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对日本的侵略由不抵抗转为抵抗，对共产党由剿灭转为联合；共产党也由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有了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合作。
军事上，在反对日本法西斯这个统一的战略目标下，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辟并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由此形成了共同抗击日军的两个战场。两个战场形成的强大合力，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三分之二以上的总兵力，中国战场歼敌人数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伤亡总人数的70%。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异常惨烈，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进而发展到战略反攻，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1]
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具有许多特点，如，双方都有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军队，具有广泛的民族性、斗争的复杂性和发展的曲折性，这样的合作，既无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又无两党协商一致、见诸于文件的共同纲领的合作。这些特点表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有共同的斗争目标，即抗击日本侵略者并把它们驱逐出中国，又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国民党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有几百万军队和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难以形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总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溶化乃至最后消灭共产党。这样就必然会造成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出现尖锐复杂的斗争。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就科学地预见到：“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2]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的关系，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但是，抗战初期，党内有些人对这些重大问题还缺乏清醒的认识，开始出现右倾思想，并对实际工作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政策的无原则迁就让步；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一切活动公开化；个别地区的红军部队因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以致在改编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军队中个别人员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少数人主张在国民党尚未改变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政府，等等。
针对上述倾向，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他尖锐地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3]他强调指出：“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4]。他还指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如果我们没有认清在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这是十分危险的。他严肃地指出：“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5]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在党内、在全国都必须反对投降主义的任务。在党内，要反对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的投降主义。在坚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实行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国，要反对引导中国去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民族投降主义。“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就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指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集团。“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6]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投降主义，才能保存原有的阵地，特别是要发展新的阵地。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7]。毛泽东向党的活动分子所作的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在实际工作的指导上已经对上述右倾错误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纠正，并收到了成效。
就在此时，王明回国了。1937年11月29日，王明同陈云、康生一起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王明自1931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当时，苏联在纳粹德国的严重威胁下，很担心日本从东面向它发起进攻，很希望中国抗战尽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军事力量。中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多次开会进行讨论。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党内的状况很特殊，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担心中共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他认为，“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8]。当时，共产国际过高地估计了执政的国民党的力量，认为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和军队，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
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该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9]。王明被派回国，正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了他，并要求中共全力以赴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王明一行回国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纷飞的大雪，都到延安机场迎接。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与会者合影。左起，前排：项英、何凯丰、陈绍禹（王明）、陈云、刘少奇；后排：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秦邦宪（博古）、周恩来、毛泽东。
王明回国时，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已齐集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的报告一个是书面报告大纲，另一个是在会上作的口头报告。
在口头报告中，他讲了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意见，但报告的重点是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他说：“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又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他还提出了许多其他方面的批评，如，关于统一战线中存在左、中、右三种不同成分的正确论断。如，他认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他认为：“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等。王明这些无端的指责，显然都是针对毛泽东的。
王明指责说：我们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原则。“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10]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对与会者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会议期间，正好是日本侵略军包围和攻陷南京，对无辜百姓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时候，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危急阶段。与会者中的一些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当时，毛泽东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12月11日会议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对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作了有针对性的阐述和进一步的解释。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11]这里，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王明的指责。
12日，毛泽东又专门就战略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他说：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强调指出：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12]。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曾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13]延安整风时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还讲过：“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14]“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15]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多年成功和失败的锤炼，已经逐步成熟起来。许多同志对于王明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抵制。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回忆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16]
当时，王明的那一套主张，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地去进行贯彻。
十二月会议通过了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和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组织方面作了具体安排：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赴武汉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决定由刘少奇、杨尚昆负责北方局工作，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军政委员会，加强对华北游击战争的领导。会议还决定，中央负责处理各类来往电报的分工：党的工作由张闻天处理；军事问题由毛泽东处理；统一战线工作由王明处理，王明外出回到延安前这项工作由张闻天负责。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17]。
