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十大政策”巩固发展抗日民主阵地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把主要力量用于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作战上，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在正面战场只进行若干次战役进攻，致使成批的国民党军投敌成为伪军；而将重点用来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相结合的全面的“总力战”。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达到空前的规模，一次使用兵力在1000人以上至1万人以下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27次。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地抢夺人民群众的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如1941年1月，日军在“扫荡”冀东丰润潘家峪时，烧毁房屋千余间，屠杀群众123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日军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350公里、南北宽40公里的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将村民赶入“人圈”，许多人死于饥寒和瘟疫。在华中，日军分时期、分地区进行反复“清剿”。他们与伪军一起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全面“清乡”，企图实现全面殖民地化。这期间，日军对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清乡”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所用的兵力之多、次数之频繁、手段之残暴，在中国近代史上实属罕见。
在敌人的猖狂进攻下，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40万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了，总人口由1亿锐减到5000万以下[114]。
面对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和军事建设、对敌斗争策略等方面作出新的部署。在对敌斗争中，确定了更加广泛地开展群众性人民游击战争的方针。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的指示强调：“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方式）与敌人周旋。”同时指出，各抗日根据地应更加注重以游击战为抗击敌人的主要作战方式。在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方面，其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115]。
12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方针的指示中说：“1941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1942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12月13日指示（疑有误，似应为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116]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各部队加强侦察敌情，及时掌握动态，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大量制造和储备手榴弹、地雷等武器，做好反“扫荡”的准备。
华北敌后军民在反“扫荡”作战中，首先实行“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敌进我进”最早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在1940年4月召开的北方局和八路军黎城高干会议上，针对日、伪军残酷进攻，提出“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大磨盘摸敌人的屁股。”强调要争取战场的主动权。随着对敌斗争经验的不断积累，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敌进我进”，如晋察冀边区的“到敌后之敌后去”，山东八路军提出的“翻边战术”。1942年10月，毛泽东致电晋绥边区领导人，指示“把敌人挤出去”，为实行“敌进我进”指明了方向。1942年下半年起，各中央局和战略区都把“敌进我进”作为对敌斗争的指导方针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创造[117]。根据“敌进我进”方针，根据地军民创造了敌后武工队这种新的斗争方式，这种精干的战斗组织，将军政民结合在一起，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等一系列工作与措施，把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为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以逐步扭转敌后抗战的困难局面。
1941年秋，日、伪军7万余人分多路出动，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北岳、平西地区进行“扫荡”。边区部队留一部分兵力同民兵结合，在内线消耗敌人，主力部队则进到铁路沿线和日、伪军的侧后，打击敌人。在日、伪军转为分区“清剿”后，敌后军民又内外线策应，频频打击敌人。此时，晋西北等地区的军民也积极攻击当面之敌，配合北岳和平西的反“扫荡”斗争。晋察冀军民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歼敌5500余人，粉碎了日军大规模的“扫荡”[118]。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创造了很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华中军民利用河湖港汊，利用芦苇荡开展水上游击战。在华北的平原和山区，利用青纱帐广泛开展平原游击战，他们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战法。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建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的巨大地道体系，使之成为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的作战阵地。敌后军民还就地取材，大量制造各式各样的地雷，展开灵活多样的地雷战，炸得来犯日军血肉横飞，心惊胆战。
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最为困难的年份。在冀中，根据地军民进行了抗击日军“五一”大“扫荡”战役。5月1日，日军出动5万多人，由其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分三个阶段对冀中进行“拉网”式大“扫荡”。他们大量构筑碉堡、挖封锁沟、筑封锁墙，把冀中根据地分割成2670个小块。冀中八路军在两个月的反“扫荡”战役中，毙伤日、伪军11000余人，但自身也遭到很大损失，出现了“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部队减员将近一半，地方党政组织破坏严重。顽强的冀中军民，在更加残酷、更加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119]。
在游击区，敌后军民广泛开展了反“蚕食”斗争，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一面加强对伪军、伪政权的分化瓦解工作，一面以隐蔽方式，注意保存自己。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广泛深入地开展反“蚕食”斗争。山东八路军运用“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进敌那里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1943年，华北八路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共作战2.48万次，毙伤日、伪军13.6万余人，俘日、伪军5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日军投降6600余人，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与发展[120]。
侵华日军在华中则大力扶植南京汪伪政权，乘皖南事变之机，加紧调整兵力部署，大量扩编伪军，向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用于对付华中新四军的兵力11万人、伪军15万人，连续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和“清乡”。而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后，继续执行消灭新四军计划。华中敌后进入艰苦抗战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最大限度地攫取华中战略物资，经过扩编部队，使日军总兵力达14个师另3个独立混成旅，共约29万人，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乡”。
为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统一整编部队，竭力争取国共关系的好转。新四军军部于1941年1月25日在盐城重建。2月1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121]。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1年5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和华中军分会书记。6月1日，华中局作出决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现有根据地，坚决粉碎敌对我根据地的各种“扫荡”，缩小日伪地区；巩固与扩大我军主力部队，发展地方武装，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其中尤以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从组织上团结根据地内的人民共同抗日为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12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1942年1月华中局召开会议，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为抗战方针；确定加强对敌斗争，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加强军事建设，开展群众工作，发展生产，加强政权和党的建设等9项任务，对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1月，日军在华中敌后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南京、上海战略要地周围的苏南、苏中、淮南以及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驻地苏北。在苏南，面对日军7000余人的“扫荡”，新四军第十六旅为保存有生力量，暂将主力撤退，留少数地方武装坚持斗争。在苏中，新四军第一师针对国民党军李长江率部投降后，发起讨李战役。新四军在转入反“扫荡”作战中，打击了前来救援李长江部的日军。在淮南，日军第十三军调集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等部，进攻津浦路西地区，遭新四军顽强抵抗。后日军又向津浦路东地区、淮北抗日根据地“扫荡”，又被新四军第二师和抗日根据地人民所粉碎[123]。
