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晚，刘少奇不经中央讨论，不经毛泽东同意，对东北局的一份报告作了批示。
此前，东北局就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出现了新富农，请示中央组织部：允许不允许党员雇工，允许不允许党员成为富农，是否都应当参加变工组？中组部就此又请示刘少奇。刘少奇为中组部在东北局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了，要将财产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写罢批语，刘少奇又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等进行了谈话。由安子文整理的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3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在东北，现在这种农户大概不会超过农民的10%。其中真正富农所占的比例，必然更少。这种有3马一犁一车的较为富裕的农户，在数年之后，可能与应该发展到80%，其中有10%的富农，其余20%的农户，是没有车马的贫农。现在东北，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
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据说东北有7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变工互助之所以能有这样多，就是因为个体经济的破产，农民不得不变工。将来的发展，个体经济都能独立地生产，变工互助势必要缩小。农民发展生产，有了3匹马，还是可以变工的，也可以单干。也唯有发展有3匹马的农户，还参加变工时，才真正是自愿了。
现在有70%的农户参加变工互助，将来会缩小，这是好现象，证明经济发展了，农民成为中农的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也是应有的现象。70%的农户有了3匹马，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因此，现在既要宣传与说明变工互助的好处，但又要允许他单干。
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正因为是两个阶段，所以不能混为一谈，转变得早了，是不对的。六届五中全会的时候，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集体农庄是要使用机器从事大规模生产，它否定了个体经济。例如在一个村庄中建立集体农庄，只应建立一个，若建立两个，开始也可能有，但必然有许多困难，很难办。
苏联在开始实行集体化的时候，曾有30%的农民不肯加入，但为了集体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对不愿加入的农民，可以把他的地调剂到农庄的边沿上去。因此，在实行集体化时，个体生产在全国说是可能的，在一个村的集体农庄之中，则不能不加入。而且那时，大家都用机器生产，他却硬要单干也是不会有的。
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苏联开始集体化也没有机器，但是在国家计划生产之下，各农庄已定了货，一二年内机器工具一定会来，因此集体农庄也能巩固了。如无此种条件，只有马和犁，坚持几年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的变工互助，供销合作社，具有培育农民的集体观念的作用，将来加上机器工具的条件，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
什么叫作剥削？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100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
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但事实上那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很少的，雇农不会多，国家还要大量动员农民到工厂去做工人。斯大林曾经写过信，请求集体农庄动员农民到工厂去。因此，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认为反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这不是自流，现在让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什么才是放任自流呢？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3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有3匹马的，不能放任。
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假如今天东北有个资本家要照圣西门的办法去做，那么他可能办成功，而不会垮台。
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油房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好暂时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但是，一般的，不会都这样。即使东北将来有10000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100万党员，这10000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而且，在10000人中可能会有5000是愿意留在党内的。因此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
后来，高岗看到中央组织部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批复以及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记录后，并未正面提出不同意见。到了2月间，他进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中组部的批复和刘少奇的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毛泽东看罢，不置可否，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非常明显，他对刘少奇的谈话是不满意的。
再说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在一起开会，毛泽东提议，一边讨论修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一边将修改稿译成俄文文本，尽快递交苏方。
接下来，毛泽东等人边讨论边修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则在另一间房子里将修改好的文本译成俄文，并打印出来。
随后，周恩来立即将修改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
1月25日，中苏双方开始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1月2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22日，我们连师哲共6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办法。23日，周、王、李3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3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24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2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3天内准备好第3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
1月28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我们这次来苏联访问，苏方派来保卫我的上校和两位中校、3位少校昼夜值班，还有他们派来的司机、厨师、服务员对我们态度十分友好，工作周到，你带上2瓶茅台酒、2盒龙井茶、2床湘绣被面等礼品，代表我，去克里姆林宫拜访一下苏联的卫戍司令，谢谢他们。”
1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新疆人民政府主席赛福鼎。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其中涉及新疆问题，请你抓紧阅读条约草案，有什么意见，尽快向谈判代表提出来。”
周恩来问赛福鼎：
“你能看汉文吗？有困难的话，请邓力群同志帮助读给你听。”
赛福鼎说：
“没有太大困难，汉文写不好，但可以看懂。”
1月31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代表他去看望正在莫斯科治病的任弼时。
1月31日这一天，青海的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说：
“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
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1月31日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中苏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贷款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以上5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5件明1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3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1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
1950年2月1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说：