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即前往武汉。这是因为蒋介石急于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邀请他去的。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没有服从中央的指示，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王明继续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1938年1月1日，王明在《群众》周刊第4期上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同期还发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实际上是从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确定的目标向后退了。他还到武汉大学等处作讲演，继续鼓吹自己的错误主张。2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言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王明并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这是错误的。这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在军事问题上，王明指望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他错误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提出“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进而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18]。这与党的战略方针显然是相违背的。
毛泽东在第二天就抗日军事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他说：“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分割指挥，更便于发展。至于创造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出大兵团，晋察冀军区便是好例，过去红军就是由许多小队伍扩大起来的。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关于召开七大，毛泽东认为“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19]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历史决定了国共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他们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便是要推动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也必须时时保持戒心。”他说：“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他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20]。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只看重国民党力量的王明执意要重返武汉。3月1日，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但是王明连这个决议也不顾，去了以后一直到六中全会召开时才回到延安。他将自己的错误主张写成《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上。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确定华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并强调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的大批学生、失业工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回到乡村，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但是王明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的部署，没有组织力量向华中敌后地区开展工作。
总之，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主要表现在：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
这时，又发生了张国焘叛逃事件。1938年4月4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叛逃至武汉。12日，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21]可是，张国焘不但不听劝导，还于17日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22]
三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去苏联，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等情况。由于共产国际长期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任弼时这次担当的任务十分重要。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详细的口头说明和补充，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等等。
任弼时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从国内战争中成长锻炼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仍然保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和群众工作、军事工作活动，有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尽管武器比较落后，但凭借政治觉悟和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能够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今后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3]。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员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24]
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由任弼时接替其工作。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8月初，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会前，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总结[25]。会议第一天，由王稼祥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郑重地传达说：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26]。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李维汉在回忆录中写道：“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27]毛泽东也曾这样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28]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先后作了两次发言。周恩来、朱德分别作了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和八路军工作报告。
毛泽东在24日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毛泽东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认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29]
毛泽东在27日最后一天会议发言时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再次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他建议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30]。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在政治上、组织上作好了准备。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确定党在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当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事日程。这时，传来武汉战情紧急的消息，大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毛泽东在信中说：“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并说武汉紧张特让周恩来立即返回武汉，向蒋介石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商议一切[31]。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由周恩来在10月4日带到武汉，当面交给蒋介石。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会者合影。左起：第一排：贾拓夫、高岗、谭政、朱德、张文彬、曾山、黎玉、刘少奇、博古、萧克、项英、谢觉哉；第二排：程子华、关向应、彭德怀、徐特立、成仿吾、潘汉年、徐海东、杨尚昆、萧劲光、罗瑞卿、李维汉、朱理治；第三排：李富春、郭述申、孟庆树、高文华、邓小平、彭真、王明、王稼祥、周恩来、冯文彬、滕代远、李昌；第四排：曹轶欧、柯庆施、康生、罗荣桓、吴玉章、林伯渠、贺龙、张闻天、陈云、刘子久、林彪、张浩、毛泽东。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明确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之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他说：“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的报告使许多与会者感到豁然开朗。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在会上说：“最初有人看到《论持久战》，还不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此次毛的报告具体指出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32]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以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战争与战略问题》的结论。图为1938年12月重庆新华日报社印行的《论新阶段》单行本。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此处在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提法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作者注），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3]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强调它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推进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大命题，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建党17年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并经过深入的哲学思考之后提出来的。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34]。他是最早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要义的领导人。从投身中国革命伟大事业开始，毛泽东就致力于探索和实践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途径。他不仅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身体力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率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越典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会上，王稼祥、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彭德怀、秦邦宪、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此时，广州、武汉于10月21日、27日相继沦陷。
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会议结论报告，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日军占领武汉、广州等地以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可避免地将达到一个顶点。对中国军民来说，不要为若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丧失所震惊，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敌以更多的消耗，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敌后战场要预计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
