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敌后抗战 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的基本依靠力量。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要使这支力量承担起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任务，关键是实行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即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
1937年10月初至11月上旬，忻口、太原会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毙伤日军两万余人，不失为抗战初期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会战。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攻陷。此时，日军继续扩大进攻。在华北，沿津浦线南犯之日军，于11月中旬进至黄河北岸，并准备攻占济南；沿平汉线南侵之日军，于11月上旬突破第一战区防线，占领豫北重镇安阳；沿同蒲线南下之日军，于11月8日攻陷太原后，继而侵占平遥、榆次等地；而沿平绥线西进之日军，于10月中旬已攻占归绥、包头。在华中，日军侵占上海后，进逼南京。虽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忻口等地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从正面战场的全局看，正处在严重的失利之中。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持续六周之久。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太原失陷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明确指示八路军各师：“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之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因此我分任四大区工作之聂部、贺师、刘师、林师（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须重新部署一番）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线之进攻。”[1]毛泽东在11月12日延安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他强调指出：为实现全面抗战，在党内，必须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11月13日，毛泽东又电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出：八路军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2]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创造根据地；同时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并决定第一一五师除以一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外，师部率第三四三旅适时转移至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〇师继续创建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一一五师之第三四四旅由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在延安。
首先是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首先占领这一地区，企图把它作为占领整个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的重要基地。早在9月23日，毛泽东就指示八路军：“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24日，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布置。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的组织地方支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3]其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下，取得首战平型关大捷。10月11日，毛泽东又致电聂荣臻：“你们应着重一个月内建立武装与群众工作之基础，以便有充分力量反对日寇的进攻。”[4]10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决定：聂荣臻副师长（11月2日任政治委员）率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及地方工作团等共2000余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对于中央的决定是心领神会的，他说：“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5]
在聂荣臻领导下，他们组织了工作团，分赴晋东北、察南、冀西各地，建立“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一面作战、一面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许多县城，在基层建立了一些抗日民主政权，并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财产、废除苛捐杂税等经济政策，尽可能的改造各级政权。1937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在很短时间内，抗日武装力量就有了迅速发展。
晋察冀军区成立仅半个月，日军便调集两万余兵力，分八路向晋察冀边区大规模围攻。在聂荣臻等首长领导下，边区军民奋力反击入侵之敌，在一个月的作战中，共毙伤日军2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等军用物资。这一胜利，对初创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隆重召开。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标志着八路军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诞生。聂荣臻写道：“全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开始稳定下来。有了政府，人民群众就有了靠山，同时，也使我们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6]
1938年2月、4月、7月，为了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进行三次破袭作战，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钳制了正在沿平汉线南进之敌，策应了津浦线上友军的作战，而且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为八路军向平北、平西和冀东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强敌围攻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38年底，已发展到3省72个县，幅员10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多万，武装部队达9.8万多人，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高度重视。
这时，聂荣臻将晋察冀一年来的斗争情况，向党中央写了一份真实记述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情况的报告。毛泽东阅后认为很有意义，要聂荣臻补充修改后成书出版。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接到补充报告后在复信中写道：“荣臻同志：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出版，我与王主任（即王稼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他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这本书对外对内意义甚大。”他还亲自为聂荣臻著书题写了《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书名，在序言中写道：“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谓予不信，视此小册。”[7]
朱德和王稼祥也分别写了序言。1939年5月，《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这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抗战的专著，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晋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37年9月16日至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电示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应活动于晋西北之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北部地区，并向绥远、大同游击，以钳制敌军，配合友军作战[8]。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对第一二〇师主力以游击战袭击左云方向之敌，及发动组织群众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
