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中共中央认为在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同时，普遍整风要继续开展下去。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关于第一项任务。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一号、第二号（关于领导方法）、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毛泽东指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中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56]为了搞好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注意领导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57]

关于第二项任务。审查干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持组织的巩固和队伍的纯洁，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在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干工作。后来，他进一步认为：“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58]这一时期党的队伍迅速扩大。由于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共产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和破坏，因此对于干部的审查、考察和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审查干部中存在对敌情作出过分的估计，把审干工作主要看作是锄奸、反特斗争，并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怀疑为政治问题，以致反革命问题，并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总学委负责领导审查干部工作，日常事务由康生主持。1942年11月，康生提出共产党内有国民党特务活动。从12月开始，审干工作主要是进行反特斗争。当时是秘密进行的，仅局限在少数机关和少数人中。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对敌情作了夸大的估计。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59]要求对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决定发布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延安召开两万多人参加的工作人员大会，由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作坦白交待。为了加强对审干工作的领导，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

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求把自己阐述防奸工作的一段话刊载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他写的这段话是：“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60]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出现严重偏差。

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更出现相当普遍的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使审干工作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单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1400多人^[61]，造成大批冤假错案，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62]。他后来总结审干工作的教训时指出，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缺乏调查研究；一条是没有区别对待。

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正式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审干工作九条方针^[63]。这九条方针的正式下达起了重要的作用。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邓力群回忆说：“我们这些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双方的关系很紧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它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使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了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64]10月9日，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的批语中，再次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65]

◎1943年10月9日，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报告材料上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这年年底，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转入甄别阶段。1944年1月，毛泽东在书记处会议上总结时，指出一种已经出现的严重倾向：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现在应估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66]。他要求对搞错的同志“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他指出“将弄错了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强调“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67]。

为了防止延安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在其他地区再发生，毛泽东还要求各地做到：灵活地运用坦白运动，不要机械地搬用延安各机关的经验；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从敌占区及国统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文化人、技术工作人员等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的党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旗政策的特务组织；要不断教育干部注重调查研究，不要轻信口供，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刻地广泛地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要使他们懂得逼供信的绝大害处……。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意见，指导了各地审干运动健康发展。

对于延安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不断地总结教训。他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1944年5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他向大家行礼赔不是。同年10月25日，他再次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1945年2月，他又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68]

陆定一回忆说：“有一次，他（指毛泽东）把受害的同志叫到家里谈心，诚恳地说：‘我们打了一场夜战，看不见对方，误伤了自己同志。好在不是真刀真枪，用的是白灰，洗一洗就好了。’又有一次他去中央党校给大家讲了一个三国时的故事，即戏剧中的《古城会》，张飞对关公产生误解，以为他是曹操派来的。毛泽东借古喻今，使大家受到感动。”^[69]毛泽东真诚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实现了同志之间不存芥蒂的团结。

“抢救运动”的教训是深刻的。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但在审干工作中却出现了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这是不应该的。但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并纠正了这个错误，使它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

在普通干部的整风转入审干阶段以后，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也进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阶段^[70]。

1943年秋，制止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9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提高总结阶段。这样，使党的干部从切身实践经验出发，分清路线是非，总结历史教训。正当整风运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向前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这也是一件有利于正确解决中共党内高层领导问题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自从在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共产国际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得受到它的一定约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做过不少错误的决定。尽管在后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越来越少，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种政治上以至组织上的重大问题时，也还要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态度。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当时各国工人运动面对内部和国际的复杂形势，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需要根据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情况及历史条件，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以及各国共产党及其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认为以统一的国际组织去指导各国革命已经没有必要，于15日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毛泽东时，他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71]2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

5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接着指出，但是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他强调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72]。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

共产国际的解散，使国民党顽固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趁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得到准确的情报后，立即做出紧急部署：“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73]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和周密部署，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没有完全掀起就被制止住了。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乘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巨大的宣传攻势，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势力，以消除内战危机。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资料，用铁的事实，向国内外说明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不得不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74]。

毛泽东给这个时期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75]通过这场斗争，以及在党内系统地进行关于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教育，广大党员提高了觉悟，对于王明所鼓吹并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整风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深刻地认识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主要代表，他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是实现这一结合的结晶。在此基础上，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76]，“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77]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