“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1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日。”
毛泽东立即复电刘少奇说：
“请你们热情接待，并代表我们问候胡志明主席。”
此后，刘少奇、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组成中方谈判小组，与胡志明会谈。刘少奇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机会，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2月3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毛泽东亲切会见了他。
斯大林得知胡志明到了莫斯科，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情况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苏联派军事顾问和提供弹药援助。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
斯大林在和毛泽东会谈时，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而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斯大林还说：
“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这样，中苏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2月3日，毛泽东据刘少奇的请示报告，复电说：
“刘斐宜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贺耀祖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陈铭枢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黄琪翔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唐生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上述人事安排，请考虑。我们返京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后，可能还会有些变动。”
2月4日，毛泽东召见正在苏联学习的刘亚楼，他说：
“我们不但应该有强大的陆军，还应建立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现在有起义的伞兵第3团，将来要归你空军建制。”
刘亚楼说：
“这个伞兵团现在归第3野战军陈毅、粟裕同志指挥，他们的素质如何，我不大了解。”
毛泽东说：
“有一支伞兵部队好。以此为基础，加强党的领导，结合跳伞技术训练，可以不断提高这支跳伞部队素质。”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关于“对起义的伞兵第3团加强政治训练”致电粟裕，他写道：
粟裕同志（中央转）：
一、前起义过来的伞兵第3团，现在还有多少人，跳伞技术程度如何，他们中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怎样，有无党员的发展，一般的政治情绪如何，望电告。
二、这批伞兵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毛泽东 2月4日
2月6日凌晨，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派飞机轰炸了上海市，炸毁了上海电力公司，破坏了上海水电动力设备；炸死市民500余人，伤1000余人。
后来查明，是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罗炳乾用电台向伪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报告了华东重工业轰炸目标，蒋军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六”轰炸事件。
2月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及部分随从人员参观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毛泽东在休息室对周恩来等人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先建立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机厂，再后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轻工业方面原来有点旧厂子，如食品厂、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糖厂，这些工厂正在修理，逐步恢复生产。”
2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参观莫斯科郊区的集体农庄。晚饭时，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说：
“集体农庄机械化程度很高，大面积生产很有气派。但给我个印象，亩产量并不高，合中国1亩产粮150公斤。产量这样低，原因不是管理问题就是肥料问题。这样的产量与中国的牛耕人种差不多。”
周恩来说：
“是不是因为气候问题？”
毛泽东说：
“不单是气候问题。加拿大和苏联的气候条件相似，为什么加拿大的亩产量要比苏联高呢？这里面的原因值得研究。”
2月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以及中苏关于贷款的协定这3个草案。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立即将会议结果电告毛泽东。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隆重举行。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苏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主要领导人。中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和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3个文本上签了字，并先后发表了讲话。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于1950年4月11月生效，有效期为30年，到1980年4月11日期满。
记者们在签字仪式上争先恐后地抢拍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斯大林的个子比毛泽东矮一些，为了显示他的身材高一点，每当记者拍照时，他总是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照片上的斯大林就会比毛泽东高一点。此时此刻，毛泽东虽然不满，也只好隐忍不发。照完相，斯大林对师哲说：
“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
师哲把他的话翻译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以后，终于忍不住了，他气愤地说：
“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中苏两国缔约成功。
席间，毛泽东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希望举行一个小规模的招待会，但不在我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举行，而是在像酒店那样的地方举行。”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不解地问。毛泽东回答道：
“你看，斯大林同志，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的地方。对于我国，一个主权国家就不很适当。”
斯大林说：
“对。但是我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从不！”
毛泽东说：
“但是我国招待会没有你出席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恳切要求你，请同意出席。”
斯大林只好说：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你这样希望，我去参加。”
宴会时间很短，中午12时后，毛泽东就回到了住处。王稼祥立即着手告别宴会的准备工作。他担心斯大林出席酒会的承诺再变卦，又特意会见了莫洛托夫外长，送上给斯大林的请帖，郑重地说：
“我今天带来了中国人民的愿望，我请你将请帖转呈斯大林同志，务必请斯大林同志出席这次招待会，这将象征着我们中苏间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永存。”
2月15日晚，中国政府以王稼祥大使的名义，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和毛泽东访苏成功。
下午6点半，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亲自站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宴会厅门口迎接来宾，客人们陆续来到，包括苏联的高级干部和各国驻苏使节，约500人。不一会儿，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委员也准时到了。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后，把他及其他政治局委员请进了大厅里面的小会宾室里，大多数人被安排在宽敞的大厅里。周恩来首先致祝酒词，他说：
“我们两国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中国人民不会感到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
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也站起身来致答词，他说：
“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情谊要保持下去，这些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我的意思。”
