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中外记者和对美军观察组的争取
1943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在欧洲战场，同年2月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这个战役，成了苏德战争的转折点。同时，同盟国军在东西方各个战场加强对日、德、意侵略军的反攻，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下台，致使日、德、意法西斯轴心解体。日本法西斯也面临着彻底灭亡的命运。同年秋天起，中国的敌后战场开始攻势作战，并实施局部反攻，正面战场取得了常德战役的胜利，130余万人的庞大日军部队（包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被困在中国大陆。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取得了反攻缅北、滇西作战的胜利。中国抗战已胜利在望。
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精辟地指出：斯大林格勒一役，“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攻势了，希特勒只好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这个战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对于东方战场影响很大。“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1]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
1943年秋，敌后战场出现了明显的转折。侵华日军在与抗日根据地军民数年较量遭到惨败之后，再也找不到出路。他们改变了原来的作战指导方针，以大致确保现占据地域、努力摧毁对方的反攻、遏制对帝国本土的空袭、防止对方的反攻，作为日军“新的战略设想”[2]。这时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军事、政治、经济力量方面得到全面增强。日军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在华北敌后战场，已逐渐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华北八路军已在若干地区逐渐占有局部的优势。到了1944年，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人口增长到8000万人，军队发展到47万人，民兵有227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毛泽东为此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还在1943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就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由于蒋介石是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通过谈判“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所以中国共产党未予理睬。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蒋介石又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毛泽东对于蒋介石允诺的实质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鉴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发展，为了团结和集中全国力量抗日，并准备对日反攻，毛泽东仍抓住机会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10月5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希望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人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我们希望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3]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形势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但是中国战场上仍集结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造成美军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国际压力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采取缓和态度。
1944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并指出：“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4]以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郭征询关于两党合作的意见，毛泽东回答说：中国共产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郭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毛泽东回答：林、周或可先赴渝，同国民党重开谈判。2月17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中共中央决定先派林伯渠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和林伯渠赴重庆谈判问题。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想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示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5]。
4月29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5月2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5月17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
5月4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至11日，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当时，他们仅将何应钦在3月提出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拿了出来。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军令军政问题，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军令严守纪律，人事应遵照中央法规办理，参谋及政工人员应由中央派遣，军队教育应遵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检阅；关于第十八集团军问题，可准增编为两个军（每军3师，每师3团），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称陕北行政公署，隶属行政院，行署主任由中央遣派等等。其核心是所谓的“政令统一”[6]。
中共方面提出，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所作的《关于宪政和团结问题》讲演中提出的五点要求为谈判的基础。即：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三、承认中共领导的一切抗日军队；四、恢复新四军番号；五、撤销对各根据地的包围和封锁。
国民党代表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同意。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林伯渠提出，经过7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的正规军已有477500余人，本应编为47个师，但为问题易于解决，先编6个军18个师。而国民党代表只同意4个军12个师；在谈到边区问题时，林伯渠提出，边区辖区及民主制度不变。国民党代表提出，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在第五次会谈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各自向中央报告，请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指出：国民党方面“既屡求我方提具体意见，故决提全国者三条，两党者十七条（注：即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明日由军政部台发来”[7]。并要林伯渠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17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至少应编为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8]。
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并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呈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又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20条意见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备忘录，以口头要求提出。5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9]但是，对这份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然不肯接受。
6月5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向林伯渠面交了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这个《提示案》对于中共提出的有利于抗日和两党合作的要求只字未提，反而要借谈判达到其削弱中共力量的目的。其主要内容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实行中央法令。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对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问题也只字未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也相去太远[10]。
这样的条件，中共当然无法接受。正如周恩来所揭露的：“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10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10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11]6月11日，林伯渠写信给王世杰、张治中，指出王、张拒绝中共提案，又不转报国民党中央，只片面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提示案，阻碍了谈判的进行。6月15日，王世杰、张治中复信林伯渠，称已将中共12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解决办法仍照国民党提示案不能变动。刚刚开始一个多月的谈判，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了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日本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于1944年4月至12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在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贯穿三地进行大规模攻势作战。其主要战略目标是要开通由东北经华中、华南前往中南半岛的路线，以及占领其东南方的机场，防止美国陆军航空军自该地起飞攻击日军海上交通线和轰炸本土。