1941年7月，日军调集了1.7万余人，准备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歼灭新四军领导机关。新四军第三师予敌杀伤后，转入敌侧后。为配合盐阜地区反“扫荡”，新四军第一师在苏中地区发动攻势，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在1个多月的反“扫荡”战役中，盐阜、苏中新四军部队在新四军军部统一指挥下，共作战130余次，歼敌3800余人，粉碎了日军歼灭新四军领导机关和夺取产盐区的企图。1941年秋，日、伪军又连续不断发动数百人至一千人以上的“扫荡”，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以10个团的兵力，向日伪据点主动攻击，被苏中军民称为“十团大战”，共毙伤日、伪军500余人[124]。
同时，淮海、淮北、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也进行了反“扫荡”作战。
期间，日军还对华中抗日根据地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清乡”，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发动“总力战”，企图以点线的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在9月初的反“清乡”斗争中，面对日、伪军的强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主力，以隐蔽斗争为主，至12月，全部安全转移到苏中地区。
1941年至1942年，华中敌后军民艰苦奋战，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与“清剿”“清乡”，保卫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3年，华中敌后抗战依然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华中应准备在最严重的形势下，坚持斗争的指示精神，领导华中敌后军民咬紧牙关，坚持最艰苦的斗争，作战4500余次，粉碎日、伪军30余次千人以上“扫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扭转了困难局面。1943年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东莞、宝安和海南岛等地区的围攻、“扫荡”和“清乡”，巩固和扩大了东江和琼崖抗日根据地[125]。
在对敌斗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工作，并把它作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之一。他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要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对于日军，要开展宣传攻势，促使日军厌战、怠战和反战情绪不断增长；同时争取教育日军俘虏，组织反战同盟，让他们参加对日军的瓦解工作。对于伪军，主要通过开展宣传攻势，促使伪军投降反正；同时，争取伪军中不少人既为日军工作，又暗中不同程度地为我们工作，让他们充当我军在伪军内部的工作力量。这项工作到1945年成绩尤其显著。
中国敌后战场的形势在1943年有了明显的转折。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战胜了日本侵略军的“总力战”，度过了最严重的困难时期，由恢复元气走向再发展的新阶段。敌后军民坚持持久的艰苦抗战，不仅使中国抗战局面发生了有利的根本变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日军对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日趋活跃。从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继皖南事变之后，又于1943年以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包围封锁，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1年至1942年，华北敌后根据地物质困难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为了克服严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仅从军事上加强对敌斗争，而且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领导敌后军民为巩固抗日民主阵地而斗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新形势和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1943年10月，毛泽东将抗战期间实行的各项政策加以高度概括，逐步形成了著名的“十大政策”。
“十大政策”的提出有一个补充、完善的过程，其中一些政策早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就已在各地贯彻执行。以后，随着抗战进入极其艰苦阶段，中共中央又适时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1943年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时指出：“自我党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要求各根据地“抓紧此六大政策，求于今明两年完成任务”[126]。7月30日，毛泽东就敌后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再次致电彭德怀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将六大政策扩展为八大政策。电报提出：“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电报指示还特别规定了八项政策的先后次序[127]。
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根据地下发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这个由毛泽东亲自拟定的指示中，将上述八大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十大政策。《指示》对“十大政策”作了完整的阐述，指出：“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指示》特别强调：“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指出：“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生产方法等），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128]
同一天，《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个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向各地发出电报，指出：“中央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是一个重要文件，应在军队及党政民各方面广作宣传，并当作上课材料。”[129]“十大政策”在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民主阵地的斗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十大政策”内容丰富，范围广泛，涉及到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涵盖了党内外、国内外等各个方面。这是一整套完备的政策体系，充分体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的全面抗战的路线。
抗日根据地军民以“十大政策”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在加强对敌军事斗争的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十大政策”可以归纳为：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加强经济建设；加强政权建设，实行“精兵简政”，增进党政军民团结；开展整风运动。
关于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加强经济建设：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农村土地问题，广泛发动和团结农村各阶级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一项重要政策。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广大农村社会是抗战最基本的力量源泉。但只有消除封建压迫和剥削，解决广大贫苦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才能发动广大农民投入长期艰苦的抗战。同时，抗日战争又是涉及全民族整体利益的民族解放战争，没有广泛的，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统一战线，抗战的胜利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还必须顾及其他群众的利益，以团结他们共同抗战。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正式决定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写进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就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从1940年初到1941年底，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便在各根据地的巩固地区普遍开展起来。这一时期，减租减息贯彻以后，曾出现一些“左”的偏向。一些地区的农民不交租不交息。为此，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减租减息的统一战线性质，并对各项政策作了规定。1940年7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时指出：要“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130]。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党内指示，进一步指出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强调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131]。
为了进一步发动各阶层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广泛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去战胜困难，1942年1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指出：抗战以来，凡是减租减息搞得好的地区，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反之，抗日根据地就经不起敌人的“扫荡”，成为软弱无力、无法巩固的地区。《决定》强调：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阶段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这三点是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处理土地问题，才能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这一决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现在解决土地问题必须保存一部分封建性，不使地主跑到敌人方面去。实行这个政策，是破坏敌人统一战线的最好办法。土地政策，研究了好几个月了，是我党以前未曾有过的决定[132]。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各根据地党政部门制定和修正了有关条例、法令，采取有力措施，掀起了减租减息运动的高潮。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第二次修正了减租减息条例，明确规定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交租交息。以后又提出总的要求放在限制高额地租与废除超经济剥削方面。晋西北行署于1942年9月20日正式颁布了减租交租和减息交息条例。