在这样的形势下，系统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整风运动按照计划转入最后一个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8月3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结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指出：国民党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和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针对王明在1941年9月会议以来一直坚持错误，毛泽东提议，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1941年9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从1943年9月7日至9日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三天中，与会者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78]。针对王明把内战时期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毛泽东在会上插话时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79]。

在9月13日的会议上，康生提出：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这就是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而要联系十年内战时期王明主义的来源。康生提出的王明的小册子这个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说：“九月的会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如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现在康生、少奇、恩来等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

在9月13日的会上，毛泽东也发了言，他指出：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反掉这两个具体东西，党才能够真正的统一。”他说：“教条主义宗派，其思想是主观主义，政治上是投降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他着重强调：“两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破坏整个宗派主义，首先应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他的发言，对党史上许多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在党内的两种具体形态”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些过激的话，他自己不久作了纠正。如两个宗派问题，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提议：“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80]

10月6日，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次会上作了关于学习党的路线的发言。他充分肯定了会议取得的成绩，并且说：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这些宗派并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对时局问题，他说：今年国民党搞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的方针是后发制人，不为戎首”。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骂了我们八个字：“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又拉了一下：“政治解决”。我们“从今天起，对国民党的揭露在《解放日报》一律停止，但阶级教育、反特务斗争继续进行”^[81]。

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刘少奇着重谈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强调，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说，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周恩来系统回顾、分析了党成立以来几次出现路线错误的国际原因和社会根源。他说，在这几次错误中，王明的教条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82]。

在作小结时，毛泽东又谈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他说：我们是要团结的，但办法是要大家觉悟起来，犯路线错误的、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真正要团结就要展开批评，掩盖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团结。第二，党内斗争的方法。他说：要避免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斗争的方法，那样的方法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83]。

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把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概括为四条：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84]。

这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从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的住所也迁到了枣园。

枣园，位于延安城的西北面。毛泽东的住处在一座小院中，院内种了许多花草、树木。院子东南角有个八角形的小凉亭。毛泽东工作之余，常到这里读书、看报。毛泽东在枣园生活了两年多，与当地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常说自己是“枣园的居民”。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拜年，以加深同民众的感情、密切与民众的关系。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元宵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机关的餐厅为枣园乡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举行祝寿宴。他亲自给老人敬酒，祝他们延年益寿、老当益壮。饭后还给他们每人送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作为礼品。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老人的尊敬和关怀之情，深深地感动了当地的乡亲们^[85]。

从11月13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错误。1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他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等。他说：“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他又讲道：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王明攻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他强调：要学会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具体问题。“教条宗派分化出来的人是应当欢迎的。遵义会议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来是开不成的。他们二人不管过去怎样，但是做了对党有利的事。”他又说：“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86]

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也回顾了党内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但王明始终没有到会，更没有作出认真检查。

12月下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向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发出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问题的指示，要求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一百到二百人左右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毛泽东强调：“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87]

经过9月以来的紧张学习，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已能看清了。但是，又出现一些新的偏向。有些过去受过错误打击的干部对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干部进行过火斗争，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对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着严重争议，毛泽东非常重视。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党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上述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了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明确指出：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怀疑王明、博古同志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错误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所以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的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自整风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可作宽大些。现在要宣传解释这个方针，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只做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四、不要反对一切。对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否定一切。当时我和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五、对六大的估计。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党内宗派问题。经过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党内没有宗派了，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山头主义^[88]。

毛泽东这六条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并作为政治局的结论。4月12日和5月2日，他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关于路线学习的六条意见。他在4月12日的报告中再次强调：“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的习惯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他指出：“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89]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90]

当时，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自成起义300周年写了长篇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全文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连载。文章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最后又陷于失败、退出北京的过程和原因。总结出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同时也指出，李自成农民起义即使成功，“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毛泽东读到该文后，立即感到这篇史论对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的警省作用。经毛泽东批示，《甲申》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91]11月21日，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他在信中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92]他在信中真诚地表达了这种忧虑。毛泽东高度评价《甲申》，是具有强烈的现实考虑的。在即将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关头，能否保持清醒头脑，将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考验。

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气氛下，在党的高级干部深入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中共中央认为起草历史决议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1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召开党的七大的问题。会议决定组织几个准备报告的委员会：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包括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几天后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在5月20日左右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七大的准备事项。

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由于时局的发展变化，会议断断续续开了11个月，直至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

