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的。由于国民党百般阻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有关两党合作抗战的各项建议，致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成文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反对共同的民族敌人，并在抗日战争的战略范围内，保持着一定的协商关系，即针对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和解决。对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主要是依据各自制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进行实施的。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的不同，因而在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提出。当时，共产党曾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动员和武装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表达了以民族革命战争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决心。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系统地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强调“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换言之，这是使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42]纲领提出了武装抗日的六项行动纲领，不仅明确提出全体军队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和武装抗日的方针，成立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和解决抗日经费的具体办法，而且还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此《纲领》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79名国内著名人士签名公布，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和武力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并实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十项方针，主张组织统一的抗日联军，作为抗日的先锋。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全国同胞总动员，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11月28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又重申了这个方针。
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为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中，就提出了“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以及“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43]等独特的见解。他在12月27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日本“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44]。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要求大家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他指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45]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对中日战争的趋向和结局，作出精辟的论断，对国际反日联合阵线的建立，提出了纲领性的主张。他首先就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交还东北三省及察哈尔北部，撤退华北驻屯军，停止一切侵略行动，只有在这些原则之下，才能进行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但是，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谈判的可能并不存在。因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毛泽东说：“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即使“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治的崩溃。”[46]
毛泽东进而提出：“日本已有他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47]
总之，在全国抗战爆发前的一段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中日战争的形势，中国抗战的路线和方针，以及战争的前途和结局等问题，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思考，并反复向全国人民提出对抗日战争的一系列问题的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和实行奠定了基础。
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就积极主张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以引导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正确地解决如何抗战、并制定出新的抗战路线和方针的问题。这时，中共中央对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以及重大国防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方案。7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反对妥协的总任务及五项主张：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全面的抵抗，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统一的积极的抵抗，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48]。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八大纲领，进而指出，只有实行这一整套办法，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并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由于红军出师抗战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未必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49]这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时还来不及集中。8月9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这次会议是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国内形势，明确指出：“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他分析了国民党的状况，说：“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谈到红军下一步行动时，他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反倾向问题上，他同意张闻天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50]。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7月23日文章中提出的八条抗日救国纲领进行了重要补充，初步形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四天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了她。海伦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51]这次会议为十多天后召开的洛川会议做好了准备。
这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已陆续赶到陕北。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52]
洛川会议于8月22日至25日召开。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53]
◎洛川会议会址。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提出了五项：“（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54]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55]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即将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及时地提出并向全党阐明，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关于国共关系，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56]。虽然这时国民党还没有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正式承认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但是鉴于华北危急，会议仍然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抗战前线。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经过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讨论。萧劲光回忆说：“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57]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总动员；3.全国人民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毛泽东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实行这些纲领，就能够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结局的方向发展。他在发言中说：“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58]这些，同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种种事实说明，毛泽东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他的意见也更加成熟、更加完备了。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成员增到11人，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张浩、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组成，毛泽东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9人组成。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书记。同时决定建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长江沿岸委员会。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出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这是同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根本不同的正确的抗战路线。
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8月27日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所讨论的，是毛泽东在思考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讨论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作了说明。他说：“两个阶级的企图，各在自己阶级立场上出发。”“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他把这一次国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较，认为那时孙中山、廖仲恺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现在的国民党当局更胆小些，更小气些，而且是自觉地来限制我们。他们正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从各方面来影响，以几千条线索来套我们。我们有些人容易上当，要有自觉，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59]他强调指出，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洛川会议结束半年多之后，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为帮助国民党继续进步，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提出了八项建议。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对抗日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扼要作出了纲领性决议。这是国民党自西安事变之后走向全国抗日以来所制定的比较好的一个纲领。它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要抗战的，在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方向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有基本一致的方面。《纲领》吸取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某些精神，对指导和推动全国抗战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存在着严重缺陷。《抗战建国纲领》既表现了当时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进步的一面，又反映了其害怕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全面抗战以及对日妥协动摇的一面。因此，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抗战建国纲领》在军事纲领中，未规定正确的军事战略和应采取的积极作战方针，未提出改善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政治纲领中，虽然提出了“组织国民参政机关”，“集中全国之思虑于识见”，但国民参政会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具有决定国策和实际权力的民意机关，只是一个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在经济纲领中，未对促进发展农村经济最重要的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作出规定。在民众运动方面，虽提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但只限定于一定范围，而且没有规定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抗日的旧法令，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政治犯，等等。
