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法西斯到处在侵略，到处在杀人，欧洲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觉悟、英国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现在的一个月抵得历史上的很多年。过几个月之后，比如打到柏林，把德国法西斯打倒了，那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更大的。”
“这就是说，大家都拥护英、美、苏3个国家团结，3个国家也会团结。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
“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能不能团结一致打日本呢？我们天天要求团结起来。国民党现在口里也讲要团结起来，因为他们不讲不行，但是他们心里恨我们恨得要死。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蒋介石亲自讲过：‘共产党如果不解散，我死了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的。’死后眼睛还不闭，一句古话就叫作‘死不瞑目’。现在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去了，同他们再谈判。看样子国民党是不准备真正解决问题的，说要解决问题就要照他们的办法，我们提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不办，只是要我们加进他们那个政府里头去，去一两个人到重庆吃大米。我们说，委员长请你办几样事：第一条，废止一党专政。他说此事难办。第二条，成立联合政府。他说那也不行。第三条，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他说这个可以。我们说这要看是怎样的合法，在特务制度底下说合法是合特务制度的法。第四条，我们说你那个特务机关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说那不行，特务机关好得很。第五条，我们说有些东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压迫人民自由的命令、法律要取消。这个他也不干。第六条，我们要他释放政治犯。我们说，把张学良放出来吧！把杨虎城放出来吧！把叶挺放出来吧！把几百几千的共产党员放出来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条，叫作一个也不放。还有一条，我们说你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撤走吧，包围我们边区，老百姓不高兴，你打日本没有兵力，就把你在华北、华中打我们的军队开去打日本吧！他也不干。最后一条，我们说我们这个解放区你赞成不赞成？要求你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这一条也是谈不好的，去年就谈过。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解散五分之四，也就是说，留下4个师，其他的统统解散。我们提出了8条，他一条都不办。我们说，你先办两三条或者先办三四条吧！他说一条也不办。谈判情形就是这样。”
关于“山头主义问题”，毛泽东说：
“大家正在讨论山头主义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现在不仅我们党校讨论山头主义，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各个机关开会，曾经在各个根据地奋斗的人、各部分军队的人开会，检讨历史，进行自我批评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消灭山头，使它溶化，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
关于“审查干部问题”，毛泽东再一次主动承担了在审干中出现的错误的责任，他说：
“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进行过，但没有像整风以后的最近两年这样认真来做。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这是两条经验。
第一条经验，成绩是伟大的，这对于我们党、对于中国人民准备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的方针有两条，即采取严肃的态度和谨慎的态度。为什么说在组织问题上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在整风以前，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并不纯洁，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相当浓厚。现在怎么样？大有进步了。肃清了没有？还没有，还要做工作，所以党校还要办。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但讲起来容易，具体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却经常会忘记这一点，似乎不大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在观念上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自由主义是小生产的反映。同志们，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思想不纯洁，组织不纯洁，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怎么样？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有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只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举了几十件几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几千件，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这个运动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把许多问题搞出来了，这是一条经验，有了这条经验，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一百多万党员中，抗战爆发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一条讲要有一个党，要有什么样的党呢？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我们要看到成绩，这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全党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作坏处，一个叫作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分子、其他党派分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作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么，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
说到此处，他立正身姿，把右手举到帽沿下，给被错戴帽子的干部敬礼。全场的与会者，被毛泽东严以律己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一边敬着礼，一边巡视了一下会场，见大家高兴了，就微笑着说：
“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
他的话音刚落，全场的人们纷纷起立，举起右手向他敬礼。就这样，台上领袖的陪礼，台下部众的敬礼，来而有往，使领袖的心与干部的心贴得更近了。毛泽东也激动了，他放下手，继续说：
“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作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作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4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后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
关于“其他问题”，毛泽东说：
“第一个问题，关于南方、北方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已注意到了，那天忘记提了。现在在西北、华北、华中这3个地方工作的同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来的南方人，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因为要使得我们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抗战时期发生乱子和摩擦的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认识，要认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地的本地同志们的功劳和他们的长处。我过去没有讲清这点，没有很好分析，也不怪那些同志。整风后我才讲这个问题，综合了好多经验。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荣的。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北伐战争失败了，土地革命失败了，都失败了。又有光荣，又有困难，还是讲两方面。南方有老布尔什维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维克，并且也不很少，陕甘宁边区就有，华北也有一大批，陈毅同志讲华中也有。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作‘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作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你们等两天就要走，将来中央也要走。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北方，在华北，也有革命好多年的党员，像彭真、薄一波，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在班房里头同敌人斗争了许多年。在北方、在华北的地方党也发动过一些暴动，虽然是失败了。许多同志经历过3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听陈毅同志讲，华中也发现当地有这样的同志，特别是苏北、苏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外来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不但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九十几万人，这应当引起几万外来干部的注意和重视；同时，这九十几万人应该感激这几万人，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关于战争这一套经验。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后方党的问题。大后方党大概有10万人，是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还有在座的许多同志他们负责领导的。在前年审查干部的时候，有的同志觉得那些地方的党不大靠得住，‘红旗政策’很多。根据去年甄别的结果，事实上证明也应该是两条：首先应该采取严肃态度，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坏人混进来破坏我们，一些坏人混进来了，一些不纯洁的人混进来了，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一条。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记不可以为多得了不得。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无法计算，等将来全国胜利后才能搞清楚，但是估计可以作，10万人里头大多数应该说是好的，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那里大批的是农民同志，国民党就是在被它破坏了的地方，对他们也不大注意，我们又采取疏散的方针，到处散了，一盘散沙，所以就能隐蔽下来，就可以不被破坏或者少被破坏。此外，还要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不要把国民党看得神乎其神。我们对自己内部要搞清楚，大体上是这样两条：一条承认地方党有问题；一条承认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是纯洁的，少部分是不纯洁的，有问题的。这样的估计应该作出来。应该讲南方工作的同志有成绩，总的说来在抗战期间有成绩。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也不行，要有3个方面——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后，关于白区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我从前没有想到，那天陈毅同志告诉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提得很对。从前我们批评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领导路线有问题，有某些时候应该说是有错误，因而使白区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说损失100%，现在看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应该受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好好地工作，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并不是说所有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干部没有功劳。这就像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并不等于说红军战士和干部、地方同志和干部他们没有功劳，没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一样。白区工作的同志中，没有坐过班房还活着的、没有坐过班房牺牲了的、坐过班房还活着的、坐过班房牺牲了的这几部分人，他们为党为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他们拿着命去拼，因为这样才坐了班房，少数侥幸逃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斗争的成绩。”
欲知毛泽东以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延安整风及审干运动是毛泽东身后的一个热门话题，一是一部分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刺激的人，公然站出来发泄私愤；二是一些社会沉渣泛起，趁机搅浑水。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敢公开辱骂毛泽东，但他们却采用项庄舞剑的老伎俩，指桑骂槐，从而达到否定毛泽东的目的。延安整风究竟有没有必要？延安整风及审干运动到底是对是错？本传已经对其前因和整个过程及最后结果作了全面的真实的叙述，毛泽东也曾多次对延安整风作出过评价。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礼堂所的报告《时局问题及其它》，又一次讲到了审干问题，而且讲得那么客观，那么真诚，那么感人！只要认真地对这些重要文献加以研究，是不难搞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