1943年9月中共晋绥分局发出《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加强领导。1942年5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等决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减租减息当作中心工作去抓。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10月11日修正公布了《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其中对地租、债息等作了详尽规定。为了推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普遍深入，中共华中局依据中央决定的精神，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充分利用参议会讲坛，通过群众会议和报纸、杂志、标语、歌曲、戏剧等一切形式，广泛宣传实行二五减租的重要意义。华中各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严重困难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意义重大。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封建剥削，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各地出现了开荒生产，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从而奠定了敌后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的坚实基础。王稼祥在谈到晋察冀边区的减租减息时指出：“这种政策可说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农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133]总之，减租减息使各抗日根据地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把广大农民发动与组织起来，使上层人士增强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从政治上、经济上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这对敌后军民战胜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总力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长期独立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1941年前后，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峻。日军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以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除军事进攻外，日军还实行堡垒政策，到处筑路、修建据点，包围、分割各抗日根据地，以致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摧残，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
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134]要求全军凡有条件的部队均依据不同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总结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作了《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讲话。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135]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当时各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主要有：
1.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2.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3.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4.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5.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
◎1943年，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讲话。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强调，在经济工作中，应该以90%的精力去发展生产，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的一切领导人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本领，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积极的一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136]。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指引和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除了陕甘宁边区外，战斗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地区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响应“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号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进行经济建设的多种形式。他们采取发放农贷（贷款、贷粮、贷种子），支援牲畜、代制农具等措施，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农忙时节，各部队更是帮助农民抢收抢种。同时，各地还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建立各类小规模的工厂，适当发展采煤、冶铁等重工业和军工生产，大力提倡和奖励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生产，以解决生活必需品的自给自足问题。边区还在自愿原则下，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组织劳力互助，解决人力畜力困难”，提出奋斗目标，并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由于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与各项具体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度过严重困难，为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大生产运动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地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137]。
关于加强政权建设，实行“精兵简政”，增进党政军民团结：
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上，要求各根据地普遍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建立健全根据地的民主制度，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就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华北、华中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政权的组织结构必须实行“三三制”原则，其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出发点。”[138]
同年3月和7月，毛泽东先后在讲话和文章中，反复强调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139]“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140]
陕甘宁边区是实行“三三制”原则最早的地区。在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也都普遍认真地贯彻“三三制”原则。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直选产生的。由于有些选民不识字，为了保证他们也能够行使民主权利，采用“掷豆子”（代替选票）等方法进行选举。这就保证了村政权中贫农、雇农和中农占绝对优势，同时也团结了开明绅士。例如，晋冀鲁豫边区所属武乡、榆社、襄垣三县的598个村政委员会中，贫雇农占35.1%，中农占43%，富农占15.4%，开明地主占6.5%。这就使村政权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41]。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府，普遍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和具体政策，并通过各种民主方式建立、健全各级政权机构，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坚强、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人民的抗日力量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为敌后军民度过严重困难，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精兵简政”政策是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物质困难的情况下，为减轻人民负担，切实爱护节省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战争资源，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一项重要政策。“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于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首先倡议的，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采纳，并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贯彻。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根据地的工作指示中要求：“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否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142]为了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1月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要求每个根据地的全部脱产人员不能超过甚至少于居民总数的3%的原则[143]。提出主力军实行“精兵主义”，着重提高其政治军事质量，进行缩编和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在山区根据地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特别困难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化[144]。
