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日本被迫停止对中国的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是中国人民付出重大牺牲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此时，英、美等国为维护其在中国的殖民利益，对日本采取绥靖妥协政策；而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作了调整：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转向打击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日本企图诱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其第一步，就是策动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这时，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已经迁到重庆。1938年夏秋，汪精卫集团的代表同日方秘密磋商妥协停战条件，签订投降卖国文件。12月中旬，汪精卫突然飞往越南河内，29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声明，提出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其卖国乞降的真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伐汪精卫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
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但随着日本在军事上对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使其防范、限制共产党的一面开始抬头。193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54]。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1939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又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55]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1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了要限制异党活动，并于4月秘密颁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实施“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这次会议，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在此之后，各种反共舆论开始蔓延，反共磨擦事件不断发生。如，1939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张荫梧部在河北三个月内制造捕杀八路军干部、战士和共产党地方工作人员及家属的暴行达15起之多；6月11日，更是制造了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名的“深县惨案”。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极力反共分裂活动扩大到各地：在山东制造“博山惨案”，杀害、囚禁八路军400余人；在陇东制造镇原、宁县反共磨擦事件；在陕西制造残杀八路军残废院干部的枸邑事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重修封锁线，增派部队；在湖南制造杀害、活埋新四军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平江惨案”；在湖北攻击新四军独立游击队第五大队后方机关，惨杀500余人；在河南制造杀害新四军留守处伤残人员、家属等200余人的“确山惨案”。半年多时间，磨擦事件累累，反共惨案不断。
1939年11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一步升级，由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形成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其根本目的，是企图削弱、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于是，全国范围掀起了反投降、反分裂斗争。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发动军事进攻，其中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山西制造的“十二月事变”最为严重。
抗战初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新军在前线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共建抗日民主政权，队伍迅速扩大。但是阎锡山却不能容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的发展。1939年12月初，他调集重兵围攻晋西南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破坏晋西南各抗日县政府和抗日团体，杀害抗日干部及八路军后方医院伤病员共200余人。决死队第二纵队在日、阎两军的包围夹击之下，情势险恶，被迫进行自卫。与此同时，在晋东南，阎部与其他部队夹攻上党地区的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和附近的八路军，并向晋中发动进攻；阎部还大肆摧毁沁水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救亡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策动决死队第三纵队内的反动军官胁迫三个多团暴乱反共。随后，阎锡山令赵承绶部两个军的兵力进攻在晋西北的决死队第四纵队和暂一师。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军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因此“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56]。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57]。薄一波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58]对于这一系列严重事件，八路军和决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自卫原则，进行了有力的反击，粉碎了阎锡山部的军事进攻。同时，八路军在太行反击朱怀冰部，取得了重大胜利。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上发表了《相持阶段中的形势和任务》演讲。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声讨汪精卫通电，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等十项要求。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59]
对于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60]
国民党顽固派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发动了猛烈攻势。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就三民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蒋介石在《对共产党的宣言的谈话》中提出：三民主义为“中国立国原则”，“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即三民主义。1938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在武汉发动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活动。国民党控制的《扫荡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更变本加厉。蒋介石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一文中，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61]。1938年12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62]。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任卓宣）更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还说：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63]。这些破坏抗日团结的言论，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产生忧虑。民族资产阶级的有些代表人物，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道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于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十分尖锐地摆到了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们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庄重地对这个问题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以及延安理论界，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国共产党早就指出：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重新作出解释，使它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基本上不相冲突。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真诚地愿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强调这一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指出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这就要求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纲领，同形形色色假冒的“三民主义”划清界线，为中国人民指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光明前途。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政治上组织上完全成熟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进行全面系统地阐述，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不仅回答了进入相持阶段后时局和社会提出的各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1962年1月毛泽东回忆起这件事，颇有感悟地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64]。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探索提出来的。这一理论的形成，需要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并且依据它进行不断地探索，才能提出正确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从党的创立到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党处在幼年时期，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勇于实践，善于创新，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所进行的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使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的了解。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当时党和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还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65]等科学论断。这是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后到土地革命兴起的深刻思考得出的一条极其有益的经验。党从大革命失败的血泊中重新站了起来，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到创建工农革命军队，从无到有，在中国创造了红色政权，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但是，当时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导致了党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害，教训是异常深刻和惨痛的。尽管1935年1月遵义会议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胜利完成了长征，党中央奠基陕北，然而如何提高全党的认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历史发展的特点，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及基本战略策略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深感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进入全国抗日战争之后，面对复杂的形势和更艰巨的任务，他更深切地感觉到理论的重要性。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向全党发出学习理论的号召，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66]
毛泽东率先垂范，在延安首先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并集中全党集体的智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这时，他阐述党的理论、路线、战略、方针和政策的著述，也更加丰富了。由于长期的战争磨难和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一面日理万机地处理抗战的繁杂工作，一面坚持不懈地进行理论研究和思考，常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曾经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访问记中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67]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68]他在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把当前的中国革命称作“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他说：“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革命成功以后，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但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69]。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已明确讲道：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五四运动起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需要工人阶级来领导；它要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他虽然已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但尚未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
