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承认他们对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作了错误的判断。关于南下，他们在电文中说：“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

8月12日傍晚，毛泽东复电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等人。

此前，毛泽东为了打好济南战役，决定召见3月至7月间参与指挥了洛阳战役和豫东战役的华东野战军“虎将”王建安。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后的喜悦匆匆赶到西柏坡，一见到毛泽东，就抢先几步敬礼问侯：

“主席您好！”

毛泽东高兴地说：

“建安，你来了。快坐，坐。”

王建安落座后，勤务员递上一杯清茶。毛泽东展开一张地图，指着用红蓝铅笔画出的地方，向他讲述了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和当前的任务，尔后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建安同志，根据军委的决定，这次让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下济南！”

“服从军委的决定。”

王建安不假思索地说。毛泽东很高兴，要王建安和他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谈，他说：

“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双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本传前面说过，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许世友准备拖枪回四川打游击，因王建安向抗大校方作了报告，便与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再理睬王建安。抗战爆发后，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回到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从不和王建安搭腔。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许世友就是“没理睬”。

王建安明白毛泽东的话中话是强调“团结”，怕他不服许世友，搞不好团结。于是当即站起来向毛泽东表态说：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笑了，示意他坐下，说道：

“那好！我们来演一出《失空斩》，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40军棍。我也向中央请罪，官降3级。好吗？”

第二天，王建安立马赶往山东省青州华野指挥所，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

再说毛泽东在8月12日傍晚给粟裕等人的指示电中写道：

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

灰日4时电悉。你们所提3个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现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

一、9月作战，预计结果有3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5军等部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

二、你们第3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11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邱、区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10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便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

三、再一个条件即是在使用许谭全力而不要其余各纵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也只是个别的师，至多不超过一个纵队的条件下，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我们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当，比较能获结果。因为此次作战，是在区兵团主力被歼，邱黄又受重创，25师后撤的情况之下，虽然新来了8师、64师，至多只能抵上区兵团主力之被歼及25师之后撤；你们集中6至7个纵队，不但能阻住援敌于适当地区，而且能歼灭其一部分，至少能保障攻克济南。这就是我们所想的攻城打援分工协作计划。

四、不管你们采取第二方案或者第三方案，在兵力部署方面，叶飞所指挥的3个纵队，应于本月下旬结束整训，北移嘉巨地区。已经在北面之各纵及正在移动中之第3纵，则应适时位于兖济或其以南地区。即是说，除韦吉之5个旅可以临时决定参战位置外（该部似以担任攻击徐蚌段为宜），一切正规兵力均应位于正面，先求阻击，然后寻机歼其几部。而不要企图以叶飞3个纵队尾邱黄之后，作夹击邱黄之部署。如果你们是企图打援，则邱黄决不分散走两路而让你们夹击其一路。那时敌之部署，极大可能是以一部位于运河以西（例如金乡）以钳制我军一部，而以主力沿津浦路北进援济。或者相反，以一部扰击津浦路，而以主力沿运西北上援济。因此，我军必须事先夹运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

五、粮食是极大问题，你们到兖、济开会，华东局及冀鲁豫均应派负责干部参加协筹粮食及其他问题。

军委 12日19时

8月13日，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请示中共中央说，他想在华大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毛泽东知道后说：

“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再搞一个什么主义，不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领袖都搞成另一个主义。日本党搞一个德田球一主义，美国党搞一个福斯特主义，这怎么行？我们就是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

8月15日，毛泽东对吴玉章的电报作了答复。他在复电中写道：

“那样说法是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这种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8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

你们直属各纵新兵、弹药补充情形如何？9月华野攻济打援是一次严重作战，需要你们的有力配合，望对你们直属各纵9月作战计划预先筹划，于月底以意见电告，再则望将大别山敌我情况见告。

军委 未删

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和萧三到村外的大路上去散步，二人正谈得高兴，忽然看见滹沱河边围着一群一群的人，在那里吵吵嚷嚷，毛泽东问卫士：

“那里那么多人，出了什么事了吗？”

卫士回答说：

“昨天刚下了大雨，河水暴涨，顺着河水冲下来很多东西，那些人可能是在看河里的人捞东西呢。”

“走，咱们也去看看。”

毛泽东提议。萧三就说：

“好，咱们也去看看。”

