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中国共产党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
1935年华北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国际上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在国内，一方面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军事“围剿”，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反蒋”方针；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利用抗日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起他们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
1936年2月，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秘密党员，中共中央特科秘密情报人员，公开身份为上海圣公会圣彼得堂牧师）受宋庆龄派遣，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与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同南京谈判情况的共产党员张子华一起，到达陕北瓦窑堡，向党中央递交密信，汇报情况。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①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
①《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页。便迅速磋商大计”。
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晋西会议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4月9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79]。
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设法把蒋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的主张表示同意，并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作最后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80]双方对这个重大问题已有了基本共识。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界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81]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实际上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5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82]不久，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旗帜，史称“两广事变”。毛泽东在6月8日向《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83]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时局发展到新的阶段”，“我们说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84]
东征回师后，毛泽东要在东征中被俘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带信给阎，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同阎联络。他还分别写信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同他们合作抗日。而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毛泽东则倾注了更多的精力。
7月1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他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85]7月2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他提出：“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以前的三个（指：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联合战线的扩大，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杨虎城部队，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不仅要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层的工作。红军的行动也应该配合这一工作[86]。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处境十分关心。8月9日他写信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在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建立联系后，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87]同一天，还写信给该军总参议杜斌丞：“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88]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接受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为联合抗日给张学良（汉卿）的亲笔信。
中共中央为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6月20日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再次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89]这封信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产生了积极反响。蒋介石在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90]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的讲话已有所进步。
国内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7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战联络的领导工作。
从1936年8月初开始，日本指使其在内蒙古的傀儡军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将领傅作义率部进行抵抗，击溃日、伪军的进犯，11月、12月先后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这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毛泽东称赞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91]。社会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援绥抗战热潮。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几年来的对日妥协政策。对于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虽然仍坚持“剿灭”的政策，但同时又继续进行秘密谈判。
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他指出：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有所改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提出谈判五条原则后，他们在5月提出四项办法〔注：（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四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四条是：（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四条同五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
毛泽东说：“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从蒋介石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
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同时还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92]。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宣言和秘密文件，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议决定发表宣言，即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肯定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再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93]
为了使全党了解党中央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会议决定在党内发布“秘密文件”，即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4]
9月15日、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取。“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95]他还说：加紧对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会议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协定草案共八条，规定：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96]
这时，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谈判外，对国民党上层代表人物、著名爱国领袖作了大量工作。他直接致函南京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希望他们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还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此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9月，他派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等协议。10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到西安张学良部，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毛泽东指导下，到1936年深秋，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中间经历了不少波折。蒋介石认为，“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因此，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想用重大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提出苛刻条件。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两面手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大举进攻西北，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其间，共谈判了三次。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根据蒋介石指令，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于是谈判中断[97]。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11月13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98]12月1日，他同朱德等18位红军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99]
可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他置毛泽东等的忠告于不顾，变本加厉地调集30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根据地。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都遭到拒绝。12月4日，蒋介石带着军政要员飞抵西安。他召见张学良、杨虎城时对他们施加压力，提出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来“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遭到蒋的严厉训斥；再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实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的，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100]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窖洞里开会商量。毛泽东、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101]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是应该拥护的。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设想：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102]
与会者还有9人发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103]毛泽东在结论中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104]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105]
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三个集团军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明确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106]
周恩来等先到延安，17日飞抵西安，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他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次日，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107]
在收到周恩来电报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17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08]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他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这次事变“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他明确提出，“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即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他在结论中指出：“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109]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12月19日当天发表了。
为了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毛泽东在19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14份电报。其中，发给周恩来的电报11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工作部署。发给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援助。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110]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从苏联报刊的反应中对共产国际解决事变的态度已有所了解。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共产国际再次来电于20日收到。其内容和中共中央独立自主作出的决定基本一致。当晚8时，毛泽东就把共产国际来电转发给周恩来。
