人接茬。坐在他旁边的胡乔木见大家没有反应，便站起来反驳萧军说：

“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马上予以回击。胡乔木没有再反驳。萧军认为胡乔木不说话是认输了。他在当晚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讲话和平时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欢腾。我的精神和言语始终是控制着他们。”萧军哪里想得到毛泽东当晚曾请胡乔木吃饭，如果他知道了，就不会这样写了。

且说各个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和文艺工作者们在会议上一个接一个发言。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许多人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体会或建议，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理论性质的相互辩驳和争论。

丁玲在发言中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还是如有的人讲的，‘一半对一半’？”

丁玲还说：“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戏剧家张庚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说法。

这些观点一出现，就有人起来反驳。双方展开思想交锋，有时争论得非常激烈。

会议结束后，萧军因为自己已经在会上发了言，又听不惯一些人的言论，于是就又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到外地去旅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