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论持久战》等军事理论著作

中国抗战是持久战，只有实行持久战，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持久战是中国抗战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从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到1936年7月，他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再到1937年3月，他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都对中日战争的趋向和结局，作出精辟的论断，强调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应该起来抗战，要坚持长期抗战，其结果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毛泽东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论述，特别是对于中日战争的形势、抗战的指导路线和方针，以及战争的前途和结局的精辟论述，对于提高广大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心，促进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对于抗战的进程和前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非常盛行。此前，国民党营垒中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亲日妥协派扬言“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他们又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南京失陷后，“亡国论”更是鼓噪一时。其中，汪精卫集团就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这时，蒋介石集团虽已抗日，但仍表现出某些动摇。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也给某些中间阶层和一部分群众带来了悲观失望情绪。毛泽东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他，诉说抗战初期心中的苦闷：“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36]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急切地盼望抗战的胜利，却没有寻找到正确的答案。

另一种错误思潮是“速胜论”。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集团指望英、法、美等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国内有一部分人表现出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低估了日本的力量，甚至以为日本打不到山西。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三个月，形势一定发生变化，国际干预，苏联出兵，战争就可解决了。台儿庄战役胜利后，这些人更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37]。他们不赞成动员人民群众进行持久抗战。当然，也有些人盲目轻敌，他们过于看重国民党200万正规军的力量，以为依靠正规军抗战就能速胜。

此时，国民党当局也将“持久战”作为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名义颁发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中提出：全国抗战“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础主旨”。蒋介石等人还提出了“持久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口号。他们认为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而是等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蒋介石说得很透彻：“所谓‘抗战到底’，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我们只有一心一德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38]

在中国共产党内，“亡国论”一般是没有的，但有一些人把胜利希望寄托于正规战，急于打大仗，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甚至反对八路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方针。他们对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当时，世界各国出于对本国利益或反法西斯战争的关心，也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抗战，担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特兰曾向毛泽东提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39]“如何克服投降主义？”^[40]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了一些国家对中国抗战存在着疑虑。

洛川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等先后发表了文章或讲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的论调，澄清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也明确地回答了国际友人的疑虑。特别是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古今中外，尤其是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这篇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军事论著。

◎1938年1月，毛泽东会见前来延安访问的民主人士梁漱溟。

毛泽东在撰写这篇重要论著前，于1938年1月在延安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搞了7年乡村建设的中国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时为国民参政员的梁漱溟。梁先生面对抗战初期，国土大片沦丧，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感到大失所望，对抗战前途很是悲观。这时，他觉得这么多年来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经过多次失败，还在坚持奋斗，很想知道他们对于抗战前途是怎么看的？百闻不如一见，梁先生想通过自己耳闻目睹，得到明确答案。于是，他来到了延安。为此，毛泽东同梁漱溟彻夜长谈了整整两个晚上。在第一个晚上，当听完了梁先生关于抗日战争前途问题的叙述，毛泽东明确地回答说：“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料。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很是佩服。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梁漱溟回忆说：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却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41]。毛泽东所谈的观点，就是他后来撰写的论著《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这就在更大范围内一扫对抗战前途的悲观论调和亡国论的观点。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作《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科学地论证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勾画出了持久战必经的过程，解决了进行持久战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原则，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毛泽东在此前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此后又发表了《论新阶段》等论著。这些论著内容极其丰富，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理论。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着重论述了三大问题，即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

关于为什么中国抗战是持久战的问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着重阐述了持久战问题提出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42]他进而阐述了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具体地说，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具有很强的军事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一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而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野蛮的，它所进行的疯狂的战争冒险，只会加剧其本身的内外矛盾，使它走向灭亡。同时，日本是个小国，它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日本虽然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但由于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威胁和损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必然是失道寡助，使它受到国际反对力量的遏制。这些都是日本自己无法克服的短处。

而中国则相反。中国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43]。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能够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利用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有利条件来支持长期的战争；而且中国得道多助，一定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些基本的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认为，“亡国论”者和对抗战前途悲观的人，只看到敌人军力强大的一面，而看不到其根本弱点和中国的优势；“速胜论”者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不了解敌方的短处需要一个长时期才会充分暴露，我方的长处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他说：“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44]他明确地指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45]

关于怎样进行持久战即如何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问题。毛泽东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论证。

第一，他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抗战发展的客观规律，勾画出持久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轮廓，以及解决实行持久战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原则。毛泽东认为持久战的主要特征是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其具体表现在三个阶段之中。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他从深入分析中日双方实力的基本情况出发，阐明了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变化的趋势^[46]。

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毛泽东指出：这一阶段，敌人虽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其兵力、财力、物力的消耗都将开始表现竭蹶状态。中国方面虽受颇大的损失，但同时有很大的进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全国空前的团结，对敌人的坚强抵抗，最终将使敌人停止战略进攻。但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距离反攻的程度还相差很远，还难于举行战略反攻，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形成战略反攻的必要条件，这就是战略相持阶段。

