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吞并全中国，进而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经过充分准备，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亿万中国军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战，展开了气势恢宏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卢沟桥，位于北京市西南约15公里丰台区永定河上，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永定河旧称卢沟河，桥亦以卢沟命名。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时毁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桥全长266.5米，宽7.5米，下有11个涵孔。桥身两侧石雕护栏各有望柱140根，柱头上均雕有卧伏的大小石狮共501个（据卢沟桥文物保护部门提供的数据），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桥东的碑亭内立有清乾隆帝题“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为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以其高超的建桥技术和精美的石狮雕刻艺术独标风韵，成为誉满中外的一大奇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赞卢沟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桥东为宛平县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建。卢沟古桥，这座庄美而又有厚重历史底蕴的石桥，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罪恶行径，同时见证了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的爱国壮举和精神。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驻北平丰台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一部，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至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打电话通知中国冀察当局，诡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中国冀察当局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但日方仍坚持要派兵入城，否则将诉诸武力。
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先派人员进城调查，再寻处理办法。正当双方交涉时，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已令丰台日军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立即率部奔赴卢沟桥。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日兵现已归队”，却仍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后再行谈判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拒绝。7月8日晨5时30分，日军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第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提出“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1]中国守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迅速作出对华增兵的决定。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2]11日上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杉山元提出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3]。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起七七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随后，近卫首相连夜召集贵族院、众议院的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国内舆论。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重病的田代皖一郎。7月12日，香月清司抵天津后，立即下令“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提出要在7月20日以前完成战役部署。
7月15日，日军参谋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18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部又作了《形势判断》，制订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第二十九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4]。于是，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开赴华北。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此前，日本在华北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武装挑衅事件，军事上的步步紧逼，是否为九一八事变的故技重演？人们对于整个局势将怎样发展，一时还看不清楚。
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刻作出明确的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当天，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国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5]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历史发展进程，旗帜鲜明地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也是对抗日战争实现政治领导的一个具体目标。
为了使这个政治口号成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全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这一天，他还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6]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
◎毛泽东题词（1937年7月13日）
国民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作抵抗侵略的准备；另一方面，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7]此时，蒋介石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认为“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8]。但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到拒绝。国民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得到的却是像美国通告各国的“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那样的回答。而在国共合作的谈判问题上，国民政府却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9]
对于错综复杂的时局，毛泽东始终以坚毅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7月14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10]但是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抗战的最后决心，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致电在天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南汉宸，要其立即以毛泽东和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和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从7月14日至20日，他四次写信或致电阎锡山，提到：“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是祷”；指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提出：“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驻止，祈先生予以方便”，提出同阎锡山“密切合作，共挽危局”的要求。[11]
毛泽东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为坚蒋氏抗日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做去。此种方法甚关重要，请与李总司令（即李宗仁）及川代表张斯可先生恳商决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12]他还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13]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共产党和红军积极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7月14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叶剑英，让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14]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作了周密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15]
7月18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上，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演。据7月19日《新中华报》载：毛泽东“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8月1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华北当局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和压制民众的爱国抗日运动所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号召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在8月6日的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闭幕词中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16]。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主张将国内沉闷的政治空气一扫而光，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各界各地民众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第二十九军报以热烈的声援。他们纷纷组织团体，送去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挖好防空洞，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致电慰问第二十九军，大大鼓舞了广大官兵守土抗战、奋勇杀敌的信心。
日本政府扩大侵略战争，全国各地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新高潮的现实，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日态度，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即卢沟桥事变后的第10天，他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17]这次谈话对蒋介石来说，是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18]蒋介石的庐山谈话虽然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是其企图依赖外力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泯灭；其对内政策也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等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然不允许公开活动。
