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民主主义“试验区”
1941年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东西方反法西斯战场连成一片，这对中国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
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联军民奋起抵抗，苏德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58]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7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59]，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立即对日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这时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修改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60]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鲜明立场和态度，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1942年1月，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个国家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通称同盟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军民艰苦奋斗，持续抗战，大量歼灭与牵制侵华日军，打破了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图谋。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并继续在抗战中发挥重大作用。
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面。从1940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在敌、伪、顽三方夹击下，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1941年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伟大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关心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与其他根据地相比，这里所处环境比较安定。毛泽东用了很多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61]他十分看重边区的工作，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
早在1937年5月，中共中央就确立了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的边区建设总方针。边区首先实行了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到11月，完成了乡、区、县各级选举，成立了边区各级议会和人民民主政府，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和边区政府都十分重视这次选举。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要求八路军必须积极地热烈地参加特区大会的选举，指出：“当此抗战紧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特区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日的普选的民主政治，做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特区大会的开幕，将更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为救亡图存而抗战到底。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在巩固和开展全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也是国共合作迅速走上新的阶段的推动力。”[62]
◎陕甘宁边区首府、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标榜“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而这只是在一党专政形势下的战时咨询机关，既不是全权的民意机关，更不是“战时国会”。中共方面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共7人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但是国民党方面从来没有按《抗战建国纲领》认真地去做过。而毛泽东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认认真真地实行着。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工作报告》中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一经传达到我们这里时，我们马上就召集各种会议，最后召集了群众大会，进行了一个热烈的讨论。不仅通过了决议拥护这个纲领，而且事实上，这个纲领，在我们边区的条件之下，是已经实现了的。”[63]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145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出席了开幕式。会议通过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的工作报告和《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1939年2月6日，边区政府委员在延安宣誓就职，第一届民选政府正式成立，从而保证和推动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朱德指出：“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64]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1939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强调指出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65]。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设想。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创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也为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甚至全国实行民主政治树立了榜样。
1940年3月，毛泽东明确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陕甘宁边区就是一个模范。”[66]他把陕甘宁边区作为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一个“试验区”，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政府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加以具体化。
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理论同抗日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形成了有关边区建设的各项施政方针和政策策略。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下简称《施政纲领》）。胡乔木在回忆时说：“这个纲领的大部分内容是毛主席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并由他最后修改定稿。”“可以说，这个文件的主要作者是毛主席。”《施政纲领》共有21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而且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了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幅美好的建设蓝图。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67]《施政纲领》的制定和发布，“不论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68]
《施政纲领》前言指出：本纲领是“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69]而提出的。
毛泽东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过1924年国民党一大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的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项原则，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也是相通的。所以，高举革命三民主义的旗帜，也就是坚持新民主主义方向。
新民主主义方向贯彻在纲领的每一条文之中，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也贯彻在纲领的每一条文之中。根据当时的实际，第二条增写了：“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这样就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体现在纲领中。
在政权建设方面，《施政纲领》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关于“三三制”政权原则，早在1940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就正式提出著名的“三三制”原则，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70]。同年7月5日，他在为《新中华报》撰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中，向全国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政权主张。但是在《施政纲领》中以“法”的形式将“三三制”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这表明边区政权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共产党人愿意与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民主合作的真诚态度。这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形成鲜明的对照。
除上述“三三制”政策以外，毛泽东对于各项政策的规定，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其中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
在人权保障政策方面，《施政纲领》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在人民享有广泛民主权利方面，边区政府从法律制度和物质条件上予以切实保障。而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虽然许下了民主自由的诺言，但并没有实行。以民主保障抗战胜利，以民主推动中国进步，这是毛泽东一再阐述的观点。纲领对于人权的规定，具体表达了这一观点。
在廉政政策方面，《施政纲领》第8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因此，边区的政治，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治。这里没有官僚制度，从基层乡长，到边区政府主席，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他们是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因此，廉政政策的规定，是引人注目的。
在土地政策方面，《施政纲领》第10条规定：“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施政纲领》对土地政策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施政纲领》还规定了其他方面的政策。
1941年5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论道：“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正确政策，都是我党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所深切盼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利益的纲领。近年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颁布过不少正确的、内容丰富的施政纲领，但均不如此次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人民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完善。”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议的重要议题是通过施政纲领。当时，“三三制”原则提出后，许多干部想不通，担心“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会失去“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71]。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有针对性地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72]
第二届参议会为了改变上次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73]据此，经无记名投票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18人中，中共党员有7人，超过三分之一，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改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
毛泽东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的第二天，李鼎铭对人讲：“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74]他后来还对人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75]一位79岁的老人李丹生议员在大会闭幕时代表全体议员发言，称赞中共“诚所感人”，并希望“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76]。
“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77]毛泽东自豪地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78]
在指导边区工作中，毛泽东十分重视边区内部党政军民各系统、各类干部之间关系的协调工作，特别是边区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边区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但有些外来干部看不起本地干部，引起本地干部的不满。如不搞好团结，影响严重。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协调工作，重点是教育外来干部，要他们像看待亲兄弟一样看待本地干部，要求主力部队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边区党委改成中共边区中央局。规定除军事活动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外，边区的日常工作都统一于边区中央局领导下。中央局书记是高岗，副书记是谢觉哉，常委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1941年9月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指导边区工作。不久，中共边区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对于文化教育事业。毛泽东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给予很多的关心。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就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79]1938年10月，他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又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进而提出了全民族的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
“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同时还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80]以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81]，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毛泽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1939年12月1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82]强调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办教育的指导思想。