他看到南斯拉夫大使没有到场，接着说：
“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大使却未能出席。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他们清醒过来。”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斯大林在这种喜庆的场合，突兀地批评南斯拉夫人，在毛泽东听来，总有一种敲山震虎的感觉。尽管如此，鸡尾酒会还是始终洋溢着欢快、团结的气氛。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频频举杯，祝福斯大林身体健康。斯大林也举杯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他还举着酒杯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同志，我祝你万事如意！”
斯大林不住地称赞中国的葡萄酒味道好。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既然斯大林同志喜欢，你就派飞机再送几箱。”
斯大林眉开眼笑地说：
“一个月前，我70大寿时，你们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一共2万斤，还送几箱葡萄酒，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厚谊，这份礼够重的。”
一番话说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哈哈大笑。胡志明趁机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你请示。”
斯大林开玩笑地说：
“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该向你请示。”
胡志明说：
“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我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看了一眼胡志明，说：
“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幽默地辩解道：
“这很简单，你派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人到机场迎接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感慨地说：
“你们东方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酒会一直进行到午夜，宾主尽欢而散。
2月16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苏会谈成功并欢送毛泽东回国。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宴会上亲切交谈，多次干杯，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斯大林对中国的关心和支持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达到了预期目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曾说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他当着周恩来、王稼祥的面，指着王稼祥对斯大林说：
“他曾经犯过错误，但后来改正了，现在工作得很好，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还说到有一次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形势极端的危险，多次冲锋都没有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指挥员就号召战士们要“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苏方翻译费德林本来是一个中国通，可他却感到毛泽东所说的“视死如归”这个警句很费解，于是就请毛泽东用汉语写在纸上。毛泽东拿起笔，飞快地用他那特有的笔锋写出了8个大字。但是费德林还是不明白“归”字的含义，就又请毛泽东解释一下。毛泽东说：
“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中国字‘归’，在这里不是通常说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本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这个成语应当这样来理解：‘蔑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听完费德林对毛泽东所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小声地对费德林说：
“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斯大林赠送了绸缎和屏风，向其他领导人赠送的也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周恩来还给苏方所有的服务人员包括没有见过面的服务人员，赠送了礼品，一个不漏，每人一份。这些礼品放在一个长条桌上，每份礼物上都写了服务员的名字。
2月17日晨，毛泽东起草他和周恩来关于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给刘少奇的电文：
少奇同志：
关于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电收到。一般甚好，而且亟须适时发出。惟第4部分因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本身，可否暂缓发表。因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1933年文件及1947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故我们主张目前政务院只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的前3部分，而将第4部分留待我们归后讨论。如须修改，则可推迟至4月再行发表另一关于土改本身的文件。如同意，可向党外民主人士解释第4部分为今年秋后方始实行的政策，不妨从长计议，待毛主席归后再行决定及发表。
毛泽东 周恩来 2月17日7时
2月17日上午，毛泽东关于“积极防空保卫上海”问题致电刘少奇等，他写道：
少奇同志即转饶漱石同志：
丑文电悉。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
毛泽东 2月17日上午9时
2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与他们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进行联欢。
当晚，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准备离开莫斯科。毛泽东临上汽车时，苏方服务员都哭了，他们都觉得毛泽东比亲人还亲。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
“毛主席理解我们，关心我们，不浪费电。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都有规矩，这使我们感动得不得了。”
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
苏联政府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人民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关系，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它各项重要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列宁城，受到了热情地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苏联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送行仪式结束后，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火车，临别时，他对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你，要保护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要保重。”
晚10点30分，毛泽东一行乘火车离开了莫斯科。
欲知毛泽东在归国途中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详细内容。
东方翁曰：在中苏谈判期间，有两件事凸显了毛泽东的情感世界和主权意识。一是当苏方拿出以1945年8月中华民国和苏联签订的条约为基础拟出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之时，毛泽东果断地说：“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并迅即将中方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争得了谈判的主动权。二是毛泽东向斯大林表示，中方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不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要在酒店那样的地方举行。他解释说：“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的地方。对于我国，一个主权国家就不很适当。”同时，他还使“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的斯大林，也答应出席中方的招待会。此其时也，在斯大林面前，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无不唯命是从，只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不卑不亢的品格，率直无隐的个性，让“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刮目相看，这就是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