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从1940年下半年起，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中地区。他们一面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磨擦，企图用武力消灭新四军；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来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强令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同年10月至1941年3月，悍然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期间，毛泽东曾一再告诫全党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以应对突发事变和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
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略展开之后，毛泽东即把重点迅速转移到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他认为，这个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地域。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1]
1939年春，为了维护团结抗日局面，力争国共长期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同年12月，又派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的政治形势要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还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他和叶挺、陈毅等一起，在短时期内把极为分散的红军游击队进行集中整编，率领部队奔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使新四军不断发展，并领导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但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未能放手发动群众，过分夸大了所面临的困难，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刘少奇到中原后，即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配合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而项英则坚持其原定计划，认为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主张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1940年1月1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19日，王稼祥起草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说明了新四军应该向北发展的方针，指出：“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2]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指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即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3月间，部队由原来的5000人发展到约1.5万人，并开辟了向苏北发展的道路。
但国民党并不愿意看到新四军的发展。蒋介石立即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发出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向八路军、新四军提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及时作出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特别提醒“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4月1日，他命令八路军立即抽调4万至5万人的兵力，“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建设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的新的抗日根据地”[3]。
4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商讨新四军活动区域问题。毛泽东已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4]但为顾全大局，他同意周恩来去重庆谈判，力争时局的好转。同时，他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5]
这时，国民党蒋介石已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认为新四军“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6]。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南调，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合的可能，把他们集中到狭小的苏南地区再予以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十分担心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因为其北面是被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重兵，随时可能遭突袭。他还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的有关情况；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7]
江南的新四军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8]。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9]。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4月26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个重要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10]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于项英犹豫不决的右倾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11]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陈毅等立即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长江。途中歼灭顾祝同部两个团，突破日军数道封锁线后抵达江北。江南指挥部改为江北指挥部，仍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但是，此时的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1940年夏秋，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国际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德军继攻占北欧、西欧的一些国家之后，对法国展开全面进攻。6月14日，巴黎陷落。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英军被迫退出欧洲大陆。接着，德军占领英伦海峡诸岛后封锁海岸线，并袭击伦敦。意大利也对英、法宣战。
德、意法西斯势力几乎席卷大半个欧洲，这对侵华战争中已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他们企图利用欧洲战局的有利时机，对太平洋地区英、美、法、荷等国的殖民地实行军事进攻，以掠夺这些地区的丰富资源。7月27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对南方施策应利用形势演变，抓住良机努力推进”[12]。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在柏林签约，结成军事同盟。同时，在德国帮助下，日本迫使法国政府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并取得使用海空军基地的权利，从而，完成了“南进”的一个重要布局。德国和意大利急谋结束中日战争，以使日本从中国战场上抽出身来，因而再次开展诱劝蒋介石投降的阴谋活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调停中日战争”，劝蒋介石对日本妥协。
日本为了谋求迅速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以某些“让步”来分化中国内部，达到“以华制华”、破坏中国抗战的目的。11月13日，日本帝国御前会议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除继续进行武力作战外，应采取断绝英美的援蒋行为及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力求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迫使其迅速屈服”，实现“汪蒋合作”[13]。
德、日、意三国结成军事同盟和日本实施南进政策，加剧了日本与英、美国家的矛盾。10月8日，英国宣布重新开放滇缅公路，接着，美国国会决定为中国政府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苏联为了免遭德、日两面夹击，决定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援助，以便中国能够长期拖住日本。
国际风云的变幻，直接影响着蒋介石集团和他们的内外政策。他们利用与日本谈判，企图让英、美、苏给予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利用英、美、苏支援中国抗战，向日本讨价还价。
6月26日、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的报告，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报告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说来，“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准备：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14]。这同他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是一致的。
7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在《新中华报》发表，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同日，毛泽东为纪念抗战三周年撰写的《团结到底》一文，也在《新中华报》发表。他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15]
此时，毛泽东特别重视让高级干部正确掌握党的政策。他在向延安高级干部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他强调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16]他在论述统一战线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时指出：“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17]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6月间，他几次会见来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人，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这位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老同盟会员会见了毛泽东之后，心里十分畅快，深感中国共产党人是坦诚务实的，毛泽东“是一个好领袖”，“他和蒋介石的为人，完全不同”[18]。从此，他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主席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19]。
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成是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中共中央为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力争国共两党长期合作，派周恩来、叶剑英为中共谈判代表，于1940年6月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举行谈判。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递交了《中共关于解决目前危机，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又称六月提案）。其内容有：1.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2.在游击区及敌占区内，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指导及援助人民武装，并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3.明令划定延安等23个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扩编八路军为3个军9个师，增编新四军至7个支队，规定八路军作战区域。
