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毛泽东在百忙中抽空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见《毛泽东选集 》），他写道：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这还有疑问吗？”

“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学会生产的地区，今年应当更大的努一把力。”

从4月30日开始，“七大”在继续讨论政治报告、军事报告的同时，进行了大会发言，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高岗、张闻天、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志中、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发了言。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和彭德怀谈话时，彭德怀就自己在百团大战后期战役指挥上失误一事，不无愧疚地对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

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彭德怀又说：

“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

毛泽东则说：

“锻炼了部队。”

毛泽东一席话，温暖了彭大将军的心。

1945年5月2日，毛泽东复电河南区党委书记戴季英、河南军区及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员王树声，对他们在4月25日关于河南发展现状和向伏牛山腹地扩大与建立基地的请示报告作了答复。他在电文中写道：

河南区党委：

如果你们觉得向嵩、伊、临、鲁、南召地区进展是有利的，你们可以这样做。文年生等部赴湖南广西的部队本月下旬可从延安出发。

中央 辰冬

5月4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即郑位三、李先念——笔者注）：

一、顽方既以6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在你们考虑成熟之后，即可行动。机动办法，或以大部队向修水、铜鼓行动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均由你们依据情况考虑决定。二、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区党委组成问题，中央另电通知。三、“七大”辰有前可毕，会后数日9旅3100人，文旅2100人，即可由延出发赴湘。四、“七大”文件广播你们收到否？

毛泽东 辰支

收到电报后，王首道和王震、王恩茂、张体学等立即在通山山口铺召开边区党委会议。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由王震率领主力第一、二支队和第五、六支队之一部，跳跃式向湘北挺进；王首道随军直机关以及三、四支队偕张体学部坚持鄂南斗争，以此南北配合，进一步巩固、发展鄂南根据地，为建立湘鄂赣边区根据地打下基础。

后来，这南下部队第一梯队反复在湘北和鄂南一带周旋，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与顽军作战，在长江以南、赣北彭泽以西、湘北岳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南北130公里、东西180公里的湘鄂抗日根据地。

经毛泽东批准，南下部队在湖南平江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区党委、军区和边区行政公署。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任军区副司令员，聂洪钧任行署主任。

5月11日，“七大”第一轮发言结束。

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5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名额和提名方式。

5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

5月21日至23日，七大会议继续进行个人发言，冈野进（日本共产党代表）、乌兰夫、朴一禹（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林彪、马凤舞、刘澜涛、张鼎丞、傅钟、叶剑英先后发了言。

乌兰夫，1906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蒙古族，汉名云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和云继先等人发动“百灵庙暴动”，打响了蒙古族抗日第一枪。

5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对大会选举问题的讨论情况的汇报。

各代表团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有人提出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毛泽东就大家所提出的问题，说道：

“少而精的思想是好，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3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25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说：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3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大会结论等两天就可以做。第4个议事日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的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方针，我现在向同志们报告一下。”

关于“选举的标准”，毛泽东说：

“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标准，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呢？各个代表团的主任反映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比较好，比较恰当。这样一个原则，应该是我们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这次要选举许多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就是说，有两批人要选进中央委员会来。一批是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人数并不很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17年了，这17年中间，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几次的选举，现在剩下来的中央委员还有25个人。这25个人，大部分应该继续选进中央委员会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再就是应该选举大批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经验。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比过去老的中央委员会的25个人扩大，我们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对于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国际的情况都是适合的。就是说，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够适应党的目前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原则，于是就提出：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应该选举，一种是应该选举。二、这次选举中央委员会要提拔许多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要不要照顾各方面？就是所谓要不要照顾山头？也可以有两种考虑，一种是不要照顾，一种是要照顾。三、中央委员的资格和标准是能够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是重要的，但对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我们才选他？还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识的就可以选他？这个问题，同志们也提出来了。总之，在选举方面有这样3个问题。

关于第一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线错误。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跟过去历次大会都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大会我参加过3次，代表们一般对选举都不大认真，只有少数人认真。而这次大会，我们各方面的同志对选举都非常认真。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了经验。过去我们的经验非常不足，觉得我自己也选不到中央委员会去，随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么人，我就选什么人，结果是我们自己受了惩罚。这次情况变化了，大家对选举都非常关心。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这一方面的理由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再有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作，虽然中央委员的名义还保留，但实际工作离开了。以为这样一来立三路线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赶开了，中央的工作也赶开了，但四中全会也跌了筋斗，赶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个筋头，以后翻的也不少。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最近10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因此，七次大会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所以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鉴于历史上闹的乱子，这次要谨慎一点，不是凡犯过错误的就不选，只要承认错误又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我们还要选。”

“关于第二点，要不要照顾到各方面？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也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要照顾，一种是不要照顾。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有山头而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作马克思主义，叫作山上的马克思主义。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作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我们七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七大是在清凉山开的。”

“关于第三点，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当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不一定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主席团认为，前一种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样，当然很好。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所谓各方面的知识，就是各方面事物发展的逻辑。斯大林讲过：联共中央委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经济建设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们的新的中央也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

关于“选举的人数”，毛泽东说：

“今天要通过选举法，选举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要提两回候选名单，第一回是预选的名单，第二回是正式选举的名单。通过选举法以后，大家就要考虑，在代表团进行小组酝酿，明天或后天主席团就要提出预选的名单。

关于人数问题，主席团考虑了很久，但是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做这样一个数目字的提议，叫作70人左右。上面我讲过，我们要照顾各个方面，照顾新提拔的、知识比较多的、知识比较少的、代表各个地方的革命力量的，这个数目字要有多大呢？要有70人左右。在人数问题上，也考虑过3个方案，一个是100人左右，一个是70人左右，一个是30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3个方案。这3个方案中，我想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70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的现状和发展，今天我们党有100多万党员，将来还要发展，比如一年之内可能发展到200万党员。新的中央委员会比过去扩大些，扩大到70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要采取一个慎重的方针，不要选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选得太少。30个人、40个人左右太少了，100个人左右太多了，70个人左右很好。我代表主席团提出这些意见，当然最后还是决定于大家。”

“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这一点，我今天讲一下。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少奇同志在这里念过几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

总之，我们大会主席团希望同志们，全体代表同志，采取这样的选举路线。主席团认为这种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数的意见，反映了全党同志大多数的正确意见的。这样的选举路线，如果得到了同志们同意的话，那就这样做。请同志们考虑。”

欲知中国共产党“七大”接下来的情形怎样，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8次会议上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毛泽东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因为只有了解了毛泽东的完整的真实的一生，才能够正确理解他所说的“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这句话。在那个时候以及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其他人是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一生的终极目标的，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最终要干什么。尽管毛泽东历来都把他的终极目标像宣言一样宣示于众，但在别人眼里看来，那只不过是口号喊喊而已，并没有把它当真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为毛泽东的终极目标出现后，连他的同代人甚至经他亲手培养起来的部下们，绝大多数人也都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于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