指示下达后，敌后各根据地先后对党政军各部门进行了“精兵简政”。八路军、新四军普遍缩小了机关，充实了编制，撤销各纵队的指挥机构，加强地方军，形成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第一二九师在“精兵简政”中起了表率作用。在中央指示下达前，第一二九师就根据斗争需要进行了精简整编，把师后勤部门合并于八路军总后勤部，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连队，师部抽出250多人到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接到中央指示后，第一二九师把“精兵简政”列为1942年度的中心任务之一。师部决定：精兵建设从师直属队开始，由上到下，层层落实。1月7日，刘伯承师长向直属队作《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动员报告。1月15日，师部发出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经过精简整编，第一二九师师直由29个单位减为12个单位，人员由2627人减为1163人。包括第一二九师师直、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及各军分区在内的太行区八路军，共裁减151个单位、约6650人[145]。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中，在阐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时，特别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指出“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作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146]。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边区政府由548人减少到100人，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和第一二九师师部合并办公。
此外，晋察冀、晋绥、山东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普遍地开展了精兵简政工作。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4日，毛泽东就华中“精兵简政”问题写信给陈毅，指示说：“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147]
1942年9月，华中局军分会发出通知，要求各根据地以精简为冬季工作的中心，指出：“在精兵方面应注意在提高部队质量与加强战斗实力的原则下”，“规定战斗人员与直属队人员数目及比例（连队六与一之比，直属队四与一之比），严格紧缩后方机关，减少人员马匹，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地方干部到地方军及群众中工作。在简政方面应注意在紧缩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下，裁减机关，合并单位，达到各级短小精干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严格遵照政民脱离生产干部及杂务人员不得超过居民百分之一的规定”[148]。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华中局部署，先后进行了“精兵简政”。
通过“精兵简政”，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成功地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更加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同时，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进而密切了党、军同群众的联系。
为了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增进根据地内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毛泽东在《1945年的任务》的演说中，指出：“如果我们的全部军队，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从政治上铁一般的巩固起来了，加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障了。”[149]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各根据地在每年春节前后，大张旗鼓地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军队订立拥政爱民公约，尊重地方政府，遵守政府法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心和帮助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召开军民联欢会。政府和人民订立拥军优属公约，帮助军队进行训练和生产，对驻军伤病员、残废军人及抗日人员家属和烈士家属，给予各种照顾和亲切慰问。同时，军队和党政方面都认真检查在党政军民关系上的缺点和错误，总结经验，表扬先进，互相鼓励，共同前进，使抗日民主根据地内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加强[150]。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整风运动，使全党思想高度统一，团结大大加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深入，为党领导敌后军民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严重困难时期，提出并实践的“十大政策”，是党中央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发挥党政军民整体力量，开展全面对敌斗争的战略决策和部署，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政策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也可以说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治国安邦的成功实践。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深入贯彻“十大政策”，不仅顶住了日军持续的残酷的“总力战”，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使抗日阵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而且逐步积蓄了大量新生的抗日力量，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转入局部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注释】
[1]《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153页。
[2]《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310页。
[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4]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2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4页。
[5]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1940年4月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4页。
[6]《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
[8]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4月1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5页。
[9]《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1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3、755、756页。
[12][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58页。
[13]《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13页。
[1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9、761页。
[1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页。
[1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18]香港《华商报》1949年3月2日。
[19]张楚琨：《陈嘉庚光辉的一生》，《华侨领袖陈嘉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
[20]即《关于陕甘宁边区及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简称“国民政府提示案”或“中央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拟定，20日发出，21日送交周恩来。
[2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8月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0页。
[2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210页。
[23]《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2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25]毛泽东致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2页。
[2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27]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940年11月9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4～596页。
[28]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9～100页。
[2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230页。
[3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31]《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3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
[3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3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
[3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37]《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3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3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4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页。
[4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页。
[4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4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4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5页。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5～776页。
[4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