7月2日，何应钦代表国民党对中共六月提案提出复案。遭中共代表拒绝后，又将此案略加修改，于7月21日用“国民政府提示案”（亦称“中央提示案”）名义，以最后决定方式交中共代表[20]。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以“陕北行政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范围为18个县；八路军准扩3个军6个师5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两个师。很明显，这个提示案的企图是阴谋紧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并把他们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冀察地区，然后围而歼之。这个提示案再次遭到中共代表的拒绝。
9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递交“八月复案”，同时提出“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但蒋介石仍坚持要八路军、新四军开至黄河以北，否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同时，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企图压迫共产党就范。国共两党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
7月30日和8月1日、4日、7日、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21]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要求各根据地在加紧同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上旬，八路军共出动105个团，20多万人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1.8万次，毙伤日军两万余人、伪军5千多人，俘虏日军200多人、伪军1.8万多人，八路军伤亡1.7万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自以为局势对自己有利，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乘八路军进行“百团大战”之际，于9月3日起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27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
为打退顽军的进攻，毛泽东命令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新四军苏北部队。10月3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说明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22]但国民党顽固派无视共产党的劝导，韩德勤部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努力开展统战工作，成功争取了李明扬、陈泰运等部保持中立。4日，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3天激战，歼灭韩部1.1万人。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23]
韩德勤反共受挫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压迫新四军北移的步伐。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电文将抗战以来华北、华中各地发生的磨擦事件，归结于八路军、新四军；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将50万军队合并缩编为10万人。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起点。
同时，国民党当局调整了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骤增至40万；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等部由豫西和鄂东东进，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以向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大举进攻。
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估计得比较严重。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毛泽东在一些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24]毛泽东认为“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25]他指出：“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26]
毛泽东对“皓电”的处理特别慎重。11月3日，他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指示新四军应加紧进行对付反共军事进攻的各项准备；皖南方面拟采取缓和态度，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
11月9日，毛泽东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起草了复何应钦、白崇禧电（通称为“佳电”），经过反复斟酌后定稿。电文态度严正而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历陈八路军、新四军四年来坚持团结抗战，抵抗强大日军，收复大片国土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婉言拒绝其强令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申明，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日。“佳电”就关于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等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防地问题是“佳电”的中心内容。“佳电”对于“皓电”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提出免调请求，并列举四点理由。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电文进一步指出：“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佳电”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27]。“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的同情。
同时，周恩来在重庆也做了大量工作。他和董必武、叶剑英多次同民主党派著名人士商谈时局，访问国民党元老派人士，并同各国驻华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广泛接触，阐明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真相，宣传了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事迹。中共南方局机关还编印了各种传单和小册子，在桂林、西安等地向社会各界广为散发。
“佳电”的发表和周恩来等所做的宣传工作，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阴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团结抗日的严正立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对皖南事变爆发时社会舆论的向背有着重大的影响。
11月15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指示》，明确指出：“根据中央11月7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28]
与此同时，毛泽东十分关注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的安危，致电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强调形势的严峻性，明确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决心要剿灭新四军，要求苏北新四军“目前一个短时间内的总方针是积极整军，沉机观变”；皖南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29]，务必于12月底以前全部北移，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30]。
但是，蒋介石却视中共“佳电”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态度为软弱可欺，竟步步进逼，决心消灭新四军。12月8日，又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出“齐（8日）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悉数调赴河北”[31]。与此同时，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他又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暗中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他们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至此，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这个时期，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32]，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在实际工作中仍然要求党内提高警惕，“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33]。
到了12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更加嚣张，他们集中了12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12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34]31日，他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华中的战略部署的指示》中，强调指出：“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35]
根据上述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立即在华中、山东各地及新四军各部队中进行坚决自卫的紧急动员和军事部署，同时，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苏南部队也积极准备接应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
然而，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新四军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12月26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项英等人的电文中，对项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36]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了最后的努力。
但是，形势已经难以逆转，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1941年1月4日，新四军《抗敌报》发表长篇社论《临别之言》，同时发表了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告皖南同胞书》。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编成3个纵队遵令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新四军皖南部队按照拟定的路线，由云岭驻地出发，准备先进入苏南抗日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长江，向江北转移。
由于连日大雨，皖南部队行动受阻。1月7日拂晓，转移途中的新四军在茂林地区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7个师约8万人的拦截和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宁死不屈，浴血奋战7天7夜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在与顽方作最后谈判时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被俘的新四军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这就是国民党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17日晚，蒋介石令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悍然宣布新四军“抗命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军长叶挺革职，交付“军法审判，依法惩治”[37]。这一事变，使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最高峰。