中国军事当局对日军孤注一掷的冒险进攻估计不足，以致前方兵力薄弱，作战准备欠周，只能仓促应战。同时，邻近各战区未能以大部队向日军发动攻击、积极策应和钳制日军的进攻，使日军得以逐次集中兵力，实行各个击破。加之各战区临危慌张，指挥失当，以致日军在短短8个月的作战中，向前推进近2000公里，侵占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形式上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而国民党军队损失近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失去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6000万人民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12]。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完全是国民党当局长期以来实行消极避战、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错误政策的结果，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令人遗憾而又痛心的一页。
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国民政府统治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引发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峰起，社会舆论空前激昂。爱国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延安和各解放区军民抗战的英雄业绩，吸引着中外人士。1944年2月，在重庆的英、美等国10名记者，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了解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且考察陕甘宁边区等地区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这次采访，既是国共关系史上出现的一次转机，也是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仅有的一次大规模的、最有影响力的采访活动。可以说，这是对国民党政府5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人士参观访问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次突破。
6月9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延安迎来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其中外国记者6名：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中国记者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13]，《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新民报》主笔赵超构等9人。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官员。
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从重庆出发，于18日到达西安。5月31日，记者团骑马来到陕甘宁边区所辖黄河西岸凉水崖，当地政府帮他们在农民家住宿。6月1日早晨，王震率领陈家康、马寒冰和少数警卫人员，带着一批骡马来到凉水崖接记者团成员。6月5日下午5时，记者团到达南泥湾第三五九旅旅部。两天后，叶剑英总参谋长从延安赶来，立即会见全体记者团成员，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
◎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等会见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赵超构、孔昭恺等。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参观访问，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6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休息厅会见记者团全体成员，在谈笑之间纵论天下。他在欢迎辞中，对记者团的来访表示十分欢迎，畅谈了国际国内局势，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抗战到底的主张。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他说：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
由于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提出的问题也特别多。毛泽东耐心地作了解答。
关于国共谈判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他说，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告及其报纸。今乘诸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
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发展”，“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洲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情况虽然甚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毛泽东说：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
这里毛泽东精辟地阐述了民主的内涵和意义，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立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立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
毛泽东说：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指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14]。总之，要打倒日本法西斯，中国必须实行民主。
这次会见长达三个小时。会见后，毛泽东设宴招待记者参观团。宴会后，又陪同他们观看了延安评剧研究院演出的评剧《古城会》等四出戏。
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15]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折射出他的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思维、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6月22日，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抗战的实际情况，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毛泽东作过修改。在报告讲到伪军处，他加写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起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16]
为了使外国记者准确地听清叶剑英的重要报告，当场分发了译成英文的小册子。叶剑英在介绍中，以雄辩的事实、充足的论据，说明了中共的伟大以及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抗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也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叶剑英还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了生命的国际友人的名单，并对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的援助表示感谢。中外记者参观团听后，给予很高评价。叶剑英的报告和朱德的谈话，使中外记者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有了比较深入切实的认识，并通过他们的报道，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国外，引起了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巨大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了边区的工厂、机关、学校、部队、保育院等地方；他们感受到了延安人民安居乐业、意气风发，边区政府的民主作风、共产党领导人的艰苦朴素等新气象。7月12日，参观团除五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到重庆。毛泽东在14日和18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12个小时，毛泽东向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毛泽东还建议他们“多走走多看看”，鼓励他们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参观考察。他们在这里真切地感受到与重庆的截然不同，对延安留下深刻的印象[17]。
爱泼斯坦在采访中，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过直接的接触和交谈，并在此期间写下了近10本采访日记，发表了众多新闻稿件。他还得到了毛泽东赠送的一幅石版画像，他一直把它保存在自己的家中。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写道：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决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18]
中外记者团的访问，将世界的目光引向了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和评论，并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之一《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该书1947年在美国出版，被译成德、波、匈等多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了》、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19]。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20]
当时，参观团中的中国记者对延安之行也作了大量的通讯报道。《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回到重庆后，根据此行的所见所闻，写出了被誉为中国人写的《西行漫记》的成名作：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它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当时国统区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实况。其中有一章《毛泽东先生访问记》，他写道：毛泽东留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不知道是否因工作紧张的缘故，略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听取谈话中，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21]客观、平直的描述，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延安一月》成书出版后，很快成为大后方的畅销书。《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写了《西北纪行》，他把其中之八——《中共十八集团军与陕甘宁边区》，分作《十年来之中共几点改变》《整风运动》《毛泽东先生访问记》《陕北四十天》等10多个专题，在《大公报》重庆版1944年7月29日至8月6日进行连载，起到了“以正视听”的积极作用。