全国抗战爆发后，边区在加强原有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的同时，大办高、中级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并决定中等学校和完小（高级班）为干部性质的学校。这样，就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不但解决了边区需要的干部，而且为全国抗战乃至全国解放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干部。还加强了冬学、识字班、夜校、半日班、读报组等形式的教育，大量扫除文盲。中、高等学校在制度、课程和教学上，针对边区各条战线，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际，也作了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加适合边区抗战的需要。
毛泽东悉心关怀延安的干部学校。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的讲话中，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83]。毛泽东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经常到学校讲课。“抗大”是一所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所培养抗战干部的革命学校。毛泽东为陕北公学写了著名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84]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面临着严重困难的局面。边区是敌后抗战的总后方，有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但是能否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直接关系着边区的存亡乃至全国抗战的胜败。抗战刚转入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就意识到：“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85]到了1940年秋，边区遇到的困难就愈来愈明显了。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外援。同时，边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在这片地广人稀、贫瘠的地区，边区党政军机关依靠仅有的140万老百姓来保证供给，确实是很困难的。
这时，毛泽东响亮地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萧劲光回忆：“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86]
1941年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和确定解决边区财经问题的方针和办法。毛泽东果断地提出：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为了统一对财经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席[87]。这段时期，党中央的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财经问题。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董必武将“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88]。
对于如何解决财经问题，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强调在经济工作中，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的领导人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本领。他提出要实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他提出一个怎样对待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策问题，说：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不要妨碍私利，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害怕，过去党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今后改用反对贪污腐化[89]。
◎毛泽东在为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题词。
这一时期，毛泽东下大力气研究财政经济工作。他在致谢觉哉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因为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府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90]
毛泽东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去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以沟通意见，统一思想。林伯渠、谢觉哉都是深受毛泽东敬重的长者。对于这两位老同志提出的问题，他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林伯渠、谢觉哉也非常信任毛泽东。谢觉哉说：“毛泽东同志从不轻臧否人”，单在1941年7月、8月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的信就达数万言[91]。毛泽东对他们的每一封来信，都仔细地读过，并及时复信。他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92]他还说：自己提出的论点，“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93]。毛泽东也恳切地向林伯渠表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
毛泽东要求负责起草财经纲领的陈正人多听取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及粮食局、贸易局的意见，因“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94]。他还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高克林采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后所写的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讲到不少过去不曾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毛泽东号召大家向高克林学习，“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
194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规定：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强调，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下，部分的强制性负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95]。就这样，毛泽东基本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财经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
当时，粮食问题是边区经济工作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原来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是征粮和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1940年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只能全部依靠征粮来解决。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就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96]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核算，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比1940年征收公粮增加了一倍多。这是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征粮数最高的一次。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当时，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身亡[97]。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一个农民说出这样的话，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不久，西北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一个考察团，到一百里之外的固临县进行社会调查，写了《固临调查》材料。毛泽东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之后，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立即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98]
大生产运动是从军队开始的。当时，朱德总司令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人人动手开荒生产，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不仅做到粮食、经费自给，1944年还达到“耕一余二”，向边区政府交纳了公粮1万石。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曾去南泥湾视察过的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对三五九旅取得的成绩感到无比欢欣。毛泽东还对身先士卒的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和政委左齐予以大力表扬。1943年9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99]
在军队的带动下，机关和学校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和党中央以及地方的负责人都带头开荒生产，交公粮。他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1941年，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通过生产，解决了所需经费的70%；1942年部队和地方政府的经费完全由自己解决[100]。大生产运动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可计量的无价之宝。
毛泽东还要求边区政府全力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他说：“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101]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一些措施，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并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农民群众更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八路军紧紧地连在一起。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号召开展变工互助，把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他强调：“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102]
毛泽东对边区工业发展也十分重视。他认为：边区工业的数目虽小，意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他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而不是手工，“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03]
关于精兵简政，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鉴于当时形势，采纳党外人士李鼎铭等人意见而确定的。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等11人提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建议：“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104]同时，他们还提出了5项具体实施办法。议案一经提出，引起热烈讨论，最后以165票获得通过。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的提案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05]12月中旬，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强调“精兵简政，节省民力”，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边区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毛泽东认为精兵简政政策，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他说：“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106]
为了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他派原任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希望他到任后，团结内部，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起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107]。毛泽东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曾引用古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来激励边区军民努力克服困难。到了1942年底，边区军民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经济上渡过了最困难时期。毛泽东通过这几年对经济工作的精心探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12月，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材料；请李富春、南汉宸等协助收集整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大量材料，并告诉他们：每个材料“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108]。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为会议撰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于人民负担问题，他说：“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同时，也不能“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他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总结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109]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对党内的指示中还具体强调：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110]。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针对某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他还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111]
毛泽东的这些报告和文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
时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讲过一段话：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不是夸夸其谈的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他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并且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都提供了解决问题辉煌的模范的例子。”[112]
贺龙的这段讲话，说出了毛泽东领导边区建设、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大历史贡献，以及值得提倡的党的优良工作作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竭尽最大的努力，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试验区”，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