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美人·枕上
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虞美人·枕上》手迹
【注 释】
〔枕上〕作者写枕上思念夫人杨开慧。1920年冬作者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1921年春夏间新婚不久的作者曾到沿洞庭湖的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进行社会调查，本词就是写这次与杨开慧的离别。
〔寒星〕有寄托之意。鲁迅《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
〔离人〕指作者的夫人杨开慧。
〔一钩残月〕一钩，有勾起情思的含意。残月，拂晓时形状如钩的月亮。北宋梅尧臣《梦后寄欧阳永叔》：“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
【考 辨】
这首词首次正式发表在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上。在这以前，1983年5月22日《解放军报》刊载的王瑾《从〈虞美人〉到〈蝶恋花〉》的文章披露此词，是根据李淑一的回忆，多有讹误。此词写作时间，是作者在1961年亲自判定的。李淑一披露此词时，说作于1920年，恐系记忆有误。作者是当事人，他对何时所写的记忆自然要清晰得多。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曾复信李淑一，就她来信中求书这首词，毛答道：“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游仙》，即《蝶恋花·答李淑一》。
此词作者留存的手迹，现在所见只有一件，是1961年春书赠副卫士长张仙朋的，同时书赠的还有《贺新郎·别友》，并说：“这两首词尚未发表，由你保存。”后来作者对这首词又作了修改，留下了一件经他审定的抄件，即首次正式发表时据此刊印的定稿。定稿与手迹相比，有几处改动。“江海翻波浪”句，手迹作“江海翻江浪”（第二个“江”字可能是笔误）；“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句，手迹作“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都灰尽”句，手迹作“晓来百念皆灰尽”。此词手迹上韵脚字“明”与“中”是按湖南方音押韵，而在定稿上韵脚字“明”与“星”已合乎词韵了。
翻译
我躺在枕上，成堆而来的愁闷让我愁成了什么样子？离别的愁绪，就像江海里翻涌的波浪一样难以平静。黑夜正长，天色总是很难亮起来，寂寞无奈之下，我只好起床披上衣服，独自坐到屋外去数天上的寒星。等拂晓来临的时候，我的万般思念都已化成了灰烬，身边仿佛只剩有妻子的影子仍在陪伴着我。抬头望见一钩残月正在向西边沉落，面对此情此景，我不抛洒眼泪也没有理由！
赏析
这首词写于1921年，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翌年春夏间毛泽东外出考察，此词写的是新婚初别的愁绪。枕上，取首句中语词，表明写枕上思念之情、乍别失眠之苦。
上阕写惜别之愁。一个“堆”字，形象地表现了愁闷之多；一句“愁何状”的设问，自然引出“江海翻波浪”。以流水与离愁关合，是古典诗歌中常用的表现方式。“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化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都是借东流之水来比喻绵绵不断的愁思。这里诗人推陈出新，“江海翻波浪”以形象的比喻、强烈的夸张，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可谓是写愁的又一经典。如果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一比较，本句在状形、摹声、绘色方面，则更突出、更鲜明地写出“愁状”。诗人因愁闷而失眠，更感长夜难明，于是只好披衣起坐，仰望夜色苍穹，寂寞无奈中查数夜空中的寒星。那夜空中的“寒星”正像是离人的眼睛。这里，景与情完美融合，充分显示出诗人寂寞孤独的情怀。在毛泽东的手迹上此句原为“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后改作“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遣词造境上的改动，使此句的意蕴和色调更深更浓更富感染力。
下阕抒伤别之苦。开头两句，直抒胸臆，一个“晓”字点出是彻夜未眠；一个“影”字写出若即若离的别样之苦，“烬”与“剩”的鲜明对比写出伤别的深重。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捱到破晓，百念俱毁，只有离人的影像浮现眼前，拂也拂不去，唤又唤不来，令人十分的伤痛和无奈。望月思友，见月怀人，明月最能牵动离愁别绪。“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写出了柳永的寂寞无奈，而诗人遥对着西流的一钩残月，此时的情状和心情可想而知，以至两行酸泪汹涌倾斜出来，这是诗人不停的在心中涌动的无法抑制的情感的波涛。这种感情是真实的，也是一般人都会有的。读者至此，也会同样受其感染。
