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联合政府主张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激起全国上下更加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民普遍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这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随即又在周恩来8月18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35]9月1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各派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36]4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中共中央认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37]。
9月5日，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群情激愤的时刻召开的，因此令人瞩目。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历次参政会上没有过的。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国共关系问题。以往，国民党当局一直不肯公开宣布国共谈判情况。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这次把它列入参政会议程，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15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报告国共谈判的经过，会场座无虚席。林伯渠的《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首先对“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对国共关系采取政治解决的方针”表示欢迎。接着报告了国共谈判四个月来的经过，以及迄今还无结果的原因，提出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办法。报告的最后部分正式提出中共的政治主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38]林伯渠的报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迅速得到与会者的支持。成立联合政府口号一经提出，立刻在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标志着国共谈判和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毛泽东认为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应该转到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这个问题上来了。9月27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指出：“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
“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39]
◎《解放日报》刊登了林伯渠《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的全文，对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作了报道。
但是，林伯渠将这封信送交王世杰、张治中后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这时，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40]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各民主党派、各界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9月19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团结和统一，“唯一的途径，就是先实行民主”。《华西日报》在同一天也发表社论说：“抗战若要胜利，必须团结。团结若要坚实扩大，必须民主。”“一切问题靠民主解决，一切危机靠民主克服。”[41]在重庆的各界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李济深、陶行知、柳亚子等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9月24日，重庆各党各派各界代表500余人，在迁川大礼堂集会，要求彻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各党各派民主联合政府，并通过了沈钧儒等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提议。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定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0月发表政治主张，响应中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0月4日，成都五所大学及12个学会2000余人举行国是座谈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迅速成立联合政府。
1944年11月和1945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派周恩来与国民党商谈具体实现联合政府问题，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毫无结果。
到1945年初，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声势越来越大。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开放党禁”等10项主张[42]。2月，重庆文化界300余人，妇女界87人，3月，昆明文化界340多人，4月，成都文化界100余人，先后发表联合宣言，一致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同时，集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的形式也发展到示威游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国际上，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逐步走向胜利的时候，美国的对华政策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即由扶蒋联共抗日转向扶蒋反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及从战后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这一长远目标出发，执行了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政策。
为此，罗斯福政府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先后采取一系列援华措施。1942年2月，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贷款，6月，又根据《租借法》签订了《中美互助协定》。1941年12月成立中国战区，派史迪威将军来华。在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后，美国又开辟了从印度东北飞越喜马拉雅山险阻到昆明的“驼峰”援华运输线。罗斯福向中国保证，不管仰光是否失守，不管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的陆路运输线能否保持开放，这条空运线一定要维持，以便使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43]。
在政治上，罗斯福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1942年1月，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把中国同美、英、苏并列于宣言签字国之首。1943年1月，中美两国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美国放弃了在中国的特权。12月，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保证自1895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
在对中国内政问题上，美国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同时又希望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有效地进行对日作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曾多次向蒋介石表达过上述意见，美国不会陷入中国内战的陷阱里，希望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并要求蒋介石在战争尚在继续的时候，与延安“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44]。
为促使国民政府改善国共关系，1944年6月，美国政府决定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并于6月20日到达重庆。从21日开始，华莱士以国共问题为中心，同蒋介石举行五次会谈。他转达了罗斯福对国共关系的基本立场，即国共两党的党员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调解，“他可能充当那个朋友”[45]。他指出，国民党的出路在于实行民主改革，接受中共合理建议。但蒋介石不同意华莱士的建议，却说：“中国人民并没有把共产党看作是中国人，而把他们看做是服从第三国际命令的‘国际主义者’。”[46]华莱士的访华显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不久又发生了史迪威事件。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罗斯福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而派到中国的。其使命是贯彻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但是，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一名高级官员作参谋长，本来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更多的美援，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这样，围绕军事指挥权限问题、援华物资分配权问题以及由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等问题，美国政府的政策与蒋介石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1942年5月，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时，史迪威痛感中国军队“劣等装备”、“军火不足”、“愚蠢的指挥”及蒋介石的任意干预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改革国民党军队的计划等要求。蒋介石均未同意，史蒋矛盾加剧。对于史迪威控制援华物资的分配权，蒋介石一直是不满意的。罗斯福一方面向蒋介石作了解释，同时也有条件地作了让步，但仍要保持援华物资的控制权，因此并没有消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
