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并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积累的独创性建党经验的科学概括和理论总结，它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深感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作用是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把党建设好则是关键。他说：“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第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90]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一系列政党建设的思想、制度、方针、政策，以及各种举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难题，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怎样实现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党成立18年以来经验时，深刻地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法宝。”又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91]毛泽东在论述三者关系时，突出论述了党的建设在三大法宝中的主导作用和决定性的地位，指出要把握好三者的相互关系必须加强党的建设。这篇文章，是他继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之后，论述党的建设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

党的建设担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和繁重的任务。毛泽东深知在革命战争年代要搞好党的建设的艰巨性，因此他再次强调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92]毛泽东提出的这一“伟大的工程”，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重视和抓好党的建设。他提出，在把党员的数量发展与质量提高紧密结合的同时，强调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融为一体，从而更加全面地为党的建设指明了宏伟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发展。

◎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党的建设的三项任务：即“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三项目标和任务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则是关键性的，起决定作用的。

毛泽东对当时党的状况，有个基本评价。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93]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何在呢？”他作了详尽的分析后，指出：一个“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

另一个理由是，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他说：“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94]

关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党的问题。建设大党，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建党思想。他曾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还特别强调：“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

全国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95]1937年10月，他提出使党“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的具体任务，要求“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96]。1939年5月，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人，现在有几十万，将来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我们要率领几万万人革命，现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们需要在全国发展党员。可是某些人说‘你们何必要大’，他们不要我们大起来。但是我们觉得大一点好，而且依照老百姓的意见，也要我们大，因为他们到处找共产党找不到，我们的党大起来了才好找。”^[97]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员人数从长征后的3万多人发展到了50余万，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已经成为一个初步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

关于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是一个先进性的党，又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这与党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大党相一致的。党只有具有广大的群众性，才有可能达到全国范围的规模；党的规模要达到全国范围，就必须有广大群众性的实质内容。对于党的群众性问题，以及把群众性作为党的内在规定性等问题的阐述，是毛泽东对党建理论的新贡献。毛泽东认为，群众性的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98]，也就是说吸收进来的必须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提出：这里，对吸收入党者作出了严格限定，既体现了党的群众性，同时又保证了党的先进性。在具体政策上，就是要“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99]，坚持了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的有机统一。

关于建设“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党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化，即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共产党要像列宁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怎样才能布尔什维克化，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呢？这就需要在思想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加强党的建设。

从思想上说，就是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毛泽东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处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主要力量长期战斗在农村，怎样发展党、建设党，成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键。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00]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101]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党的事业迅速发展，党的队伍不断壮大。毛泽东洞悉了这些情况后，明确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因此他认为“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02]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并努力实践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认为这是共产党全部建设的基础和首要任务。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人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03]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确定和贯彻。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首先是确立并坚持实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使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都能按照正确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从而保证党的思想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在随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首先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在全党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使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从政治上说，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要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党的最高纲领制定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纲领，它规定着党在一定阶段的总任务和总政策，同时也规定着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方向。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自身建设的相互关系，明确提出了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是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作了精辟分析和反复论证，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毛泽东指出：“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104]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必由之路。同时，通过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得到真正的贯彻和执行。

从组织上说，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把党建设成为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堡垒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相结合，深刻揭示出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并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矛盾的制度。当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之后，如何去巩固？毛泽东提出用民主集中制这一党在组织建设中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去巩固。1937年5月，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105]他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有了这种制度，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将会不可计量地发动起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渊源。”^[106]当然，发扬民主必须防止极端民主化，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早在1929年12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已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和来源，并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滋生的根苗，为他以后丰富发展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奠定了基础。当然，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实践过程中，还需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情况，强调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也符合实际。

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同一切违反纪律的现象和行为作斗争。党的纪律是巩固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正是有了严明的纪律才保证了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使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多次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如红军长征途中，为了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展开斗争，毛泽东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并有针对性地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107]由于严格执行了党的纪律，终于迫使张国焘取消其另立的“中央”，从而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使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毛泽东指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08]党的纪律就是铁的纪律。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发生过一件轰动全国的“黄克功事件”。由于毛泽东一贯主张从严治党，严肃法纪，将犯了大罪的有功之臣黄克功绳之以法。

1937年10月5日在延河边上，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刚来延安不久的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竟然开枪把她打死。

黄克功，15岁参加红军，曾在长征四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等战斗中立过大功。1936年底已是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红军旅长。刘茜于1937年8月初辗转来到延安。在抗大第十五大队学习时，黄、刘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由于在年龄、经历、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刘茜提出解除恋爱关系。但黄克功却纠缠不休。9月初，刘茜转入陕北公学学习。黄克功为了作最后努力，便约刘茜出来谈话。当刘茜明确拒绝黄克功再次提出结婚要求时，黄克功竟然持枪逼婚，未遂后完全失去理智，开枪把刘茜打死。

◎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致信雷经天，明确表示必须将犯了杀人罪的黄克功绳之以法。

