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话说1966年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由《解放军报》编印、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
8月21日，毛泽东在薄一波来信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印发常委、文革小组及薄一波同志。
请一波同志将一个请求和一个设想，先用书面告我，然后谈话，可以缩短谈的时间。你是一个爱讲长话的人，我有点害怕听三四小时那样的长话。
毛泽东 1966年8月21日
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在与会者们的发言中，毛泽东插话说：
“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啦？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
有人说，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毛泽东说：
“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
8月21日这一天，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十六条》。毛泽东对李雪峰说：
“直到8月22日，少奇还对我的大字报上揭露的问题缺乏认识，认为他推行那条错误路线是无意的，没有什么别有用心的动机，是认识上的错误而不是立场上错误。他说他在这些问题上从来没有搞背后活动。我一直让他联系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但是他的觉悟上不去。你是怎样认为呢？”
李雪峰说：
“反革命也会讲出自己的一大堆理由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当前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行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4个月再说。过去急急忙忙作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10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我出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8月25日。北京市四中、六中、八中的一部分学生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的司令是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孔丹，副司令是陈毅元帅的三儿子、八中高三学生陈小鲁。
“西纠”的成员之一、北京四中学生刘辉宣曾谱写了一首《造反歌》，又称《红卫兵战歌》。歌词中唱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此后在8月27日至9月4日北京举办的“国际乒乓球邀请赛”期间，如何维护好整个赛场秩序是个难题，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向正在观看乒乓球比赛的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给他出主意说：
“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
他还说：
“李××（一李姓高干之子）的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
于是，国际兵乓球邀请赛警卫处就把“西纠”的成员们请来维持秩序。
后来在9月4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的《红卫兵报》出版了第2期，内中有一篇文章，题目为《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文章中说：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再说8月28日，全国各地来京学生已达14万人。毛泽东召见刚到《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唐平铸、胡痴谈话，他说：
“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
针对北京大中学校部分学生开始到各地进行大串联的新情况，毛泽东说：
“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
谈到外地学生也来到北京，毛泽东说：
“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
谈到一些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
“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脱逃。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红卫兵揪斗工作组成员及造反派与支持工作组的“保皇派”之间的对立问题。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在会上，我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笔者注）把‘老红卫兵’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的事都具体作了汇报。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
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林彪说：
“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什么都好了。”
毛泽东说：
“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6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李富春说：对中央8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10条意见。毛泽东说：
“1条也不要。何必10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他去搞。”
毛泽东还说：
“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毛泽东的话：“要文斗, 不要武斗”。
后来，这篇社论就发表在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8月30日，北京市第二书记吴德奉周恩来之命，在北京市大专院校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和红卫兵们谈话，给学生们做工作。他说：
“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同大家商量一些问题来的。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纠正了前阶段的错误，扭转了方向，引向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是热火朝天，群众起来了，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各种阻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解放17年，北京在修正主义把持下，有许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收拾，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次来了一个大扫除，把隐蔽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揪出来，把金银财宝、变天账、武器、地契、委任状、国民党旗帜等都拿出来示众，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是一件大喜事。凡是革命的，人民就支持。北京充满了革命的景象，这是红卫兵的功劳。革命的人民精神大振。我今天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现在形势很好，能不能把运动搞好呢？这就看能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不做。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前是学好《十六条》。《十六条》是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要用《十六条》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解放军，革命师生特别是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总理说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盾，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很好地团结群众，联系群众，以解放军为榜样，做人民忠实服务员。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注意策略，注意方法。
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打人的现象，个别地方也有把人打死的。我们认为群众起来，这是出于气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8个人，打人是可以理解的。要坚决保护红卫兵。但是，因为我们人多，你一下，我一下，很可能把他们打坏了，打死了，把斗争对象打没有了，有些材料也就搞不上了，算来算去还是我们不合算。如果打多了，也会引起中间群众的误会。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决执行《十六条》。另外，关于给黑帮黑线剃头，挂牌，戴高帽，一般也不要这样搞。我们主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最厉害的，表明我们有力量。”
8月3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因陈伯达在8月下旬患肺炎住进了医院，不能主持文革小组的工作，于是就发出了《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通知中说：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此时，关锋、王力和戚本禹这些人，都是企图和林彪联系的人，林彪也不同程度地要和他们建立关系。这些都被江青识破了。于是，江青就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宣布了一条纪律，她说：
“小组内部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传到外面去。不管什么人，即使是好人也不能对他们透露里面研究的问题。路线斗争很复杂，现在的好人也许会在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敌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是同志们所料不及的。谁要是违背了这一条，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后来，林彪对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问题要是对我们不公布，我们就无法配合他们工作了。”
毛泽东觉得林彪说得有道理，就对江青说：
“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内容不能对周总理保密，也不能对林彪副主席保密，今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要请总理参加，林副主席要派人参加。”
这就是后来周恩来和叶群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起因。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29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查抄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章士钊待红卫兵走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新北大红卫兵”在29日晚抄了我的家，并带走了一批书籍及信件。“以钊荒毫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请公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圆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上批示道：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8月31日晨，周恩来办公室给章士钊打去电话，说：
“毛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总理还指示说，从今天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在章老家里值班。”
周恩来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第一位就是宋庆龄。其他的人员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周恩来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写的还有：“国家副主席、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副（政协副主席）、国副（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8月31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第2次接见红卫兵百万大军。江青主持了这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
这天下午5时40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蓬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4辆敞蓬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泽东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
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刘晓庆记载了这一天的盛况，她是这样写的：
“清晨6点钟，红卫兵们已经乘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形成了一片绿海。随着一阵由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奏响了，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毛主席！毛主席！’
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红卫兵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天安门城楼前，拼命地喊：‘毛主席万岁！’
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地呼喊：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腾！他们高喊着，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流下来，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微笑。
后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消失了。正在人们朝着城楼张望的时候，毛泽东乘坐着敞篷车，正徐徐向红卫兵们驶来。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了一个缺口，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毛泽东穿一身军装，他立在敞篷车上，像一座雕像，是那样的高大。毛泽东向红卫兵们频频招手致意，还不时地和前排的红卫兵握手。随着毛泽东手掌的挥舞，红卫兵们感觉有千万道阳光向他们洒过来，洒在他们的脸上、身上，渗透在他们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