潘汉年收到《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后，立刻把它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份，支持宋美龄等和平营救蒋介石的主张。当潘接到毛泽东19日的密电后，又把刚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交给宋子文，说：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20日上午，宋子文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对宋说：只要蒋介石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将一致同意释放蒋。随后陪同宋去见蒋。周恩来明确转告宋：中共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次日，宋子文飞回南京。
毛泽东于12月21日又致电潘汉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要他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111]
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红一、红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开始南下；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牵制胡宗南部。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授意代表他的宋氏兄妹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周恩来在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两天谈判，最终达成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谈判结束后，12月24日晚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周恩来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当面向他作了表示，即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112]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12月25日同意蒋介石离开西安。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下午三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临行时蒋介石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113]重情重义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反而遭到扣留和囚禁，其时长达半个多世纪。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等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欢迎。左4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他进一步分析说：“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毛泽东清醒地认为，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他指出：“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114]毛泽东对于时局发展的判断是富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由于事起仓促，要求中共中央在急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下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在第一时间就提出一个完全成熟的方案，这是不现实的，也是很难的事情。但从总的来说，党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决策是及时而恰当的，最终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蒋介石在西安虽然作出重大承诺，但回到南京后态度又有了变化，使时局的发展出现一些曲折。1937年元旦，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对此，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防御亲日派进攻，红军准备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115]
1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进一步提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要打击右派，争取中间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116]此时，根据红军与东北军达成的协议，延安由红军接管。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也在1月13日来到延安。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从这时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10年多。
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经毛泽东、张闻天等酝酿、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发表，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17]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南京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如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等。
中共中央电文发表以后，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0多人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提案，呼吁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反对汪精卫坚持“剿共”的方针。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提出的谈判条件，同中共所提的条件相近，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共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为了使国民党的政策进一步转变，从2月份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周恩来等在谈判中反复强调：为了真正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朱德仍继续任总指挥；陕甘宁行政区保持完整；国共合作须先确定共同纲领；命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进攻西路军等。对此，毛泽东曾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118]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中对许多重大问题一时还没有取得结果。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5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担负和平使命前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要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
◎1937年5月，毛泽东等和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等在延安合影。左起叶剑英、邵华、朱德、涂思宗、毛泽东、萧致平。
期间，毛泽东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3月1日，他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毛泽东对她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只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汉奸在外，这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广泛得多。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这种转变开始的证据。
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1925至1927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即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119]。
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又带一份给埃德加·斯诺，并附信说，这表示“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广为“宣播”；也把这个记录稿寄一份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请他在可能时把它发表。
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他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使“联蒋抗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他在1937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中说：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指出：我们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就是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目前应停止没收土地。苏维埃制度过去十年的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解释清楚的责任”[120]。
3月23日至3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中，对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1935年12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政策上的转变，这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使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121]。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他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122]。31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的有64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指出，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必须立即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进行这两方面改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报告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他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123]。
为了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结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关于于部问题，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提出了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标准。他要求党的干部成为“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进而指出：“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关于党内民主和维护党的团结问题，他提出要“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强调在新时期，要“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最后，他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24]。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紧接着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这一时期，毛泽东付出许多心血进行理论研究工作。陕北相对稳定的时局，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够传送到陕北，使他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36年底至1937年夏，他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论著，并将其内容在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了一系列讲演[125]。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辩证法唯物论》的早期版本。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著中，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实行了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胜利，又规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在作战上，一般应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要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力求打歼灭战；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
毛泽东明确指出，军事家必须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战胜当前的敌人。战争的胜败既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又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他指出，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而“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招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26]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同时，在这篇论著中，毛泽东结合战争胜败的经验，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战争的攻守和进退等种种辩证规律进行了精辟论述。因此，这又是一部将军事理论深入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面，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实践论》根据人类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事实，系统地阐明人的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127]。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一一对立统一法则。他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刻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毛泽东指出：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128]，而把一般真理变成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摔跤。
《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论著，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又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意义重大，为延安整风作了重要准备；这两篇论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为迎接新形势到来，唤起四万万同胞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经历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同时派出代表，共赴陕西黄陵县桥山，参加公祭黄帝陵的民族扫墓典礼，并各自宣读祭文。中国共产党方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致祭，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曾是国民党早期党员）；中国国民党则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祭，代表是张继、顾祝同。祭奠后，两党代表还进行了友好交谈，一致认为凡我黄帝子孙，都应亲密团结，共御外侮。