这起刑事案件，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很大的轰动。到底该不该杀黄克功？一些与黄克功有相似革命经历的同志产生了恻隐之心，认为应当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到战场上立功赎罪。这种舆论给黄克功带来一线求生的希望，他马上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其一死，表示自己宁可拿着机关枪，向日寇冲锋陷阵，让一腔热血倾泄在沙场上。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便写信给毛泽东，征询意见。10月10日，毛泽东致信雷经天说：“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他“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09]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坚定了雷经天以法律为准绳处理黄克功案件的决心。毛泽东还请雷经天在公审会上宣读这封信，以向广大人民群众表明我们党的态度。黄克功被绳之以法，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使老百姓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是真正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的，从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从严治党，严肃法纪，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对于贪污腐败分子，他绝不手软，在情与法之间，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可以说，党的铁的纪律，是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带领广大人民共同奋斗，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可靠保证。因此，严明纪律不仅需要各级党的组织加以维护，同时要求党员自身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和严守纪律的思想观念。

当时还有一个干部问题。鉴于在党的历史上，“左”倾路线领导人大搞宗派主义，对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严重教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向全党提出了“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的战斗任务，同时也具体阐明了党的干部政策，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首先就必须坚持正确的干部标准和干部路线。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10]这里所讲的“德”，是指高度的政治觉悟、忠诚党的事业的政治品质和优良的思想、工作作风；“才”，是指文化、理论、专业知识水平和组织力量独立开创新局面的工作能力。德与才是辩证统一的，识别和选拔干部，既不能重德轻才，也不能重才轻德，而是二者兼备。

党的干部政策，“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11]。毛泽东强调要坚决纠正在干部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要关心和爱护干部，培养和教育干部，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弄清是非，又要团结同志，要形成一支包括各种类型、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宏大干部队伍。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农民交谈。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应当成为“民族的阶级的英雄”。他要求共产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还要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和党性修养，真正从思想上入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造就了一大批受到人民群众尊敬和爱戴的优秀党员，这对确立党的领导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的党的建设理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他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提出过许多关于为人民服务的精辟观点。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12]他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13]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强调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114]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告诫全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15]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入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行为准则。

毛泽东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党的建设中去，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把它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路线。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在思想和组织上十分牢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之后，又领导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成为执政党。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有新的发展。

毛泽东的党的建设理论，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作出科学概括。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关系到党能否保持先进性，能否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大问题。他在中共七大报告中对党经过长期革命实践逐步形成的优良作风，进行了科学概括，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16]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显著标志的三大作风。

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作风。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共产党人既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要根据客观情况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决策，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理论联系实践的作风，位居三大作风之首。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这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毛泽东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117]虚心向群众学习，密切同群众的鱼水关系，这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118]他认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保持蓬勃生机、开拓前进的重要条件，是保持党的肌体和党员思想纯洁的有效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石。

毛泽东的党的建设理论，还包括采取整风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整风运动是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伟大实践，保证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和培育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建设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虽然经历许多曲折磨难，犯过几次大的错误，但是党总能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拨正航向，发展壮大，继续前进。其根本原因，就是遵循了毛泽东的党建理论，把党建设好。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119]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培育了坚强的、成熟的、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提出并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建立了完整的党建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为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掌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坚持以毛泽东建党思想为根本指导原则，对于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研究党的建设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7～398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396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9]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1月1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页。

[10]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1页。

[1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1日、12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2页。

[1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1日、12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2页。

[1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1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年11月19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3页。

[1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3页。

[1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1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12月12日、1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3～514页。

[18]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7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6页。

[1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6～517页。

[20]张闻天：《继续抗战与国共关系》（1938年2月28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160页。

[21]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致张国焘的电报，1938年4月12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6～517页。

[22]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二期学生毕业典礼前一天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7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8页。

[2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5页。

[24]《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2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6～517页。

[26]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8年9月1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6～517页。

[2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2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2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0页。

[3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3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3～94页。

[32]张文彬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1页。

[33]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3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35]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554页。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页。

[37]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38年11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4页。

[38]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1月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4页。

[39]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页。

[40]《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41]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3～94页。

[42]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68页。

[43]《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9页。

[44]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三）》，《中共党史资料》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27页。

[4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页。

[4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4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4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4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50]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5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0～71页。

[52]《中国之友卡尔逊（上）》，《光明日报》，2014年8月30日。

[5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54]《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9页。

[5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5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5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58]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5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3页。

[6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2～713页。

[61]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9月20日。

[62]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63]《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3页。

[6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5、826页。

[6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8页。

[6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67]《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6页。

[6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559页。

[6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63页。

[7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7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7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7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

[7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75]《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9～570页。

[7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77]温济泽：《听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论》，《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78]以下引文未注者，均引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709页。

[7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80]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记录稿，1956年3月1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74页。

[81]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帕米尔书店1974年版，第5页。

[8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6、613页。

[83]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9页。

[84]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1页。

[8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6～238、240页。

[8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2～763页。

[8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

[8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9页。

[8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9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

[9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9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9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9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9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9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0页。

[9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79页。

[9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9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524页。

[10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10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621页。

[10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10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0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10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106]《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169页。

[10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108]《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10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1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1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1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1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1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1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11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1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