抗日战争的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是持久战理论的核心和精髓。毛泽东认为相持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他指出在相持阶段中，敌人企图保守占领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但是在敌人面前又遇到顽强的游击战争；提出“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的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中国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他认为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在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下敌我优劣形势是会发生转换的。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努力的程度。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是在这个时候。经过相持阶段中的努力，中国的力量将转弱为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47]。这时，抗日战争就能够进入收复失地阶段，从而演出最精彩的反攻的结幕。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设想的抗日战争只分为两个时期。他们先后以南京和徐州失守作为划分战略阶段的标志，而忽略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存在。蒋介石在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训词中说，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前17个月的抗战，以后是第二期抗战，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蒋介石规定的抗战获胜要道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48]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尖锐地指出：“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49]

抗日战争的第三阶段，即战略反攻阶段。这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此阶段，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和本阶段继续生长着的力量，同时，还须依靠国际援助的增长和日本困难的增长。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战略反攻在前期将不是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战略反攻将逐渐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过程。他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战略反攻力量依靠的基点，反攻作战的特色，以及反攻应有的彻底性。

毛泽东在全国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所描绘的这场战争过程的轮廓，是对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他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精辟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指出了光明前途。

第二，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进行持久战必须正确处理的战争和政治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他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军民的动员。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50]。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游击战争就是人民战争的一种最生动的形式。不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不可能有广大的游击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中国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面前，使日本帝国主义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非被烧死不可。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51]。

第三，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作战方针和指导原则。他指出：战争的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和行动，都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各级指导者都不能离开战争的目的去指导战争^[52]。中国抗战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日军是进攻的，中方是防御的；日军处在外线，中方处在内线；日军谋求速决，中国则实行持久。中国抗战必须正确地认识防御与进攻、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的辩证统一关系。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速战速决的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则采取防御的、持久的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而在战役战斗上则必须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其结果，在具体战斗中，敌可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而我则相反，可以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这些胜利的积累，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我方日益壮大，敌人日益削弱直至走向完全失败。而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必须发挥组织指挥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在作战形式上要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不同形式。就全国抗战而言，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阵地战为辅，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阵地战为辅。应尽可能地实行歼灭战，应“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53]。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革新军制和现代化等问题。他说：“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54]

关于中国必胜，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曾多次指出坚持长期抗战，其结果定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毛泽东认为，在这场战争中，由于时代的特征和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竞赛，决定了中国抗战的进程和结局，“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55]。针对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又说：中国“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他批评“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56]毛泽东从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双方的基本特点出发，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光明前途。

毛泽东指出，我们可以断言：“持久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57]他所设计的中国全面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最光辉和特殊的方面，是表现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整个抗日战争处于战略内线的地位，但主力军在内线，游击战争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毛泽东指出：中国进行的这种持久战，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58]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民都应自觉地投入到这个战争中去，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

毛泽东不仅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而且对于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和重大的建树。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游击战争，但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辅助正规战的一种作战形式，认为它只起战役战术的配合作用。全国抗战爆发后，有的人重视正规战而轻视游击战。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集中全党的智慧，除了在指示八路军将领的电报中反复阐述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外，于1938年5月发表了重要军事论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着眼于中日战争的全局，对抗日游击战争这一重大问题，从战略高度进行考察和论述，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那末，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呢？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它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样，“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59]他同时也指出，在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中，广大的游击军和游击战，必须逐步地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以担负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毛泽东把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放在战略的观点上进行考察，使全党全军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是对军事理论的重大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早期版本。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六项具体纲领：（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与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抗日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具体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毛泽东特别强调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中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抗日根据地是关系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生死攸关问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群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就失去了进退的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进攻面前，就不能长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指出，首先应在山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堡垒，然后向平原和河湖港汉地带发展，建立临时根据地，并逐渐发展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60]。毛泽东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及其成功实践，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打破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计划，发展壮大人民武装，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正规战与游击战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必须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在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和阵地战为辅。就解决战争命运来说，主要依靠的是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游击战是辅助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仅次于运动战，其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即向运动战发展。

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人民军队实行以游击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问题。新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人民军队在作战形式上由国内正规战争转变成抗日游击战争为主的同时，在组织形式上也要由集中使用的正规军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他指出：“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实行军事转变，极其重要，虽然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形式，但实质上是一个进步。“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61]毛泽东还科学地预见到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还有一个以抗日游击战争为主向以正规战为主的军事转变问题。

毛泽东的两篇重要军事论著《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指南。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彻底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和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从战略、战役和战术各个层次上，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切实可行的具体作战方针和原则，科学预见了中国抗战发展的三个战略阶段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这一理论，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思想，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对于中国人民，尤其是敌后军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的重要军事著作《论持久战》，是在什么情况下撰写完成的呢？一位潜心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以西方人特有的笔调，在其专著《毛泽东传》中，真实地描述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感人的情景：

“他的一名警卫员着迷地目睹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一条湿毛巾用来擦他身上的淋漓大汗。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五天以后，写满了显示毛桀骜不驯性格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把这视为一重大胜利。如此着迷于写作的政治家真是举世少有。