◎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科学概念并赋予其科学内涵，是在1939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著中。这是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别人起草，经过他修改定稿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他自己写的。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明确地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70]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呢？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毛泽东写道：“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71]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中，首先对中国国情进行了科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决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中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中国革命的这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必须是武装斗争。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72]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谁能完成呢？即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等特点进行逐一分析后，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有着许多突出的优点，所以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73]但如果单凭它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能成为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没有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因此，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74]。而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因此，对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应加以区别。前者是投降派，应该打倒；后者是顽固派，具有两面性，对他们则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
此外，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关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之间的这些区别，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共产党人》上发表时还没有讲到。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第一次讲到这个问题。同年4月以后，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部分作了相应的修改（见该年11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的《党建论文集》所收的这篇文章）[75]。
由于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即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76]这是毛泽东在这篇论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就能使中国革命的前途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论著，既是对党在当时革命实践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我国实际解决一系列革命基本问题创造性的理论新成果，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奠基之作。它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面前，始终能够清醒地把握住基本的方向，并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据会议参加者说：“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77]一个月后，这篇演讲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稍后几天在《解放》第98、第99期合刊上登载时，题目已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78]的问题，他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他在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长篇演讲。一个月后，这篇演讲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题目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概括为两点：第一，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第二，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进行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革命阶段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泽东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等问题，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我们的任务不但要把中国“变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国家”。《新民主主义论》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完整的新国家的宏伟蓝图。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
还有一个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可以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提出：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说：在现时，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我们应该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应该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早在中共二大就已经提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是下一阶段的任务，但并没有说明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途径。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时期以来，对于这个问题有过许多混乱的思想。有些人混淆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内不适当地提出某些社会主义的任务。另一些人不了解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甚至认为中国现阶段既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到将来再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虽曾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但这个概念不很明确。
毛泽东明确地回答了中国发展的前途问题。他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应使中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中国既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提出并论证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明这个社会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这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论述。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还回答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问题，这个目标是全面的，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还包括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要通过革命，彻底推翻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奴役，彻底变革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他在这个纲领中还明确地将革命胜利后现代化建设概括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形成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框架和布局。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其实，这里所讲的三民主义，是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经过重新解释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基础上生长的，又有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实际是对三民主义内涵的超越。毛泽东在对两者异同分析之后，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因此，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毛泽东深刻指出：“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79]这生动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生命力和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历史必然趋势。
最后，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他以必胜的信念满怀豪情地激励人们为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领导、发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理论，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酝酿了很长时间，经过反复修改，并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20多年后，他还曾讲道：“《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80]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81]。《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在党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使许多人了解了当前的奋斗目标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大旗下前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中国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党的实践经验，指出：“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82]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的斗争历程作出的重要总结。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文章，都是在极其困难、简陋的环境中撰写的。当时他住在延安杨家岭的两间普普通通的窑洞里，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他的伙食标准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每天3钱盐、5钱油，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粗布衣服。许多同志多次提议给他增加伙食费，都被他坚决谢绝了。他习惯于通宵达旦地工作，到天快亮时才睡，上午十时又起来继续工作了。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
“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门外的空场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83]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作出如此巨大的理论创造，其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始终立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同时勤奋刻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认识上的每一步深化，都来源于对客观实际情况和对新问题的观察、思考，来源于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集思广益，从来不作脱离实际的冥思苦想。他说：“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他曾对曾志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84]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条件下，毛泽东不仅为革命指明了方向和前途，还确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策略。在抗日战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他始终抓紧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新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他在1940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他提出应当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党的各项政策问题进行总结，有的还要制订出条例来。[85]
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党内指示中明确地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86]
指示着重阐明和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国内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等。指示从具体的阶级分析出发，特别强调需要作出种种区别。如，要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要对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国际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加以区别；如此等等。“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87]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根据统一战线策略原则，分别就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规定了明确的具体政策。
指示最后要求：“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88]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全面系统的论述，以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整套方针政策的确定，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臻成熟。从而，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在早年就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89]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前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经过20年的艰苦探索和曲折经历，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新民主主义”这面光辉旗帜高高地竖立起来，使广大党员和人民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也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因此，其深远的影响、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