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这是在分别10年之后，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这一次毕竟是饶漱石告状在先，陈毅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会是什么态度，心中有些不安，所以，见到毛泽东，表现得毕恭毕敬。毛泽东对他这个样子很不满意，发了脾气，说：

“你这个陈毅，我们从1934年在江西分别，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

陈毅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感动，他要求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谈一谈新四军的问题。毛泽东却给他浇了冷水，说：

“如果你要谈3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很赞成。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3天3夜。至于你跟小饶的这次争论问题，我看还是不提为好，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电报发到中央来，这个电报在我这儿，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你最好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马上说：

“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就很好。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毛泽东给陈毅讲了许多党史上的问题，逐渐使陈毅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他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一份《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

3月15日，毛泽东看到陈毅的心情有了进一步地好转，就对他说：

“你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虑，我认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做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可以打一个结了，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

“这样也好，我照你的意见办。”

于是，陈毅给饶漱石及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起草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情，重旧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与彼此协和工作以大的障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尽我最大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

陈毅还在电文中表示，自己愿意在“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看了陈毅的电报稿，很高兴，于是他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他写道：

漱石同志并转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

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是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泽东 寅删

毛泽东将电文交给陈毅看，陈毅自然为毛泽东对他的总结和评价十分感激。毛泽东遂将两电于当日发给华中局和饶漱石。谁知饶漱石接到毛泽东和陈毅的电报后，仍然对陈毅不依不饶。

3月16日，饶漱石即以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复了一份电报，电文主要内容是：

“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念。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毅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还告诉毛泽东说，他将另外也给陈毅回一份电报。饶漱石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上，尚且没有表现出对陈毅的宽容态度，他给陈毅的电文内容就可想而知了。

此时，对于陈毅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和谭余保也闹起了别扭，起因是他在学习班上重提1937年劝说谭余保率领红军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而被谭余保用烟袋敲脑壳的事，他还讥笑谭余保说，农民党员要读马列主义。谭余保本来也没有忘记那时候陈毅骂他是“土匪”的事儿，如今见他旧事重提，也不高兴，因此两人又闹了起来，见面连个招呼也不打了。毛泽东得知此事，就把王震召来，笑着说：

“王胡子，请你办件事。”

“什么事？主席。”

王震问。毛泽东说：

“陈毅和谭余保闹矛盾的事你知道吧？”

“好像听说过。”

毛泽东便交代说：

“你同他们两人都是好朋友，你还是陈毅的‘崇拜者’，你请他们吃个饭，讲个和嘛！”

王震愉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上山打了两只野鸡，又亲自下厨房做了一桌丰盛的佳肴，请陈毅、谭余保赴宴。王震见他俩来了，一边让座，一边解下围裙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尝尝我做菜的手艺。陈军长，你可不要把桌子推倒了。”

陈毅、谭余保二人为王震的诚意所感动，互相看了一眼，放声大笑起来。从此二人握手言欢，成为至交。

3月19日，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写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郭沫若在他的文章中，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的惨痛教训：由于若干起义军领袖因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错杀了起义军的功臣李岩，对清军进关掉以轻心，导致起义军最终失败了。

国民党《中央日报》认为郭沫若是在“影射当局。”而毛泽东在延安看到《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后，连连击掌叫好：“好文章，好文章！”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他指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还被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和各解放区都印成单行本大量发行，供全党学习。

1944年4月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

此前，周扬在鲁艺主持编写一套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共分五辑，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高尔基、鲁迅有关文艺的理论。尔后，他为丛书写了一篇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篇（指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笔者注）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10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4月上旬，毛泽东召集中宣部、西北局宣传部和边区政府负责人以及边区5个区的地委书记进行座谈，他说：

“1943年我们把经济搞好了，但文化问题还未提到日程上来。我们有些宣传部门不知如何干法。有的同志只会搞军事、政治，不会搞经济、文化，这不行。军队需要文化，才能战胜旧军队。战士没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战斗力。不发展文化，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4月9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回信。

前边已经说到了毛泽东为调解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毛泽东作了不少工作，可饶漱石还是不依不饶。此时陈毅正患感冒，看到了饶漱石发给他的复电，顿时怒火中烧，激愤难平，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马上派人送去。毛泽东在复信中开导他说：

“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第二天，毛泽东找来陈毅在他的住处面谈，询问了他的病情，然后又开导他说：

“你现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说：

“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他又问陈毅对《学习和时局》草稿有什么意见。陈毅说：

“我曾提了一个意见，并对任弼时的意思亦认为有考虑的必要。”

毛泽东说：

“好，还有什么意见随时告诉我。”

陈毅知道毛泽东正忙于修改《学习和时局》的草稿，不便多耽搁，就告辞退出。

4月10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为朱德的母亲举行了追悼会。

朱德的母亲钟老夫人是在1944年2月15日以86岁高龄在四川仪陇县马鞍场逝世的。蔡畅曾在“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宣布了钟老夫人不幸逝世的消息。3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朱母钟太夫人传略》。

在朱德母亲的追悼会上，各界人士敬送了花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党校及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谢觉哉、陈云、邓小平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在挽联中写道：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4月12日，陈毅经过一昼夜的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欲知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能否化解？容后再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让陈毅到延安参加“七大”，一方面是借机化解他和饶漱石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要让陈毅到中央参加整风运动，受一点教育。毛泽东不让他看华中的告状电报，目的还是要化解矛盾，以免干扰延安整风运动的大方向。尽管他在3月15日给饶漱石的电报，对陈毅在井冈山时期及红4军“七大”两度取代他前委书记及工作上的错误，做出了宽容的总结和评价，但是在整风运动中，陈毅还是受到不少人的严厉批评。后来的历史证明，陈毅对那些批评的确是耿耿于怀的，否则他就不会在文革中大闹怀仁堂时说出那些过激的语言了。

另外，毛泽东在1944年2月4日给董必武的电报上写道：“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后来到了七、八月间，中缅印战区果然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示，向延安派驻了以戴维·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从而推动了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问题更多的关注。不久，罗斯福9月6日又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其任务之一就是协调国共关系。毛泽东的判断和预言之准确，真是令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