可见，《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通过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片面抗战路线的集中体现。当然，《抗战建国纲领》总的倾向是要抗日的，有着巨大的进步。因此，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左派爱国人士及人民群众的赞同。当时，人们担心的是《纲领》规定的进步的东西能否兑现等问题。事实上，就在《纲领》出台前后，上海、西安、武汉等地，就出现了解散已组织起来的群众性抗日团体，压制群众抗日活动的情况，说明人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在日军大举增兵展开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形势严重危急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并且不待改编完全就绪，就从陕西东渡黄河，进入华北抗日前线，直接同日本侵略军作战。对八路军来说，这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未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师华北作战，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
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在宣布改编的具体部署之后，命令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从8月下旬至9月初，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先后渡过黄河，挺进山西前线，担负起在新形势下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任务。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8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的。当时，他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险峻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60]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卢沟桥事变后，阎锡山答应毛泽东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61]。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62]，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相继开赴五台山（恒山山脉南段）、管涔山和太行山区，首先进占同蒲线以东的晋东北、同蒲线以西的晋西北和正太线以南的晋东南等战略要地，并在这些区域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为配合八路军的战略行动，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北方局组建了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和中共冀豫晋省委，将中共山西工委改组为山西省委，形成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巨大合力和坚强的领导力量。此时，周恩来副主席奉毛泽东之令也亲赴山西前线，以推动我党同国民党及山西当局在军事、政治上的合作。
这时，日军在侵占北平、天津后，即分兵四路沿平汉线，平绥线、同蒲线，津浦线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实施两翼钳制，中央突破的作战方针，进而实施战略展开，一举侵吞整个华北，将国民党军队迂回歼灭、击溃或压缩到黄河南岸。日军将着眼点放在攻略最具有“战略价值”的要地太原[63]，认为它是山西省会，夺取太原，即可夺取山西，固守平津；决定迅速夺取太原后会攻山西，以实现其所谓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狂妄侵略计划。
毛泽东看清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他在9月16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64]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对改变部署的原因作了进一步说明：“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65]两天后他又致电提醒彭德怀：“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66]
1937年9月中下旬，沿津浦铁路、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分别占领河北沧州、保定等地。沿平绥铁路推进的日军，进入山西北部，占领广灵、浑源和灵丘等地。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纷纷向雁门关方向撤退。进驻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指示第一二〇师从西面驰援雁门关；第一一五师从东面配合友军作战，对从灵丘增援平型关之敌实施攻击。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一部首先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犯，23日和24日在平型关正面及团城口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9月24日，第一一五师主力冒雨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的白崖台前进，在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山地设伏。9月25日晨，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区。八路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八路军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对陷人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与敌进行白刃格斗，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9月24日至25日，担任钳制、阻击任务的第一一五师独立团，截断涞源、灵丘之间的交通线，在腰站地区打退日军增援部队的多次冲击，歼敌300余人。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大捷，是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谱写了中国抗战以来的新篇章，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平型关大捷第二天，毛泽东就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10月1日，毛泽东又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叶剑英、潘汉年，向他们通报了平型关战斗的战果，并指出：“是役已将敌攻平型关计划破坏，但敌还从雁门关一带进攻。我游击支队正活动于灵丘、涞源、蔚县之间，颇有缴获。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67]
在平型关战斗中，由于正面布防的友军没有按预定计划出击，失去了消灭更多敌人的机会。而八路军的三个师又连续出击，相继取得了腰站、井坪、宁武、冯家沟、雁门关、阳明堡、王董堡、七亘村、黄崖底、沾尚至广阳等一系列战斗的重大胜利。
这时，毛泽东在对敌、友、我三方和未来战争发展趋向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于发动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作出重要指示和部署。他强调应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整个华北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68]。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战略部署，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应将山西划分为四个战略区，即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战略区，以此四个区域实行战略展开，必将向着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态势。他还指出：无论如何不能集中于恒山一区，否则将使我军难以立足而陷入敌人的战略大迂回中。在山西这四个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对于在山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意义重大。对内，可以凭借这四块根据地站稳脚跟，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策应，对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形成战略包围圈，以钳制和打击敌军，使山西真正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心和主要阵地；对外，则可依托这四个战略支点向外延伸、扩大，囊括华北地区，连接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使山西成为华北坚持抗战的大本营。
11月8日太原失守，整个华北的局势发生重大转折。毛泽东指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69]。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及时地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部队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就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太原失守，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70]11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总部：我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的部署，应控制一部兵力担负袭敌任务，大部兵力则分散到各个要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
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71]。同时对于各部队的战略行动作了具体部署。这个战略部署，是党中央在紧要关头果断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经过毛泽东殚精竭虑、运筹帷幄的设计、制定出来的。历史表明，这个战略部署的贯彻执行，使我党我军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避免了难以估量的挫折和损失，对于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发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通过由朱德主持的，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的重要军事会议得到贯彻执行的。石拐会议讨论和确定了抗战进入“新阶段”后的作战方针和各师的任务，明确了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中心和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同时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毛泽东指出，山西抗战“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72]。
太原失守，使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由于兵力不足，在其后方留下了广阔地区。这些地区既是中国抗日军民发动游击战争，消耗敌人，必须用鲜血和生命收复的一大片失地；同时，也是日军力图强化统治，使其完全殖民地化的要地。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敌我激烈争夺的广阔战场。毛泽东反复指出：“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73]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在华北的战略展开进行了调整。与太原失守前主要是以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直接在战役战斗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同，明确了这是以我为主，由八路军各师主力分别深入敌后，实现在山西的战略展开。石拐会议之后，八路军各师迅速行动起来，出现了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华北敌后战场，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按照既定部署，八路军在积极配合友军作战的同时，主要是执行自己的战略展开任务。第一一五师一部依托五台山建立晋东北的战略支点；第一二〇师依托管涔山建立晋西北的战略支点；第一二九师依托太行山建立晋东南的战略支点。到1938年春，第一一五师另一部依托吕梁山建立晋西南的战略支点，为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前进的战略基地。
毛泽东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统一八路军指战员对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认识，加速全军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74]