中外记者们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传播出去，把红色中国的真相如实地介绍给了世界，从而打开了世界认识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扇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参观访问，是继斯诺《西行漫记》之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所作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报道，使一个新生的、代表着中华民族希望的中国开始被世界所认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结盟，在亚太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中国提供相当数量的武器、军用物资和贷款，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援助中国抗战。出于对日战争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日军更多的兵力。但是美国扶蒋抗日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必然会给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带来更大压力，这样的形势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援助中国的政策。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于是，中国共产党便成为美国正在寻找的维持中国战场的新的力量。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美国政府提出立即派遣美军观察组，前往陕北等地考察。美国向延安派驻观察组是与一批美国有识之士的极力促成有关。读过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2至1945年间曾三次邀请斯诺到白宫讨论中国问题。其中1944年5月的谈话使罗斯福总统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决心。另外，几个月前，美国记者斯坦因、福尔曼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对八路军英勇作战的大量报道，也给美国当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国民党的抗战甚为不满，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富有弹性的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于1937至1938年间，对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考察，作为实地考察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人，他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直接报送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在看完这些信后认为，这些信件描绘了一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英勇杀敌的画面，使他对中共产生了憧憬。这对罗斯福总统下决心派军事观察组去延安也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驻华使馆的两位秘书戴维斯、谢伟思，在与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尤其是周恩来的交往中，逐步意识到中共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日报告中明确建议美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派一个军事观察团进驻那里。他还预测蒋介石不会答应美国与中共的直接接触，因此建议由总统直接出面与蒋介石商谈。
从1944年2月起，罗斯福总统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派遣军事人员去中共控制区考察的要求，但屡遭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对。因为他们害怕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访问，收集到对国民党不利的情报资料，发表对国民政府不利的言论，从而失去美援，动摇其统治基础。但是，蒋介石明白，国民政府无力改变美国的决定。5月，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直接提出这个要求。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处于困境中的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派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华莱士的访华促成了美军观察组（亦称“迪克西使团”）成行。于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于七八月间，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18人，抵达延安。
美军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是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考察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很重视对美、英的统一战线工作，希望在共同的抗日战争中与这两个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发展关系。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的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22]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军使团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使团到后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和谈判。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23]
1944年7月22日，由包瑞德上校为组长，成员包括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梅文尔·卡斯伯格上校、雷·克罗姆少校、约翰·高林上尉、查尔斯·斯特尔上尉、保罗·多姆克上尉、亨利·惠特尔赛中尉、安东·雷米尼赫等9人组成的第一批美军观察组成员抵达延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贺龙等代表毛泽东到机场迎接。26日晚，毛泽东出席了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为美军观察组举行的欢迎晚宴。他风趣地对美国客人说：“你看你们是多么重要。为了让你们到来，连美国副总统也不得不亲自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做说服工作。”[24]8月7日，美军观察组的第二批成员9人也抵达延安。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了解解放区的实况。图为毛泽东（前排右1、朱德（前排左4）等与美军观察组部分成员在延安合影。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他在原稿“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战友们”三个字，强调指出：他们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社论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25]。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成员，并为他们去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提供了方便。在八九月间，毛泽东还向解放区发出10余次电报，要求各解放区在军事情报、修建机场、沿海登陆等方面配合美军。8月21日，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的电报中指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26]9月9日，毛泽东再致电华中局，更加明确地将与美军的合作定为党的方针：“机场修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27]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与美国合作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这只有通过自由经营和借助外国资本帮助才能做到。因此，中国与美国能够而且必须合作。
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于中国、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8月23日的谈话长达8个小时。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当下的处境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府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28]。
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29]。毛泽东非同一般的谈吐给谢伟思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的谈话总是妙趣横生，引经据典，一针见血，出人不意。他似乎不假思索就立即得出恰当而明确的结论，把谈话引入难以预料和变幻无穷的境界，他不感兴趣的问题是很少的，他博览群书，几乎无所不知。他并不垄断会谈，毫无强加于人之意，你不会感到受压服。事实上，在小组会上，他一般是聚精会神的，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有插话和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毛会把会谈的意见加以总结。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总结是巧妙地做到公平合理、周到而又简洁。”[30]谢伟思将他与毛泽东会谈的内容写成报告，经美国大使馆发到华盛顿，对美国政府和人民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等方面的情况，起了重要作用。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31]
美军观察组通过在延安、山西等抗日根据地的实地考察，相信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现实性。他们从1944年7月至10月，先后发出50余份报告书，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作了客观的分析。戴维斯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已经历了十年的内战和七年的抗日战争。他们经历了不只是比中国中央政府军队所曾受的更大的压力，并且也经历了蒋的严密封锁。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了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32]因此，他认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33]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观察组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会见观察组全体成员，以及与他们作过多次重要谈话的情况及内容报告美国政府；他们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给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胡乔木回忆说：“我方的周密安排和坦诚合作的确赢得了他们的心。美军观察组成员认为，我方提供的材料‘超出了他们的希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评价是：‘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如果说美军人员来到根据地后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变化，那不是因为我们进行过什么说教，而是耳闻目睹的事实使他们深受触动。”[34]当时的形势表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有可能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