就在蒋介石庐山谈话后不到一个星期，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正确方针。文章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与此相反，不实现上述八大纲领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19]这些话无疑是对国民党当局的中肯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是坦诚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20]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让步与妥协了！”宣言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21]这个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
7月下旬，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面压迫第二十九军的将领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一面加紧调整部署，陆续将新到达的部队部署至指定位置。7月25日，从朝鲜调来的日军抵达廊坊，并占领了廊坊火车站；26日晨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击。中国守军抵抗不敌，被迫向东转移，日军占领了廊坊。当天下午，日本中国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这时，他们在日本国内进行第二次动员，增调5个师约20余万兵力来华，大举进攻迫在眉捷。宋哲元曾多次致电何应钦转呈蒋介石，报告平津形势，请求援助；并对抵抗进行兵力部署；27日，还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通电。
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中国后，在对北平发动总攻的前一天，在航空兵支援下，首先对第二十九军驻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等地的部队发动袭击，并占领了这些要地。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香月清司指挥下，对北平附近的第二十九军发起总攻，主要目标是南苑。当时，第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约7000余人。前敌总指挥为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赵于27日傍晚赶到南苑部署应战，并急调其所辖之第一、第二旅到南苑参战。不料，28日拂晓日军第二十师和驻屯步兵旅主力突然从东、南、北三面向南苑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被迫仓促应战，在日军展开进攻时被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仅凭围墙作掩护，进行抵抗。经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国守军伤亡2000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不幸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亦壮烈殉国，南苑陷入敌手。28日夜，除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外，宋哲元同秦德纯、冯治安等奉蒋介石命令，率部撤退到保定。第三十七师等部亦奉命于当晚开始南撤。担任掩护的何基沣旅，于30日退往涿县。7月29日北平沦陷。天津方面，第二十九军与日军经过15小时战斗，伤亡惨重，于30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方向撤退。[22]
卢沟桥事变至平津之战的过程表明，这不仅是日本大陆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天皇、政府和财阀的共同意志。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其争霸世界的关键步骤，这在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初步形成，它们与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则是在世界东方开辟的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日军为了实现速战速决的目的，8月初，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并积极准备出兵上海，把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
这时日军又玩弄起他们的惯用伎俩。8月9日18时30分左右，驻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等，肆意驱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与中国保安队卫兵发生冲突，当场被击毙，史称虹桥事件。日本立即以此事件为借口，提出中国方面撤退上海保安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8月13日9时30分，日军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午后4时，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少将下令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当即猛烈反击。“八一三”事变爆发，淞沪会战开始。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23]；并调集陆军和空军投入自卫战斗。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讨论施政方针时，决定将“华北事变”正式改为“中国事变”。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帝国议会，根据不久前四相会议决定，以天皇敕语代替宣战诏书，称：“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扬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24]这次临时帝国议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加快了日本转入战时体制的步伐。
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提出了迅速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为完成抗日战争的准备，谋求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2月中旬、3月下旬和6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顾祝同、宋子文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和庐山举行了三次高级会谈。由于国民党企图以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向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派遣主要官员等办法，控制红军和陕甘宁边区，致使谈判没有进展。6月25日，中共重新提出合作方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次作了让步，但谈判均未达成协议。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通电全国时，就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25]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再次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以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阐述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同时向全国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个宣言，再次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真诚心意。
7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举行第4次谈判。在谈判中，蒋介石却另提一套方案：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部队。指定政训处主任为周恩来，副主任为他们派遣的康泽。谈判中，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坚持按他的一套改编红军，并企图通过改编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对于边区政府改制问题，蒋介石也提出另一套办法，派丁惟汾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正职，同时南京当局还要向边区派专员、副县长、副区长等等。而对中共中央的《宣言》却搁置一边未予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26]。对此，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庐山谈判未获结果。
这时华北局势已经十分严重了，但是蒋介石仍然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却几次三番地催促红军迅速出动开赴前线。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但坚持红军改编时，“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德）正彭（德怀）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27]
7月底平津失守后，在中国共产党敦促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才重视国共合作这一大事。8月1日，中共中央收到张冲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即致电周恩来等，“拟复以朱、周、叶三人赴京，如何盼复。”[28]8月9日，党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举行第5次谈判。这时，继平津沦陷后，上海的形势亦日趋紧张。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遭到严重失败，蒋介石急欲调红军出师作战，这时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8月18日，双方达成以下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委任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一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图为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改编命令。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以上协议，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在陕北的主力红军编为三个陆军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为了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组成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29]
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及政治机关，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经中共中央批准，聂荣臻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任第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由邓小平接任），进一步加强了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为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直属队及第七七〇团，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的部分直属队，共9000余人组成留守兵团，在延安设立以萧劲光为主任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分别编为10个保安大队和各县保安队[30]。