毛泽东主持了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他指出全会的任务是：一、准备七大；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述了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目的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直到现在都为这个方针而斗争。关于发展自己，即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军的中心力量。事实说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关于团结友军，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今年军事仍以精炼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在获得美国配合时，准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在全会期间，由七中全会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和各报告负责人：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周恩来。除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外，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的其他四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的名单^[93]。

起草“历史决议”是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

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1944年5月写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以1941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1943年九月会议后的一些新认识。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也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又由胡乔木写了一个稿子。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决议的起草工作。1945年春天，他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开始进行修改，前后作了七次修改。毛泽东后来曾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94]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将标题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在文内加写了新的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强调了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批评六届四中全会在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后，还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对受打击的被诬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这份稿子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40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95]以后，毛泽东在3月26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删，在4月7日和8日又先后修改三次。这以后再修改了一次。在4月7日的修改稿上，毛泽东在起始部分加写了一大段话：

“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1921年至现在（1945年）的25年奋斗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同时，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与党内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与行为不断地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有了120万党员，我党领导了近一万万人民，90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了一条同国内一切错误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由于执行了这条正确路线，并批判了一切错误路线，党才在三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造成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96]

这一大段话，再做修改后，成为后来通过的历史决议的第一部分。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其中，很多意见被吸收到决议中去。

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3月2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将这个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3月31日，毛泽东在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作了说明：总结经验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他说：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毛泽东要求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他还讲道：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造成错误。对《决议》草案中没有就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作结论，毛泽东也作了说明：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作结论^[97]。

◎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毛泽东准备的政治报告和刘少奇准备的修改党章报告也得到会议的通过。

4月20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朱德准备的军事工作报告和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间题的决议》。

由于会前毛泽东、任弼时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所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博古等在发言中真诚地表示拥护这个决议，并向曾经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时在发言中坦率地谈到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特别提到：“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98]王明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和七中全会的声明书中，对历史决议和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99]。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踰矩的^[100]。

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这个决议在1945年8月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获得一致通过。胡乔木曾指出：《决议》“经过前后4年的时间，毛主席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他倾注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101]

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党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方法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确立，纠正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杨尚昆也指出：“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102]延安整风的巨大作用，当时蒋介石也感觉到了。1947年9月1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说：“共匪的干部对于科学的方法并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于训练而发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公开向国民党高级干部提出了研究延安整风运动以改造国民党的任务^[103]。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整风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功。

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对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5]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3月第3版，第3页。

[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4页。

[7]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5～636页。

[8]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1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9～641页。

[1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1年9月1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1页。

[15]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16]《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7]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18]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1941年10月。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4页。

[19]《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5页。

[2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5页。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8页。

[2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39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820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5～826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828页。

[30]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3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

[32]《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9页。

[33]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34]刘白羽：《红太阳颂》，《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89～290页。

[35]萧军：《难忘的延安》，《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36]毛泽东致萧军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37]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3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48页。

[3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852页。

[40]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41]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42]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4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858页。

[4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6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4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4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48]《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页。

[49]毛泽东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42年3月3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页。

[50]中组部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1980年7月9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7页。

[5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6月1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7页。

[52]毛泽东致聂荣臻的电报，1942年7月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7页。

[53]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8月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8页。

[54]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月。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8页。

[5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0页。

[5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3页。

[5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901～902页。

[5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5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89页。

[6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页。

[6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62]王保成：《跟随领袖二十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6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页。

[64]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6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5页。

[6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6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3页。

[68]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4～665页。

[69]陈清泉、宋广渭著：《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7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

[7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7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7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页。

[74]蒋介石对《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决议案》的指示，《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41页。

[7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6页。

[76]《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0页。

[7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78]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9月7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8～669页。

[7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9页。

[80]《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9～670页。

[8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0页。

[82]《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1页。

[83]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1页。

[8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5页。

[85]孟红：《延安时期毛泽东与拜年的感人故事》，《中华魂》2011年第8期。

[8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481页。

[8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489页。

[8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508页。

[8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939、948～949页。

[90]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9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948页。

[9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9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3～514页。

[9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9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9页。

[96]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四次修改稿，1945年4月7日手稿。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9页。

[9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8页。

[98]任弼时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81页。

[99]王明向毛泽东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提交的《声明书》，1945年4月2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81页。

[100]《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81页。

[10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102]《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103]蒋介石：《军事训练之方针和要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台北中正书局1971年版，第386、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