抒写离别，歌咏爱情，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是弥足珍贵的。诗贵情，情贵真，没有感情的诗篇，就等于没有诗魂，也就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这首词在语言方面并没有过多的藻饰，但句句如感慨之言，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这种纯真质朴情感，读后动人心肠，令人难忘。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有两首涉及对杨开慧的情感，一是《虞美人·枕上》，一是《蝶恋花·答李淑一》，一写于革命成功之前，一作于革命成功之后；一是诉燕尔新婚的离别之苦，一是叙对亡妻的悼念之情。两词对照而读，使人感怀至深，潸然泪下。
无情未必真豪杰多情亦是大丈夫——读《虞美人·枕上》
蔡清富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毛泽东钟情于杨开慧，杨开慧在他的感情生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毛泽东为之写《虞美人·枕上》、《贺新郎》、《蝶恋花·答李淑一》等，还有未来得及倾吐的永埋在他心底的歌。
《虞美人·枕上》，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校定，正式发表于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在此之前，1983年5月22日的《解放军报》、1989年9月19日的《湖南广播电视报》等，曾刊载过这首词，但在写作时间、作品词句方面，与正式发表的有所不同。由于所注写作时间之差异，人们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也就产生了分歧。据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回忆：“一九二○年……开慧和毛泽东正在谈恋爱，共同的革命志向、共同的斗争生活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开慧经常向我谈起毛泽东的为人品质，连恋爱中的‘秘密’也告诉我。有一天，我们在流芳岭下散步。开慧告诉我她收到毛泽东赠给她的一首词。我问什么内容，她毫无保留地念给我听，并让我看了词稿。”（王瑾：《从〈虞美人〉到〈蝶恋花〉》）据此推断，《虞美人·枕上》当作于1920年，它反映的系毛、杨热恋期间的感情生活。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作者亲笔署为1921年，这当然比李淑一的回忆文字可靠可信，应作为定论。中央文献研究室吴正裕的专文云：“他们是在1920年冬结婚的。第二年的这次分别，据初步考证可能是在春夏间，毛泽东曾到沿洞庭湖的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进行社会调查。这时他们新婚不久，依然在热恋之中，因此一旦长别，就产生特别强烈的离情别绪。”（《偏于豪放，不废婉约》）1921年的写作时间，决定了这篇作品所反映的应是作者新婚后的离情别绪，而不是热恋期间的感情波折。
1957年1月，李淑一曾致信毛泽东，说自己只记得这首词的前两句，请求他写出全词。毛泽东回信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不要写了吧。”于是另作《蝶恋花·答李淑一》相赠。这首作者生前没有公之于众的爱情词，容或还有不自满意之处，但也许由于作者的身份及其与江青的关系等原因，在当时不便于公开发表吧。毛泽东对此词十分珍视。1961年，他手书该词交赠卫士张仙朋，嘱咐：“这个由你保存！”以后，他又作了几处修改，于1973年冬交保健护士长吴旭君用毛笔抄清保存。
词的上阕，写作者新婚别后夜不能寐的愁苦和寂寞。“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这两句以自问自答的形式，集中描写了愁状。毛泽东为思念爱妻而失眠，爱之深，思之切，愁苦多。愁到何种状况呢？这种愁是持续而猛烈的：它不是一时袭来，而是层层“堆来”，“堆”字极言愁之多及其持续时间之长；“江海翻波浪”，更写出了愁绪的猛烈，它犹如江海波涛之翻滚，使作者心胸不得平静。自古以来，用水来状写愁绪的诗句很多，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武陵春》）。诗人为什么用流动不息的江水来形容愁状呢？一是因为水有重量，其重量与愁者的沉重心情有契合之处；二是江水的流动感与愁者的情绪波动有相通之处；三是江水与愁者流的眼泪都是液体，其共同点引人联想。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伴随愁苦而来的是难奈的寂寞。由思念而失眠，因失眠而觉夜长；为了排除愁苦、孤寂，而“披衣起坐数寒星”。披衣、起坐、数寒星，三个单调的动作，写出了诗人的孤寂无奈。宋代词人柳永的《忆帝京》云：“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离滋味。辗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毛词与柳词意境相近，毛泽东在创作上也许受到柳词的影响与启示。两相比较，后来者居上，毛词比柳词更为简练、含蓄。“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一句，在作者的手稿中原为“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将“无奈”改为“寂寞”，意义更加明确；将“薄寒中”改为“数寒星”，不仅符合押韵的要求，而且由客观写实变为主观抒情，由静态描写变为动态描写，将作者的孤寂情怀展示得十分具体、形象。