[47]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一），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48]《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4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270页。
[50]《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
[5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279页。
[52]《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4～605页。
[5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282页。
[5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页。
[5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779页。
[5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1～784页。
[57]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9月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9页。
[5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
[5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6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
[6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页。
[62]《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209页。
[63]《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64]《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6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106～107页。
[6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67]《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
[6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69]以下引文未注者，均出于《新中华报》，1941年5月1日。
[7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71]刘景范：《回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7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809页。
[7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0页。
[74]《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242、379页。
[7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23页。
[76]《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242、379页。
[7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78]《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4页。
[7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80]《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8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页。
[8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83]李维汉：《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84]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第23～24页。
[85]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的发刊词，1939年1月2日。
[86]《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299页。
[87]《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9～621页。
[8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页。
[8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90]《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177页。
[91]《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6页。
[9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
[9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9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
[95]《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4页。
[9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97]《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页。
[9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144页。
[99]王恩茂：《南泥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100]《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10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3～564页。
[10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10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
[104]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10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02页。
[10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页。
[10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10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
[10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894页。
[1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
[1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5、566页。
[112]贺龙：《整财问题报告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308页。
[11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页。
[11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9～744页。
[1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11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
[117]《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0～421页。
[118]《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
[119]《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120]《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5页。
[121]《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122]《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123]《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05页。
[124]《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7页。
[12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5页。
[12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6页。
[12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9～460页。
[12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12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页。
[13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页。
[13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767页。
[13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359页。
[133]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群众》第9卷第3、4期合刊。
[13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13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892页。
[13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59页。
[137]《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2页。
[13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3页。
[13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页。
[1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14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51页。
[1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14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
[14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145]《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455页。
[14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0页。
[1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5页。
[148]江苏省财政厅等编：《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3页。
[149]《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59页。
[150]《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