毛泽东还担心：“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75]
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在9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76]。9◎月25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77]
◎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关于在整个华北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指示。
综上所述，其中心内容和主导思想有这几个方面：一，向国民党阐明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二，改变原定的集中于一个点的部署，实施新的多点活动的战略部署；三，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再三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四，提出在战略上以山西为抗战中心，有利于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要求八路军各部兵力部署：“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为第一要义”，“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78]。毛泽东根据局势的发展，及时确定并实行重大的战略转变，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为了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他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他曾多次十分形象地将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比作下围棋中的“吃子”和“做眼”，强调其对抗战全局的战略意义。他指出：“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79]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对游击战争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
毛泽东对于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作出后，的确是坚定不移地要贯彻到底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如，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首次胜利的平型关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战斗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致电前方庆贺。同时，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80]。以后，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81]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一脉相承的，而在具体表述上更加明确、更加完备了。
这时，八路军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方面，是主动积极的。到10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13日，日军在飞机、大炮和战车掩护下，向忻口西北的主阵地南怀化发起猛烈攻击。中国守军阵地工事被毁，部队伤亡惨重。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连日鏖战中，中国军队给日军以很大杀伤，但损失也很大，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在前线督战时相继牺牲。在国民党军队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守军决定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为了协助友军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在10月6日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82]。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主力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第一二〇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师主力夺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七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给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团又在10月19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20余架。八路军各部的积极作战，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友军的正面作战，削弱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不得不以相当兵力守备后方，这就大大减轻了忻口正面国民党守军的压力。
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有十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就如何对待这部分友军，在10月4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叮嘱他们：“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83]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
太原会战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10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口的后方。28日，娘子关失守。31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11月8日，太原失守。此后，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1]《七·七事变一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2][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246页。
[3][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166页。
[4][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17～18页。
[5]《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
[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7]《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1937年7月12日。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8]《蒋介石致宋哲元的手令》，1937年7月9日。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9]《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10]《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
[1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1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5]《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38页。
[1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17]《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064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348页。
[20]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22]《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6页。
[23]《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
[24][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305页。
[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
[2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5页。
[2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2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29]《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67页。
[30]《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4页。
[32]《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档案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页。
[33]《陈布雷回忆录》，上海廿世纪出版社1949年版，第71页。
[34]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370页。
[3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382页。
[3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388页。
[3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396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
[4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378、381页。
[4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153页。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6页。
[46]《新华日报》1937年3月23日。
[47]《新华日报》1937年3月26日。
[4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293页。
[4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5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3页。
[51]《一个美国女记者在中国的冒险（续）》，《瞭望》，1985年第48期。
[5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页。
[53]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8页。
[54]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8月22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8页。
[5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页。
[56]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8月22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9页。
[57]《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
[58]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0页。
[5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8页。
[60]《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6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6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63][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55页。
[6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6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页。
[6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6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6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6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
[7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71]《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7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7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74]《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页。
[75]《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页。
[7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7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7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388页。
[7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
[8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8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0页。
[8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8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