史迪威曾在1935至1939年出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通过长期的在华观察，了解到国民政府政治上不民主，军事上消极抗日，经济上贪污腐化，“是个腐败残暴的政权”。而共产党军队虽然装备不良，但坚决抗日，成绩显著。随着战争的发展，史迪威等人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张采取联共方针。
为了了解中共并与中共建立联系，1944年1月15日，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拟定了派遣美军观察团到延安的计划。此后，罗斯福多次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的要求，遭到蒋的拒绝。后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才算确定下来。
1944年夏，国民党战场已出现大溃退，美国政府担心影响美军在太平洋方面作战的胜利。7月6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中国的情况是那样危急，如果不立即采取根本的行之有效的挽救办法，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他强调指出，日本的进攻“不但威胁着你的政府，而且威胁着美军在中国的一切建树”。罗斯福竟然强烈要求由史迪威指挥“统帅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要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同时派出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47]，协助美国政府探求“究竟采取何种最适宜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48]。
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特别关心是有原因的。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用跳岛战术进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准备攻占菲律宾，向日本本土逼近。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在考虑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并希望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同时，当时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日益发展的矛盾也需要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9月6日，罗斯福派出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他到达重庆后，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调解史蒋矛盾。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到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计，统一所有中国军队[49]。9月8日，赫尔利与蒋介石进行会谈。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9月25日，蒋介石把一份备忘录送请赫尔利电转罗斯福，指责史迪威漠视“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合作基础，对史迪威委以重任将会给中美军事合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50]。
赫尔利是以支持蒋介石为主要使命的，当他得到了蒋介石承诺为了同共产党达成一项政治办法可以作某些让步的时候，他就向罗斯福建议解除史迪威的职务[51]。10月10日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进一步肯定了蒋介石，他写道：“除史迪威外，在你和蒋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52]经多次与蒋协调之后，赫尔利建议罗斯福召回史迪威。
赫尔利的活动起了作用。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并任命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职务。随后，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国驻华大使。史迪威于22日离华返美。史迪威事件，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援蒋抗日转向扶蒋反共，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支持蒋介石政权。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美国为了在战后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同时也是为了控制中国，以便在远东地区同苏联抗衡，美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由蒋介石领导的、亲美的政府。但由于国民党战场出现豫湘桂大溃败，加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大失民心，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急剧上升。罗斯福担心一旦蒋介石垮台，美国很可能就会失去中国这个重要盟友。此时，美国政府决定改变原来的对华政策，用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做法，来削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影响力。
10月间，赫尔利在重庆曾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说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来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尽管在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赫尔利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对赫尔利要来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11月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研究此事。毛泽东作了如下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他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53]。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1944年11月，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赫尔利在史迪威离职后，马上介入国共关系的“调停”。尽管中国共产党对赫尔利的真实意图抱有怀疑，但由于中共此时对美政策仍是希望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并将开展对美外交作为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因此愿意同美国进行军事和政治的合作。直到194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谈话中，还表示不管同国民党人的政治决斗结果如何，共产党人和美国人也许仍旧能够通过军事合作来挽救双方的关系，共产党人愿意在联合军事行动中进行合作，而且愿意与美军并肩战斗[54]。基于上述原因，赫尔利的延安之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欢迎。7日，当一架从重庆来的飞机在延安机场着陆，身穿军装，胸前佩带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出现在舷梯上时，周恩来立刻把毛泽东请过来。和赫尔利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
赫尔利是携带了一份经王世杰、张治中修改过的与中共谈判的草案来到延安的。他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愿意调解国共关系。8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包瑞德及译员、秘书。赫尔利首先说明：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赫尔利说：“我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谈到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谈，蒋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
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他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文件，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赫尔利读完后，一直耐心地听着的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没有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这些观点是他本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包瑞德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他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55]。对这个细节，包瑞德回忆道：“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来，当我阅读这些条款时便觉得，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56]
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毛泽东发言，首先对赫尔利到延安来表示欢迎。他接着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少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
毛泽东指出：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他告诉赫尔利，蒋介石却总是想拖，拖到抗战结束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国民党政府有崩溃之危险。
毛泽东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关于改组军队问题，他说：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毛泽东表示，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的五点建议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主要是：增加将现在的国民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等等，这些意见关系到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既合情合理、分寸适当，又容易被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57]
