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的准备与开展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最艰难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十大政策”，并在统筹兼顾的前提下，集中精力抓了生产和整风两个中心环节。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于1942年春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已经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工作已是卓有成效的，那为什么在战火纷飞如此紧张的抗战时期，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进行全党整风呢？毛泽东是从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高度出发，决定运用整风的方式，来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缺乏经验。就全党来说，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得还很肤浅，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总方针，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使广大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认识。党的思想路线是否正确，认识是否统一，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思想路线是一个政党制定纲领、方针、政策的重要基础。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其后果将非常严重。
1938年秋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1]这时，他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这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建党17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经过深入的哲学思考，提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时代命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2]这里所说的严重错误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他提出：“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3]
六届六中全会后，为了贯彻全会精神，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掀起前所未有的学习运动。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特设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运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率先垂范。为了大力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学习和研究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一系列重要论著，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并贯穿着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毛泽东指出：“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4]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展现出了新面貌。
但是，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明虽然口头上表示：“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他仍然坚持过去的错误。1940年3月，王明把他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两条路线》（后改书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出了第三版。他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他还指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5]这表明，王明不仅在为过去的错误作辩护，而且作出了先入为主的挑衅性行动。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尚未清算，而他在抗战初期犯的右倾错误，在党内还有一定影响，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战初期大发展中，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他们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党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他们缺乏革命斗争的锻炼，很容易受到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缺乏执行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
因此，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分清路线是非，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已经势在必行。
整风运动有一个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过程。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手段，也不能只靠一朝一夕。因为整风的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只有使人们从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实，才能分清路线是非。因此，要从思想上消除教条主义影响，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正如毛泽东后来解释时说的：“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6]
王明的小册子第三版印发后，毛泽东从1940年下半年起，就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共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以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非常认真，花了不少工夫，读到了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
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问题。他说：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总结过去，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7]。
会上，对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出现了意见分歧。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十分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8]。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1941年3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年至1933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并撰写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9]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10]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图为《改造我们的学习》手稿。
毛泽东在报告中不仅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而且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11]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写的“实事求是”题词，后镌刻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正面墙上。
毛泽东的报告观点鲜明，措词十分尖锐。但当时却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8月底，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由毛泽东任组长，以加强对学习的指导。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一套“党书”即《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重要文件进行汇编，发给大家。
整风的方法步骤是，参加整风运动的同志认真学习文件，回顾历史，联系思想和工作，经过自我反省、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重大路线的是非功过，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这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倡导的一项进行自我教育的创造性举措，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办法。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等文献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12]毛泽东在1943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他说：“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13]
在作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重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他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他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14]。
会上，绝大多数同志都发了言，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意义重大。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检讨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说：“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15]会后，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从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调查了近一年半时间，整理出多份调查研究报告。
博古诚恳地对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16]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分析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17]
会上只有王明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的两次发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当时，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曾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认识错误。然而，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最后他还表示决心要同中央争论到底，要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此后，王明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1941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依照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
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案，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草案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指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18]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
为进一步弄清党史上的路线是非，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首，以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为成员的研究党史的委员会。
期间，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公开发表，甚至在党内也没有作任何传达，直到1965年5月，毛泽东再次看过这篇文章后，并进行一些修改，最终将题目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后才公开发表。毛泽东在说明当时未发表的原因时说：“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19]不难看出，延安时期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而毛泽东通过写作这篇长文，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天所作的报告，为全面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基调，并且在党的领导层内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20]
九月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延安及各地方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21]。
关于如何研究党的历史，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2]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1941年冬季起，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各地高级干部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在全党普遍开展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中写道：“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23]
全党普遍整风是从1942年春天开始的。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毛泽东在两个报告中，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他明确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24]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25]。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放箭要对准靶，理论要联系实际。他认为：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相分离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原则，并将能否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判断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标准[26]。
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指出：“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27]
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在强调整风的意义时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28]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9]“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当时，毛泽东的两篇报告发表后，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但是，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未能理解整风的真正意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30]这种倾向不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导整风运动的开展。这时，有些人在单位的墙报上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31]
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到：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32]。他提出，全党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普遍整风在延安很快开展起来。为了促进大家学习文件，还规定领导人要查看参与学习同志的笔记，帮助批改，互相借看传阅。毛泽东曾亲自看了一些同志的学习笔记，不仅改正了某些错字，还作了批语，对大家鼓励教育很大。为时两个多月的学习马列是紧张而活泼的，收到了实效，对领会文件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颇有收获。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很突出。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足。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33]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刘白羽曾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毛泽东三次找他谈话的情景：第一次去时，毛泽东“详细地问了许多文艺方面的情况，尔后提出了一些问题，……最后，主席叮嘱我，找一些人，把问题提出来，议论议论，把议论的结果报告给他。”第二次去时，“向毛主席汇报讨论的意见。可是，当时，我讲了多少糊涂意见和荒谬思想呀！比如，毛主席后来在《讲话》结论部分中所尖锐批评的那一条：‘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起了坏作用。’我汇报时就反映了类似的意见。”最后一次去时，毛泽东“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与深入工农兵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讲得非常通俗、生动、活泼、透彻，精辟极了。”刘白羽说：“使我恍如登到高峰之巅，眼望辽阔大地，一切一目了然了。”[34]
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35]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坦诚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并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36]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37]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当时，他请《解放日报》副刊主编舒群草拟一份约请与会人员名单，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制作并发出100多份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署名的油光纸请帖，上面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凯丰
4月27日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共开了三次大会。在5月2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即“引言”部分。他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和重大意义，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38]。
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讲述了像自己这样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他强调要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39]。
毛泽东的这个“引言”给文艺工作者一种全新的感受，让他们感到十分亲切，且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40]
在5月16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有几十位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讨论得十分热烈，充满着民主的气氛。毛泽东、朱德等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参加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畅。”[41]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图为中共晋绥分局印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5月23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做结论。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他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是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入手。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42]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43]
◎毛泽东、朱德等和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人员的合影。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44]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45]
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46]。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会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农村、工厂和部队，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从群众生活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评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这都与广大文艺工作者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密切相关。
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在看了评剧《逼上梁山》的当晚，写了一封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信中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47]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中国的文艺运动走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很关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斗争。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后，他在中央研究院墙报《矢与的》上、延安《解放日报》和《谷雨》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等文章，对自己不满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观点出发，夸大事实、冷嘲热讽，认为艺术家的任务就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去看过墙报，指出王实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48]。他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49]
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多次大会，对王实味进行批判。但是，经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插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这种斗争出现的严重偏差，对不久后开始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产生了不良影响。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在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了。对王实味被处决的这起冤案，毛泽东曾多次提出过批评[50]。
尽管普遍整风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经过学习，党内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电报中说：“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51]延安广大党员和干部在整风中经受了严格的党性锻炼。
为了把整风学习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委，以毛泽东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康生管。1942年6月8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陆续普遍开展起来。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而“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52]
8月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在延安的43名高级干部（8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增为48人）编成9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6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编在第一组。毛泽东还提出：“要从讨论那些细小微末的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5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他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在闭幕会上，他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54]
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共中央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提交六中全会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实际上中共中央的工作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着手从中央一级进行机构的调整和精简，以加强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兼书记；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参加中央军委工作。
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55]。
这次重要的人事调整，使党实现了对各方面工作的统一领导。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