第一二〇师遵照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率第三五八旅于9月28日抵达神池地区后，立即指令宋时轮支队，赶赴雁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游击队很快扩大到3000人左右。由师政治委员关向应组织的工作团，在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党委及“牺盟会”和“动委会”配合下，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编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发动组织群众，使广大群众抗日情绪高涨，一个月内即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和自卫军达1.1万余人。迅速建立起工、农、青、妇等抗日救国会及儿童团、少先队组织。1938年1月，第一二〇师进行整编，全师扩大到两个旅6个团共2.5万余人。从2月中旬起，第一二〇师对被日军占领的铁路、公路展开破袭战，歼灭日军500余人，攻占平社、豆罗火车站和麻会、石岭关等据点，炸毁火车3列、汽车10余辆，破坏桥梁8座，拆毁铁路20余公里，并袭击了太原火车站和飞机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2月下旬，日军又调集一万余人的兵力，分五路向晋西北发起进攻，妄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针对此情况，毛泽东于3月6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〇师：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协同作战，集中主力打击敌军一路，“破坏日军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它区域之作战”[9]。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第一二〇师首长决定集中四个团，首先打击五寨、岢岚之敌，再向神池、宁武之敌反击。经过20多天的反围攻作战，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共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机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这一胜利，不仅挫败了日军摧毁晋西北根据地的企图，而且大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接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向东可直下冀鲁豫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太原失守后，1937年11月13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军事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布置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任务[10]。会后，师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等率领工作团和部分武装，深入各地，在地方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开展改造旧政权、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工作，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很快在晋东南和冀西地区建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2月初，对进一步实行战略展开等工作，进行了部署。到2月下旬，晋冀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全面展开。3月中下旬，第一二九师在副师长徐向前指挥下，于邯（郸）长（治）公路线上的潞城县神头岭和涉县响堂铺，取得两次伏击战的重大胜利，共歼敌1500余人，击毙与缴获骡马700余匹，击毁敌运输汽车180余辆。
4月初，日军调集三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积极进行反围攻作战。八路军采取以广泛的游击战阻滞、围困敌人，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作战方针，同日、伪军周旋。至4月下旬，打破了日军的九路围攻。这次反围攻作战，共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从4月下旬开始，第一二九师分兵进入冀南、豫北等平原地区。8月中旬，成立了冀南区行政主任公署。在豫北，8月下旬至9月上旬，第一二九师一部进行漳南战役，消灭伪军7800余人，收复滑县、浚县等城镇，并协同当地党组织建立了安阳等数县的抗日政权，奠定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晋西南地区位于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汾离公路以南，吕梁山脉纵贯南北，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太原失陷前，毛泽东就电示八路军总部，于适当时机派部队进至吕梁山脉。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又指出：“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展开，第一一五师的第三四四旅、第三四三旅应立即迅速转移至吕梁山地区；第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第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游击战争。”[11]据此，1937年11月9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和第三四三旅由正太路南进，准备适时转向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三四四旅则随八路军总部继续在正太铁路沿线活动。
第一一五师主力南下洪洞、赵城地区进行休整补充，12月底，从各团抽调部分骨干，加上2000余名新兵组成第三四三旅补充团。1938年2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集团军向晋西南地区发动大规模入侵，吕梁山部分地区变为敌后。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至孝义打击敌人，20日收复大麦郊。21日该旅在川口与西犯之日军激战，阻止了敌之西进。同时，第一一五师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石楼、永和等县，同当地的党组织一起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2月下旬，日军在占领隰县、临汾后，向西向南推进，直接威胁陕甘宁边区。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3月2日，林彪被友军哨兵误伤，由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关于巩固战略枢纽和寻机歼敌的指示，于3月14日至18日率部在午城、井沟地区同日军连续作战五天，先后毙伤俘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60余辆，缴获骡马2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自身伤亡200余人。此次战斗粉碎了日军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迫敌东撤。这对开辟晋西南根据地，巩固陕甘宁边区，都具有重要意义。[12]
1937年8月1日，在山西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相当于团），薄一波任政治委员，政治干部绝大部分由“牺盟会”派共产党员担任。决死队在成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到四个总队，到1938年初扩建为四个纵队（相当于旅）。由牺盟会组织起来的新军部队还有政卫队和四个支队。1938年秋扩大为旅级单位。1939年春，政卫队改为政卫旅。1938年秋，自卫队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政治保卫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是年冬，活动于晋南地区的县自卫队改编为政治保卫队第四支队。此外，中共太原市委恢复了总工会，成立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相当于团），简称工卫队。
1937年9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太原后，与阎锡山等多次会谈，商定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在太原成立。1937年11月，以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和汾阳等县游击队合编为抗日游击第一路纵队。到1938年3月，动委会先后共组建了25个基干支队。8月，第四支队随第一二〇师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其余部队整编为晋西北保安第二区队，到1939年夏统编为陆军暂编第一师。这支部队是山西新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山西新军在共产党领导和八路军帮助下，不断发展壮大，分别活动于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地区，积极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河北，中共河北省各地方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于卢沟桥事变之后即在平西、冀中、冀南等地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