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指出：“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这里，毛泽东提出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将抗日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结合起来。这是党制定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理论依据。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战场，“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35]他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和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和模范作用；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纪律，同时，要扩大党内民主。他全面地论述了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强调全党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36]。
对于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他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37]
对于过去反倾向斗争中处理干部问题上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38]。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抗战以来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11月6日，会议根据毛泽东所作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通过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政治决议案，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战略相持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全会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彭德怀在发言中指出：“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39]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召开的，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其意义十分重大。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过：“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0]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抗日前线和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但现有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此，迫切需要解决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干部的问题。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来抓这项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寻找旧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
延安原本是西北黄土高坡上一座贫瘠、封闭、破败不堪的小镇。北宋范仲淹驻守时曾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燕去无留意”的诗句。但是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唤下，“到延安去！”成了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的共同选择。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从万里海外，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纷纷奔赴延安。因为这里是革命圣地，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正如著名诗人何其芳的诗句：延安，像一支崇高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一位上海青年曾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41]
他们来到延安，看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天地，感受到了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从而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了信心。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人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42]
毛泽东非常珍视爱惜这批青年人。他说：“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因此，他下大力气，亲自抓干部培养问题，这是十分有远见的。抗战时期，他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教育方针和校训。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著名学者到抗大任教。他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并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他和党中央一些负责人，经常为抗大学员讲课。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
◎1939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他说：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都把它看作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会讲话，鼓励学员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他指出“那是无字之书”。毛泽东常常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他的讲话有很强的感染力。刘白羽回忆道：“当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毛主席安详而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毅然决然走上前去。”[43]
毛泽东很重视在政治上关心知识青年，勉励他们进步，并注意在他们之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在抗大学习与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说：“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44]
全国抗战八年中，抗大先后办了8期，共培养20多万名干部，他们大多是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以后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还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李维汉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45]毛泽东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46]陕公前后办了近四年，培养了一万多名干部。
鲁迅艺术学院也是毛泽东倾注了许多心血的一所学校。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说：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47]。他提出要用鲁迅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和文艺工作者。在抗战中，鲁艺培养出一大批文艺干部，创作出一大批宣传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还经常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以及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讲课。
到六中全会召开时，这些院校已培养了几十万干部，其中共产党员达到25万人。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48]
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也带来了新的蓬勃朝气。每天傍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都会有年轻人的欢笑声和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着千万颗青年人的心。毛泽东常常出现在他们中间，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38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主张令人耳目一新，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一些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中外人士络绎来到延安。毛泽东认为这是了解社会、宣传党的主张的极好机会，在繁忙中抽出许多时间接见来访人士。
毛泽东会见平民教育会的诸述周时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只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人抗战？[49]
1938年4月17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从前线返回内地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情欢迎，这对卫立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陪他同行的秘书赵荣声回忆道：“自此以后，卫立煌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七月七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而且使“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50]。
当时，许多人很关心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对他提出的9个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还为他题写赠言：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51]
◎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人员。左起：巴苏华、柯棣华、救护会工作人员、木克华、毛泽东、姜齐贤（八路军卫生部长）、爱德华（医疗队长）、卓克华（医疗队副队长）。
毛泽东在延安还接待了一些来访的外国朋友。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1938年3月底，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他率领加拿大和美国医疗队到达延安。毛泽东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亲切谈话，支持他关于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后来，白求恩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诊手术时受感染逝世。毛泽东十分悲痛，写下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
有些美国军人对延安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埃文斯·卡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位。毛泽东在会见他时，谈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欧美局势等问题。后来卡尔逊给友人写信时说：“我去了延安，在那里我用十天考察了共产党的基地。我与毛泽东有两次长谈。他是一位梦想家，当然，也是位天才。他有看穿问题实质的神秘本领。他非常友好诚挚，对我这次旅行的计划和行动给予全力配合。”后来，卡尔逊这样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位谦虚、和善、寂寞的天才。在漆黑的深夜中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生活和公正的生活而奋斗着。”[52]
毛泽东还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其中包括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记者王公达、中国记者舒湮、邓静溪等。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战争的重要作用。一位记者评论毛泽东时说：“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同毛泽东谈话“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53]记者们将在延安看到的情况报道出去，使国内外愈来愈多的人开始了解真实的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