毛泽东领头顺着一条水渠朝滹沱河边走去，他看着河边被水淹没了的大片稻田，惋惜地说：

“眼看收到手的粮食，水一泡就要减产了。应当帮助老乡们赶快排水，把稻子扶起来，这样还可能减少损失。这就叫天灾呀，前几天干旱，大家都盼着下雨，现在雨大了又成灾了。将来人能胜天了，就可以大大减少这种灾害。能利用河水灌田，变成旱涝保收就好了。在南方，雨水很多，也经常下大雨和暴雨，但成灾的时候却很少。”

萧三也对警卫员们解释说：

“在南方，有几个省做到了旱涝保收。在我们湖南，平地都是水田，下大雨也不怕，渠道河流交织如网，水流畅通，小河通大河，大河通江湖，很少闹水灾。”

在滹沱河里，有很多老乡、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们，他们正在奋力打捞从上游漂下来的东西，有西瓜，有木料，有衣物，还有鸡、猪、牲口。毛泽东站在水边，看着看着，用手推了萧三一下，说：

“怎么样？下吧。咱们也和青年们赛一赛，看谁捞的东西多。”

“不行哟！”萧三摇摇头：“这不是湘江水，这是凶猛的滹沱河。如果今天我们要是站在湘江边上，我一定陪你下水，痛痛快快地拼搏一场。”

其实，湘江在汛期比滹沱河还凶猛。毛泽东知道萧三不敢下水了，就又将他一军，说：

“看来，你还是不服老啊！”

“我不服老。”萧三知道毛泽东的意思，虽然嘴上这样说，还是找个了理由：“滹沱河我还是可以下去的，可是衣服湿了就不好回家了。”

毛泽东开玩笑说：

“你不要得了职业病，只能‘坐家’动笔，不能干别的。”

萧三也笑着说：

“你的时间太宝贵了。再停一会儿，你也该吃饭了。”

8月21日，刘少奇和他的第6任妻子王光美举行了朴素又热闹的婚礼。新房就设在西柏坡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

王光美，曾名董朴，祖籍天津，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是大资本家，在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1918年出席巴黎和会和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使团成员之一。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的家族更为强大，是天津的富商世家，她的外祖父当过大学校长。

8月22日上午，毛泽东应参与指挥豫东战役的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后又参与了济南战役）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的请求，接见了他们。据高存信回忆：

“毛主席住在一个农家小院，环境很幽静，我们随周副主席进屋后，叶参谋长走了出来。周副主席把我们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迎上来与我们一一握手。当与我握手时，周副主席对主席说：

‘看出来了吧？他是高崇民（著名民主人士，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被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任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安东省主席；1948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笔者注）同志的儿子。’

主席仔细打量了我一下笑着说：

‘很像，很像，很像高崇民同志呀！’

一句话把我们都说乐了。看到主席那么慈祥，那么平易近人，我们刚来时的那种紧张、拘束的心情，一下就一扫而光了。

毛主席房里的摆设，就是农家普通的方桌木椅，只是因为毛主席身材高大，桌椅用砖垫高了一些。周副主席走后主席像拉家常一样和我们交谈起来，问我们是什么地方人，年龄多大，在哪学的炮兵，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向陈锐霆询问豫东战役的情况，向我询问华北军区炮兵作战及装备情况。我们回答后，主席很兴奋地给我们讲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他伸出左手攥成拳头，拳心向下放在桌子上，然后用右手比划着拳头说：

‘解放战争就好比爬山，最吃力的上坡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到了山顶，我们就要下山了。这就是当前解放战争的总的形势。’

毛主席的一席话把决战前夕我们面临的形势一下给讲透了。随后主席又对我们说：

‘你们在黄埔军校学过炮兵，现在干的又是炮兵，炮兵很重要啊！一定要把炮兵搞好。今后还要大大发展，建设一支强大的炮兵。’

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当即向毛主席表示，一定要把炮兵工作搞好，让炮兵在今后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时叶参谋长仍在等着谈话，我看了一下表，时间过得真快，按周副主席的要求，时间已超过10分钟了。我们觉得不该再多占主席的时间，便起身告辞。主席亲切地把我们送出房外，我们再三请主席留步，但他坚持送我们走出院子，一直送到院门口，这才与我们握手告别。

这次接见，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毛主席不仅是一个伟人，一位领袖，同时又是一位长者，一位同志，一位普通的同志。