平西地区。1937年8月10日，在中共北平市委和“东特”（即“东北工作特别委员会”，简称“东特”）领导下，组成了一支数十人的抗日武装。他们砸开北平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救出几十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时，打出“国民抗日军”的旗帜，后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1938年3月返回平西。此时，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也进抵平西。两个支队相互配合与日军作战，建立三个联合县政府和抗日救国会，为八路军向冀东挺进创造了条件[13]。
冀中地区。1937年10月10日，中共保（定）东、保（定）南特委合并为保属省委，领导河北省中部地区的抗日斗争。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共产党员）脱离向南撤退的国民党军，率部回师抗日，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经博野、蠡县，攻占高阳，并收编驻高阳的保安团。到12月上旬，发展到3000余人；12日，人民自卫军主力赴阜平整训，部队军政素质大大提高。中共保属省委将省委之军委改为河北游击军司令部，由孟庆山任司令员，统一领导中共地方组织在冀中区组建的各抗日武装。
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相互配合，积极袭击日军据点，收编和消灭了10多股游杂武装。他们在反击日军春季“扫荡”中，进行了大小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收复河间、高阳、安新等县城，充分显示了冀中军民团结抗战的威力。1938年5月4日，两支队伍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至此，西起平汉铁路，东至津浦铁路，北迄平津铁路，南达沧（县）石（家庄）公路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14]。
冀南地区。中共冀南特委于1937年10月先后组建别动大队、抗日义勇军第五支队等抗日武装。他们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挺进支队和东进纵队的帮助下，先后在巨鹿等县建立动委会，改组了南宫县政府，收编、改编了巨鹿等县保安团（队）和冀县的部分地方势力武装，争取了威县伪军警备旅的反正，成立统一战线组织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统辖冀南各抗日部队。1938年3月19日，为加强冀南的领导和军事力量，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开赴冀南。20日，中共冀鲁豫省委在南宫成立。到4月底，东进纵队发展到两万余人。冀南先后建立了20余个县抗日政权。4月27日，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东进纵队机关兼军区机关，下辖五个军分区。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具有政权性质），于4月间正式成立。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15]。
在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蓬勃兴起。山东是联结华北、华中两大抗日根据地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于山东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毛泽东极为关注，1937年9月25日曾指出：应“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的但是有计划的组成游击队”。“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16]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山东人民在中共各地组织的领导下，从11月至1938年3月，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徂徕山、泰西、鲁东南、鲁南、湖西等地区举行了十大武装起义，从敌人手中收复了蓬莱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与国民党将领范筑先建立了合作抗日的亲密关系，在范部建立起一支6万人的抗日武装，开辟了鲁西北39个县的抗战局面。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发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多次电示八路军总部派遣部分主力部队入鲁工作。1938年5月间，中共中央派郭洪涛率50多名干部去山东加强领导力量。5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6月8日，毛泽东又强调指出：河北、山东等处凡属我们独立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和受邻近友党友军欢迎的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宜[17]。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以各大起义武装为基础组建成支队，分配一批有领导和战斗经验的红军骨干到各支队担任领导职务。同时，各起义武装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日伪军。8月间，在清河地区的第三支队先后袭击了张店、周村、黄台火车站；8月13日袭击济南，一度攻入济南北关，占领伪省政府。9月，活动于鲁中区的第四支队先后对胶济铁路周村至张店段及张（店）博（山）铁路进行了袭击，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与此同时，活动于胶东地区的第五支队数次袭击烟台之敌，并于蓬莱、龙口、栾家口连续击退了企图由海上登陆之日军。鲁南人民起义武装于9月间在临（沂）枣（庄）公路上的燕柱山伏击敌汽车队。泰西区的第六支队、滨海地区的第二支队等部，也都积极打击日伪军，扩大了抗日游击区。
为进一步统一山东各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2月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以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江华任政治部主任，共约2.5万人。同时，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郭洪涛为书记。山东纵队及山东分局的成立，使山东起义武装的领导得到了加强，这标志着山东各抗日武装由分散的游击队成长为在战略上有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对于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大的意义。
八路军自誓师出征至1938年10月，共作战1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2万余支，收复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及山东等大块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部队也由出征时的3.2万人发展到15万余人。八路军的胜利作战，钳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迫使其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加速了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在华中，活跃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1937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同叶挺、项英具体商讨新四军组建工作。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移驻皖南岩寺。
华中地区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地，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工作作出了部署。1938年2月15日，他致电项英、陈毅，指出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18]。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问题给项英的电报指示。
但是，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大多是平原，丘陵和河湖港汊，社会、政治情况很复杂，开展游击战争困难很多。因此，毛泽东将华北平原游击战的成功经验推广到新四军中去。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复电项英，强调：“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现在条件与内战时候有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进行。”[19]他对新四军的具体行动方向提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20]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于5月间指示所属各部：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胜利，“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和歼灭大的敌人”[21]。新四军各支队经过整训陆续开赴华中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在大江南北同日伪军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