南方红军游击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革命武装。此时，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于1937年8月1日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指示强调：各红军游击队“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31]。从8月至12月，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具体问题，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多次商谈。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也先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与合作抗日协议。红军游击队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保持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游击队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干涉。第二，双方停战，国民党军队撤出游击区，保持游击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利益。第三，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采取独立自主靠山或近水扎营等办法。
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10月，散布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游击队外），立即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余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编为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鄂北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秦邦宪和康泽等，在南京举行最后一轮会谈。双方就有关发表中共中央的合作宣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了字。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32]，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据《陈布雷回忆录》记载：蒋介石“此一谈话稿于发表之前，送汪（精卫）、戴（传贤）、于（右任）、居（正）、孔（祥熙）诸人共阅之”[33]。《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重大事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表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34]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各党派，先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从国民政府监狱获释后，表示拥护全国抗战大团结，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普遍动员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政治主张。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以大局为重，转变为拥蒋抗日。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广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建立起来，已经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冲击日本侵略者的滚滚洪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意义十分重大。它既体现了全国人民抗日运动蓬勃发展的巨大力量，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措施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毛泽东在论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形成时指出，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35]
但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缺陷和不足。毛泽东认为，现在建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在抗日问题上，国民党当局始终不肯接受中共反复提出的发动民众的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在两党关系上，他们既想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对确定两党合作形式与制定共同纲领采取消极态度。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这种状况不改变，统一战线可能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责任。
《宣言》发表一周后，毛泽东为《解放》周刊撰写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题目改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说：从西安事变以来，“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被发动，国民党的统治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从而暴露出严重的危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他还提出：“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36]
10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同时也指出几个月抗战中暴露的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他还针对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散布“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的民族悲观主义论调，提出“克服投降主义”问题[37]。
我们从毛泽东大量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许多重要的特点：
第一，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这就决定了它的性质，具有更加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民族革命性质，以及更加广泛的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性，统一战线中不仅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了除汉奸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投降派以外的国内所有的阶级、阶层、党派、社会团体，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也带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复杂性。
第二，它是长期的。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争取同国民党长期合作，坚持持久抗战，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战略目标。而且共产党还希望在战后两党继续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但是，国民党对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是被迫的、消极的，因此在两党合作抗日期间，始终没有放弃反共、限共和溶共的方针。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并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适时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策略方针和政策措施。
第三，它是以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的合作为基础，是在没有成文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组织形式条件下的合作。国民党已是执掌全国政权、拥有庞大军队的政党，但十年内战和对日的不抵抗政策，在全国人民中陷于孤立被动。而中国共产党已是政治上高度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有大革命失败和十年内战时期的丰富经验，能够纠正和避免可能出现的“左”的或右的错误，而且有了自己领导的局部政权、军队和根据地。因此，两个政权、两个军队合作的情况如何，就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命运和抗日战争的胜败。
第四，它处于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得道多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支持，也得到了与日本有矛盾的英、美各国一定程度的支持。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争取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巩固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初，毛泽东就向全党敲响警钟，要高度警惕右的投降主义倾向。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在对待国共关系的问题上，有一种错误观点正在滋长发展。毛泽东指出，有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全面抗战”（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和“片面抗战”（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抗战）等一些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他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38]
毛泽东十分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如，他对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曾多次作过指示。他明确提出不能参加任何倒阎（锡山）的阴谋活动，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我们的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39]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理论和实践，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步骤。
11月12日，上海失陷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
他在报告中提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他强调指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首先提出“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任务。他认为：“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他说：“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
同时，他又提出：“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那就是指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集团。毛泽东提醒大家：“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40]
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在党内，要反对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引导中国去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民族投降主义。他强调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41]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之时，就全民族抗战、国共两党关系等重大问题，发表了全面深刻、富有远见的文章和讲话，这些重要指示，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奠定了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在党内引起极大反响，并且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收到了积极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