下阕，是上阕内容的深化，即交代抒情主人公何以会产生那样的愁苦和寂寞。“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乘上片“夜长”之意，过片写“晓来”。好不容易熬到破晓，可此时已是百念俱灭，心灰意冷，脑海中只有新婚离别的妻子的身影在闪动。“剩有离人影”，为全词点睛之笔，它说明诗人之所以枕上堆愁、“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全然是由于思念心爱的人儿所致。“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到黎明时分，望见向西流去的“一钩残月”，又不禁黯然神伤，泪流不止。月圆思团聚，月残伤别离，这是人之常情。抒情主人公的浓愁被残月勾起，当然更是愁上加愁。古人的词作，有以景语作结的，有以情语作结的，也有以议论作结的。此处结尾两句，既有景，又有情，还有议论，可谓三者兼而有之。它抒情酣畅，感人至深。
毛泽东与杨开慧是革命的伴侣，他们志同道合、情深似海。为革命工作需要，毛泽东在新婚不久就毅然离别爱妻，去外地进行社会调查。但革命者也是人，他们跟普通的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鲁迅酷爱他的儿子海婴，有人因此讥笑他，鲁迅特写诗回答曰：“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菸菟。”（《答客诮》）我们对青年毛泽东的夫妻之情，也应作如是观。
1919年在长沙
与此后作者所写的绝大部分豪放派诗词不同，本篇属于婉约词风。毛泽东在读范仲淹词时写有这样的批语：“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同他的阅读兴趣类似，也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虞美人·枕上》同古代的婉约派词风相近，具有“软媚”的特征，写得婉转细腻、蕴藉含蓄。但该词又与传统的婉约派不同，它软中有硬，略现阳刚之气。如用“江海翻波浪”去形容愁状，便有点豪放派的味道。在作品中，诗人不仅善于营造凄清优美的意境，抒发缠绵的儿女柔情，又能在绵婉中著一二激励语，使全词不显纤细柔弱，而呈刚劲雄奇。这既是对古代婉约词风的突破，又能从中窥见作者逐步走向豪放派词风的轨迹。
毛泽东与杨开慧是一对情投意合的革命伴侣，他们中间有多少美满的生活、欢乐的佳话可讲啊。但本篇与后来的《贺新郎》、《蝶恋花·答李淑一》等，都没有从正面写他们的婚姻幸福、夫妻恩爱，而是写他们的别离之苦、由合到分的思想斗争以及“骄杨”为革命而英勇献身。这中间体现着一种艺术上的辩证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过：“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又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虞美人·枕上》极写作者的愁苦之状、孤寂之情、对“离人”的万般思念以及望残月而流泪的情景。诗人为什么如此伤感呢？因为在这背后，有爱情的甜蜜、夫妻的恩爱、团聚的欢乐、彼此的鼓励。一切看似对立的事物，都有其同一性，它们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转化。毛泽东深谙个中道理，他以愁苦衬欢乐、以孤寂衬团聚、以悲凄衬幸福，以分离衬团圆。由于诗人在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艺术辩证法，故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指出：“艺术感染力的大小决定于下列三个条件：（1）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2）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么清晰；（3）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如何，换言之，艺术家自己体验他所传达的感情时的深度如何。”《虞美人·枕上》传达了作者对杨开慧独特的挚爱，这种爱是深沉而强烈的，而且传达得清晰明快、富有情趣，可谓三个条件具备，因而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本篇是毛泽东的第一首爱情词，虽出自青年时期，但出手不凡，功力颇深，堪称咏别词的上乘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