新四军以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28日向苏南敌后挺进。6、7月间，陈毅、张鼎丞随即率领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6月17日，粟裕率先遣支队于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毙伤日军20余人，击毁敌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新四军首战告捷，不仅奠定了进入江南地区的基础，而且开辟了胜利的先声，给饱受日军蹂躏的江南沦陷区人民很大的兴奋。
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在陈毅等率领下，挺进苏南，积极向京沪、京芜铁路及京杭公路线薄弱之敌展开袭击和破击作战，并连续获胜。6月至8月间，他们先后取得镇江东南的新丰车站、新塘、句容等100余次战斗的胜利。他们还大力摧毁各地伪政权，执行党的正确政策，使绝大部分游击武装愿意与新四军合作抗日。同时，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稳定社会秩序。他们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一些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支持新四军抗战。苏南的抗日局面不断发展，初步形成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对日军构成了严重威胁。
8月22日，日军第三师团调集4500余人，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八路水陆并进，围攻小丹阳地区的第二支队，企图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第二支队以一小部分兵力阻击、牵制日军；另一部分兵力转至外线，袭击日军据点及南京近郊，牵制和调动日军；其主力集结小丹阳一带待机。这时，第一支队动员群众和地方武装展开破袭战，并派小分队进袭南京近郊。25日，第二支队在第一支队的密切配合下，在鸡笼山地区给日军以有力打击，迫使日军于26日开始撤退。第一、第二支队紧紧依靠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进行了一系列胜利的战斗。至12月，粉碎日军“扫荡”近30次，初步巩固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第三支队于1938年7月1日，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执行正面战场的守备任务。这里是日军的长江交通线，敌人经常出动“扫荡”。9月底，第三支队在担任坚守青弋江阵地防御战中，多次实施反击。10月30日至11月4日，日军调集第十五师团和第一一六师团一部进犯青弋江阵地，第三支队以机动防御战法，痛击进犯日军，毙伤日、伪军300余人，迫使日军退回原据点。这是第三支队进入皖南进行的第一次重创日军的大规模战斗，胜利完成了守备任务。
新四军第四支队，遵照毛泽东关于高敬亭部可以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于4月初挺进皖中敌后。5月12日，其第九团设伏，在蒋家河口歼敌20多人，自己无一伤亡。徐州沦陷后，日军一部溯江而上进攻武汉，一部攻占合肥等重要城市。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第四支队于6月至10月间，先后取得数十次战斗的胜利，毙伤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50辆，破坏了日军的运输线，牵制了日军西犯行动，支援和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此外，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领导下，挺进豫皖苏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到1938年底，游击支队发展到3000余人，为发展豫皖苏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2月30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雪枫：“你在豫皖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计划是很对的，并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22]
新四军威名远扬，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武装，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经过半年多的英勇奋战，取得230余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3200余人，初步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2.5万余人，实现了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背后的一把尖刀，为迟滞日军战略进攻、稳定华中战局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组织和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党的组织已经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国共两党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两支最为重要的力量。他们曾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过第一次合作，在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政治信仰和追求不同，国共合作夭折了，接着打了十年内战。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经过不懈努力，国共两党都以民族大义为重，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抗战。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革命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第一次革命高潮无产阶级没有参加领导，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同盟会领导的。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23]这段话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在中国特殊国情的条件下，第二次国共合作主要是体现在军事上的合作。即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统一的战略目标下，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辟并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由此形成了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共同抗击日军的两个战场。因此，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整个战局的发展，不仅对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及时作出部署，而且对正面战场的作战经常提出积极的建议。
早在1937年8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即将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之际，毛泽东和张闻天就同他们商量，提出在同蒋介石谈判时中共方面对于国防问题的意见：“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入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和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与必要的补充”，在战略上配合友军。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24]
周恩来等根据以上原则，在谈判中作了反复说明。蒋介石、何应钦最后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25]。国共两党经过郑重磋商取得共识，并确定了分工。即在统一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以空间换取时间而达到持久，在持久中消耗敌人而争取最后胜利）下的合理分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26]这就是国共两党实行军事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为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提出了八路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原则。他说：“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采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27]他又说：“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28]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为了战胜敌人的需要。这是毛泽东反反复复强调的根本原因。