吃午饭时，我看来的人不少，但大都在院子里等着，只见朱总司令在饭堂两边一张小地桌上下象棋，周围还有几个同志，有的在观战，有的在看报，我便围上去看朱老总下棋。只见其它饭桌上已摆上三四小盆菜，看样子菜还没有上全，桌上还放着当时算比较好的枣酒，显然是要会餐。

不一会儿，少奇、王光美，以及周副主席、叶参谋长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随后，其他人也陆续进了屋，各自围桌而坐，因凳子不够，有的站着，军委领导坐在东边的一张桌子上。待大家坐好后，只见朱总司令首先站了起来，他请大家端起酒杯，说：

‘今天，我们为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结为伉俪举行会餐，祝他们新婚幸福，干杯！’

这时我才明白会餐的意义。平时我不会喝酒，但为祝贺他们新婚之喜，便毫不犹豫地端起碗一饮而尽。大家边吃边喝边谈笑，尽情举杯祝贺。”

8月24日，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毛泽东说：

“我部队大约可于本月底或9月初出动，在9月6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

8月25日，粟裕在山东曲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济南战役的具体部署，谭震林、王建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把部队分成攻城和打援两部分。攻城兵团由7个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组成，共约14万人，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

8月2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的指示电：

粟谭陈唐：

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3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

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估计到这一点，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为达此种目的，你们应着重多道坚固阻援阵地的构筑，以便一方面节省阻援兵力，不使自己的大量兵力消耗和疲劳于阻援作战之中，另方面使敌大量消耗于我阻援阵地之前。弹药的使用及储备，粮秣的筹集，均须和上述要求相适应，即要注意在第三种情况（最困难的情况）出现时，你们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秣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只有在你们预先准备好了这一切，才能保证胜利。

军委 26日3时

8月28日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裕同志：

感晨电悉。此役关系甚大，根据敌我两方情况，你的顾虑是有理由的。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我们26日3时电所说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3种，即20天、1个月、两个月。这3种时间中，我们固然要争取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但这在战役发起之前只是一种理想，是否能实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或者20天左右即可攻克，这样我阻援兵团是有把握阻得住援敌的（包括歼敌一部分）；或者要1个月左右才能攻克，这样我必须歼灭援敌几个旅，虽然不一定是6个旅，但歼其3至4个旅是完全必须的，否则就不能阻住援敌，我攻济必功败垂成。但最重要者是1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6个旅、8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72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故我们于12日12时电要你们只用东兵团攻城，至多再加个别的师或一个纵队，而用其余全力阻援及打援。26日3时电则要你们不但在阻援打援方面留出强大后备兵力，就在攻城方面亦须如此，以便在必要时机集中全力先歼援敌，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3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军委 俭 丑

8月末的一天，李银桥陪着毛泽东在村外散步，碰到毛岸英刚从邻村下乡回来。毛泽东远远看见儿子，便迈步迎了上去。

毛岸英是在5月份从山东搞土地复查工作后回到西柏坡的。据这一年夏季被调到中央机关的王鹤滨回忆说，他在中灶食堂曾见到了毛岸英和于光远、王惠德、王子野、何理良等一帮子中央宣传部的年轻干部在一起吃饭。

毛岸英这一时期正在学习古典文学，他在言谈之中，时常也带一点之乎者也，引得于光远等人哈哈大笑。毛岸英停止了进餐，端着饭碗，用拇指扣定筷子，带着疑惑的神态，逐个向几位发笑的同事审视了一遍，说道：

“难道我的话说错乎？”

他的话刚一出口，立即又引起一阵更大的笑声。何理良的女高音最响亮，她笑得直不起腰来，右手捂着肚子，眼泪也笑出来了。毛岸英呆呆地望着发笑的同伴们，他不明白，刚才的一句话，为什么又引起大家更大的笑声。于光远逐渐收敛笑容，对毛岸英说：

“你说的话没有错，不过古文——文言文，是书本上的语言，古人的语言，也可以说是已经死亡了的口语语言。你把它用来和现在生活中的语言放在一起说，就显得不伦不类了，才引得我们发笑的。”

毛岸英听罢，“哦”了一声，用眼角瞟了一下笑着的同事们，带着羞涩笑了一下，微红着脸，低着头继续吃饭。

此后不久，胡乔木介绍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任秘书，同时辅导毛岸英学习语文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