林伯渠受毛泽东、朱德委派，代表中华苏维埃全体人民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公祭典礼上庄重宣读祭文。这篇《祭黄帝陵文》，是由毛泽东亲自撰写，毛泽东、朱德两人署名的。毛泽东手书现已镌刻在黄帝陵轩辕庙的碑石上。《祭黄帝陵文》的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
◎1937年，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文》。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129]
4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的报道中曾披露此文。该报在这篇祭文前写道：“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参加。”与国民党的祭文相比，国民党的祭文32句，除祭文小序“焕发我民族之精神”外，通篇均为追述黄帝功业，一句未提团结抗日之事。而毛泽东写的《祭黄帝陵文》共56句，8句概括了黄帝的伟业，其余均写中华民族的现实遭遇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全篇昭告明志，“万里崎岖，为国效命”，呼吁各党各界，民族阵线，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伟业，如凤凰之再生。此番告祭之情怀、境界，不独远超国民党的祭文，亦为历代祭文之拔萃者。
《祭黄帝陵文》实际上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号召全民族抗战的宣言书，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誓为抗日救亡之先驱的“出师表”。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也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
[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3]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1931年11月30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626页。
[4]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5页。
[5]《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5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7]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
[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页。
[9]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10]《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11]《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283页。
[12]《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4页。
[13]《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0页。
[1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
[16]根据辽宁本溪抗联史实陈列馆陈列的“毛泽东赞誉东北抗日联军手迹碑”。
[17]薛雯著：《白发回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1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2页。
[1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1、133、139页。
[22]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选举运动周报》第1期，1933年8月25日。
[23]《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316页。
[24]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25]《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
[2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页。
[27]《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28]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8页。
[29]《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76页。
[3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2页。
[3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
[32]《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33]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
[34]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442页。
[36]《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页。
[3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5～446页。
[38]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39]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40]《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41]《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4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7～498页。
[4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44]《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45]《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284页。
[4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47]《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48]《〈鲁迅致红军贺信）获重要发现》，《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第132页。
[49]《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287页。
[50]《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167页。
[5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52]《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页。
[5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54]《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171页。
[5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页。
[5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页。
[5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5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5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2月2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页。
[60]张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2月2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页。
[6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375页
[62]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62页。
[63]《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8～69页。
[64]《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1936年3月1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页。
[6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页③《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页
[6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0页。
[6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68][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1、65、66、69页。
[6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560、561、585、605页。
[7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1页。
[71]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的电报，1936年1月2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页。
[7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6、476页。
[7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7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页。
[7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7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页。
[77]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给毛泽东的电报，1936年10月1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1页。
[7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2页。
[7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2页。
[80]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5页。
[8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8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5月2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8页。
[83]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8页。
[8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1页。
[8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页。
[8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2页。
[8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8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6页。
[90]蒋介石：《御侮之限度》（1936年7月13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052页。
[91]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央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92]《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2页。
[9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9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页。
[9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4页。
[9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0页。
[97]《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6页。
[9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9页。
[9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8页。
[10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页。
[10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页。
[10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2页。
[103]《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9页。
[10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2页。
[10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2～623页。
[10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页。
[10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5页。
[10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5～626页。
[10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6页。
[110]《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3页。
[11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8页。
[11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11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11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2～633页。
[11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7～638页。
[11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8页。
[1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158页。
[11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9页。
[119]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431页。
[12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54页。
[12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6～667页。
[12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7～668页。
[1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3页。
[1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278页。
[12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
[1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92页。
[1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295、286页。
[12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129]《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