1月9日，毛泽东先收到刘少奇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38]；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39]。10日，毛泽东才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在突围不成后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毛泽东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40]。1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指示电，指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41]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的心。1月14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42]。
◎1941年1月20日、22日，中共中央军委为皖南事变发表命令和谈话。图为毛泽东起草的命令手稿。
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他又说：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43]。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内外一片震惊，全国人民十分担心合作抗战的局面就此葬送。面对如此严重的分裂危机，中共中央继续以抗日大局为重，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1月23日，新四军将领发表的就职通电。
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在延安发布，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到底。1月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江苏北部盐城重新建立。全军整编为7个师1个旅，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44]
最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45]
毛泽东发表的谈话，合情合理，引起社会各界重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张一麐等仗义执言，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46]
此时，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的同志在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斗争。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47]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刊登在因稿件被扣而开“天窗”的位置上，这一举动，轰动了整个重庆山城和国民党统治区。董必武、叶剑英、廖承志等都作了大量工作，采取各种方式，向社会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真面目。
◎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的周恩来的题词，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
在国际上，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都发表了报道和评论，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美国纽约《华侨日报》、苏联《真理报》、菲律宾马尼拉《建国报》、印尼《民报》和香港《南华日报》等先后发表评论，引起世界各国的关切，强烈呼吁蒋介石“以善其后”[48]。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时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认为，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劝蒋停止国内冲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更加出乎蒋介石意外的是，1月下旬日军竟然在华中乘虚而入，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大溃败。
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他判断说：“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49]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陷入空前孤立境地。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演说中宣称：皖南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50]，竭力掩盖其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责，并千方百计要求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为此，毛泽东、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不能无条件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为了打破僵局，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新十二条”。“新十二条”在国民参政会开幕第二天的3月2日清晨用公函形式送去。此时，董必武、邓颖超也在同日写信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表示新12条如蒙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可报到出席。这“临时解决办法12条”内容是：
“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八、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两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九、释放叶挺，回任军职。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出席代表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51]
但是，对于中共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12条”，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因此，董必武、邓颖超也没有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52]中国共产党这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进步势力的同情与支持，这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局面，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
此后，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他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53]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54]。3月8日，国民参政会仍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55]
中国共产党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威信大为提高。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写道：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56]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与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后历时五个月。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坚持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以及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最终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前后的半年间，毛泽东思考了很多问题，而且思考得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又很快，抓得很紧。期间，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电有300多件。在1940年12月14日这一天就发出了11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正如胡乔木所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抗战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次运用得淋漓尽致。这是很难得的一段历史经验。”“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57]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顽固派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伪造和篡改中国历史，鼓吹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和实践，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解放区是“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6月，蒋介石又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嚣“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密令，召开军事会议，调集军队，准备同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一起，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上旬，他们又向边区的关中地区挑衅，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反共舆论和武装挑衅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立即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在军事上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
1943年7月上旬，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挑衅活动，呼吁团结，制止内战。7月9日，延安军民3万多人举行大会，呼吁紧急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延安。7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接着，中国共产党又陆续发表一些文件，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同时深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危害国家的种种活动。各解放区军民纷纷开展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运动。边区警卫部队一次次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
解放区军民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斗争，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苏、美、英大使也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并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12日，胡宗南令其部队从彬县、洛川撤回。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犯时就被制止。此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和集中力量抗战，并准备对日反攻，于1944年正式派出代表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从而缓和了因军事磨擦而造成的紧张关系，坚持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