两个战场的互相配合、互相协助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各个阶段，主要体现在战略上的相互配合，其表现形式和内容是有所区别的。在战役上的配合，主要是在战略防御阶段，如太原会战。而忻口战役不仅有战役上的密切配合，还出现了共同制定计划和指挥作战的局面，因此是国共合作、协同抗战的典范。
对于正面战场的作战，毛泽东极为关切。抗战初期，他对山西保卫战提出了指导意见，并对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作出了部署。为了争取忻口和太原作战的胜利，毛泽东于10月6日致电参加太原军事会议的周恩来，让他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毛泽东判断：进入山西之敌，总数不过两个半师，为确保晋北占领区，又须分兵守备。因此，到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不过一个师左右。如果我方部署适当，是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的。并指出“此战役关键在于下列三点：一、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二、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三、敌后方之破坏”。
为此，毛泽东提议：国民政府应速派主力军三四个师至娘子关；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军的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其余担任守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面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袭击忻口至大同，大同至张家口之铁路及代县、广灵至张家口之公路交通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则使用于正太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29]。
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0月6日、7日，令第一一五师协同友军向平型关、大营镇之敌进攻，伺机袭取浑源、应县，断绝茹越口、繁峙之间交通；令第一二〇师以主力向岱岳镇（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出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的交通，以第三五八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到正太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
在忻口作战中，八路军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一一五师先后收复县城10座，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一二〇师向进攻忻口之日军展开广泛袭击，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瘫痪。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头部队第七六九团，于10月19日凌晨，向代县西南之阳明堡机场发起攻击，使日军一时失去了空中力量。八路军各部队的积极作战，削弱了敌人的进攻力量。八路军的有力配合，大大减轻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防御的压力，起到了暂时稳定晋北战局的作用。
对于娘子关作战，日军企图迂回忻口侧后会攻太原。娘子关地区的局势遂告紧张。10月13日，日军以飞机支援，相继攻陷井陉长生口、旧关等地。16日，中国军队向旧关日军发起总攻，至19日，歼敌2000余人，自身伤亡近5000人，守军阵地也被日军攻占。自21日起，日军增兵逐次到达娘子关一带，展开全线攻击。中国守军虽顽强抗击，但因伤亡过重，防线多处被日军突破。
在此紧急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九师火速向娘子关东南敌之侧后挺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打击进犯之敌。10月26、28日，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七亘村地区两次设伏，猛烈攻击进入伏击区的日军，毙敌4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解救中国守军1000余人脱出险境。
然而，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一直没有引起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忻口战役开始前提出的预置重兵加强娘子关防守的建议，也没有被他们完全采纳，直至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进至娘子关仓卒组织防御。加上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此打彼看，不知呼应。紧张方面紧打，兵力不足；无敌地区无事，游兵闲散”[30]。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中国守军全线撤退。30日，日军占领阳泉、平定、寿阳，使晋东战局急转直下。
太原是山西省省会。娘子关方面作战失利，使太原危在旦夕。阎锡山为集中兵力固守太原，遂决定忻口守军全线撤退。他确定保卫太原的方针是：“利用太原四周既设阵地线，实行依城野战，以阻敌前进，消灭其兵力，待我后续兵团到达，再施行反攻夹击而聚歼之。”[31]11月4日，阎锡山等撤离太原。
对于太原守卫，周恩来一直非常关注。还在忻口战役刚开始时，即向阎锡山等建议，力争在忻口等地区求得小胜利；保卫太原，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多数兵守城，或正面堵击。他对受领守城任务的傅作义将军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32]周恩来一直坚持到11月5日夜，在傅作义陪同下与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太原。
4日，晋北日军逼近石岭关。鉴于中国守军原预设阵地已难以立足，便将阵地转移到太原北郊、城郊。守卫太原城垣部队，仅有19个营的兵力。7日，太原城被日军四面包围，他们以步、炮联合攻城，出动飞机向城内狂轰滥炸。入夜，傅作义亲自登城指挥，鼓舞士气。8日，继续激战。由于中国守军伤亡过重，无力再战，被迫于11月8日21时撤退。太原遂告陷落。
忻口、太原作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民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广大官兵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热情。尽管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尤其是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重视不够，致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太原失陷，但它仍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战绩最为显著的会战之一，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会战。
这时，毛泽东对形势作了深入分析后，立即明确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个阶段，八路军的任务是“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准备坚持长期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33]。1938年3月，他对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学员作临别赠言时说：“中国长期抗战的前途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是在艰苦困难的轨道上前进。即使日军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土地，我们还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和外线两个作战区域。内线是云、贵、川、湘，外线是日本占领的大片土地。日军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同时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城市速决战它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胜利。”[34]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陷后，毛泽东在总结抗战15个月经验后指出：“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强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以及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我们应“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占领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35]。毛泽东在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