第七天，毛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烧酒，继续把《论持久战》的最后一部分写完。到了第八天，他突然感到头痛，一阵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继续写作。到了第九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五万多字的论文。”^[62]

与中国共产党相反，国民党由于在西安事变以前，就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抗日仍然存在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因此难以对抗日战争实行正确的指导，致使抗战遭到许多失败和损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抓住中日民族的主要矛盾，精辟分析了中日两国军事、政治、经济等特点，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指导了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胜利进行，实际担负起中国人民抗日救国总参谋部的历史重任。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战研究会上作了几次《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论持久战》演讲稿经过毛泽东整理修改后，先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第43、44期（合刊）正式刊出。当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封面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和署名；扉页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此后，各根据地内印发了多种单行本。同时党中央决定向国统区发行。1938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

《论持久战》一经问世，就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使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佩服。程思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63]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依据，详细地制定了怎样对一个起初较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蒋介石在他早期的抗战演说中借用了毛泽东的很多提法。”^[64]

傅作义将军读了《论持久战》后，感到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他让军官们阅读并指示在该部军政干部学校研究学习^[65]。

卫立煌将军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即让秘书陪他阅读，该书不但使他对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意义有所了解，而且认识到抗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这对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论”观点也有所触及^[66]。

中共地下党党员、抗战初期在赣南担任蒋经国秘书的余致浚遗稿中记载有蒋经国与他的一段谈话内容。这是在他逝世后，他的家人发现的。遗稿中提到蒋经国非常佩服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曾仔细阅读过七八次之多：“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划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67]

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伊藤宪一，把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归纳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68]。

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畸重三郎，在日本军事杂志著文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69]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70]。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专门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影响迅速扩大。

全国抗战爆发后仅10个月，毛泽东就写出了能够正确指导抗日战争实践的《论持久战》等重要军事论著，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领导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发展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与他孜孜不倦地读书，重视理论研究与思考，并从实际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是分不开的。因此，极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博古通今，同时又对未来具有极强的洞察力和穿透力，能够准确地预见错综复杂的战争发展、变化及其走向，并做出及时的正确判断。《论持久战》等重要军事论著，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光辉篇章。毛泽东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71]

◎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的复信。信中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1937年11月，毛泽东曾写信告诉他的表兄文运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72]每天，他先读一大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或写作。他常对来访者说：“我白天睡觉，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73]

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也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深知，许多错误的观点，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毛泽东喜欢读艾思奇的哲学著作。1937年9月，毛泽东读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写下约三千字的辑录。从1938年1月17日起，毛泽东用了两个月时间，读完了李达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社会学大纲》这部书。毛泽东作了大量批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重点探讨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毛泽东“感到颇为新鲜”。收到书后，他“只用了三天就把它读完了”^[74]。

在军事著作方面，对中国古代战争素有研究的毛泽东，这时又认真地研读了德

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他在延安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莫文骅后来回忆说：

◎1937年，毛泽东致艾思奇的信。

“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75]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读报。当年帮助他工作过的史敬棠回忆说：“送到毛泽东处的报纸、杂志，毛泽东阅后将重要内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战略眼光结合国内外形势来看报纸。选择内容应当有助于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和观察社会经济、政治向何处发展的材料。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启示，终身受益不浅。”^[76]

毛泽东就是这样，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将他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了当时许多人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论持久战》成为一部具有超前认识的创造性的军事著作，指导抗日战争胜利的科学理论，成为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享有极高声望的军事理论著作，决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所换来的。

【注释】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

[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4]《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5]《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6]《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

[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页。

[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10]《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1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12]《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198页。

[13]《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

[14]《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201页。

[15]《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1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1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1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1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 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20]《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 《六大以来》（下）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308页。

[21]《新四军·文献》（1 ）， 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版， 第266～267 页。

[22]《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页。

[23]《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2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10页。

[2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452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3页。

[2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2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2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30]蒋纬国总编：《抗日御侮》第4卷，合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31页。

[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3页。

[3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70页。

[3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3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7、578、606页。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页。

[37]《大公报》评论，1938年4月25、26日。

[38]蒋纬国总编：《抗日御侮》第1卷，《序言》，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6页。

[3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

[41]汪东林：《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肝胆相照见真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4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

[4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0页。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443页。

[4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2～471页。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465、468页。

[48]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3页。

[49]《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140页。

[5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5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512页。

[5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487页。

[5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页。

[5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5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0页。

[5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515页。

[5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

[5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5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6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426页。

[6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页。

[62][美]罗斯·特里尔著，刘路新、高庆国等译，胡为雄校订：《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182页。

[63]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64]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65]蒋曙晨：《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66]赵荣声：《回忆卫立煌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67]葛娴：《蒋经国的共产党员秘书余致浚》，《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

[68][日]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69][日]《丸》1965年12月号。

[70]访问爱泼斯坦记录，1985年5月7日。

[71]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年1月28日。

[7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73]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

[74]《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0页。

[75]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76]《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