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后表示这个方案是对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会议着重商讨了国共之间进行协商的具体步骤。毛泽东提出：赫尔利将军回去后，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如果毛主席愿意见蒋先生，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多大争论。就是说，在双方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已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恰当。
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毛泽东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包瑞德在一旁补充说：这五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58]。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毛泽东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59]。全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协议上签字。
11月10日上午，毛泽东同赫尔利进行第四次会谈，也是最后一次会谈。毛泽东首先说明：“（一）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二）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这个协定，昨天晚上我们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一致通过这一文件，并授权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三）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总之，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这个协定，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60]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61]
赫尔利在向罗斯福报告会谈情况时说：“我们以最紧张热烈、最友好的方式，争辩，一致，不一致，否定，承认，对我的五点方案来回讨论，直到最后加以修正……”[62]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经过四次会谈，双方于11月10日在延安王家坪达成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五项协议，协议如下：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字）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赫尔利（见证人）（签字）
（1944年11月10日12时45分毛、赫双方在延安王家坪签字）”[63]毛泽东与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上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
上述五条协定，尽管与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相差很远，但当时如能实现联合政府方针，对抗战事业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随后，应赫尔利的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当天毛泽东将写好的信请赫尔利转交罗斯福。信中说：“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64]
同一天，赫尔利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授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的卓绝的信件。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65]
当天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他认为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他的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66]。蒋介石针对五点协议，又提出所谓三点“反建议”，其内容是：
“（一）国民政府，因欲有效完成所有国内武力之统一与集中，俾能从速战胜日本，且对中国之战后复兴，寄其厚望，故愿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它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样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二）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67]
蒋介石的这三点“反建议”，只字不提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问题，其实质是以合法手段达到灭共的目的。这时，赫尔利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已经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赫尔利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之后，背弃他在延安的诺言，公开站到蒋介石这一边。11月21日，赫尔利把蒋介石的“反建议”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完后，立刻一针见血地问赫尔利：“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硬说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有积极因素，劝说中共接受。同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了：“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赫尔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恶劣行径，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抵制。此时，由于谈判难以继续进行，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等回到延安。
当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了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的三条“反建议”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为了答复各方询问，准备早日公布五条协定，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态度[68]，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包瑞德，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69]。
12月1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70]并要王若飞转告包瑞德或戴维斯。显然，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12月28日，周恩来复信赫尔利，写道：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中共不愿“继续进行抽象的探讨”，请他转告国民政府先要解决四个具体问题，即释放一切政治犯，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71]。但上述起码的民主要求，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1945年1月11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7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他向国民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72]并表示如果国民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此时，赫尔利还不敢关闭谈判的大门。1月20日，他致电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告诉他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共同国民政府谈判。周恩来在赴重庆前，毛泽东指示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73]。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再次赴渝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是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赫尔利应邀列席了会议。会谈中，赫尔利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军派一名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共产党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其实质仍然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胁迫中共交出军队。周恩来拒绝了这两个补充办法，指出这是不公允和无理的。
1月28日，毛泽东复周恩来27日来电时，指出：“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由于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宣称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在2月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时又再次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74]
中国共产党拒绝了国民党两个补充办法之后，2月2日，提出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主张先解决民主，后解决军队，但再次被蒋介石拒绝。2月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甚至说：“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75]这时的赫尔利却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76]至此，谈判陷入僵局。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不欢而散。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2月15日，就在周恩来发表离渝声明的同一天，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有他签名的一份文件，宣布：“我们美国军事人员”“奉命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我们美国不会给中国战区内的任何个人、任何行动或任何组织以任何援助。”[77]魏德迈的这番话表明了美国只支持蒋介石这一排他性的对华政策。2月19日，赫尔利致电美国政府，建议美国不要用武器装备援助中国共产党，被罗斯福接受。随后他回国述职，汇报其执行对华政策的情况，进一步取得罗斯福的支持。
2月28日，艾奇逊、戴维斯等五位美国驻华官员起草给国务院的报告，主张不要无条件对蒋承担义务，遭到赫尔利的拒绝，其后戴维斯等一批客观反映情况的外交官开始遭到清洗。4月2日，赫尔利在美国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发表声明，大肆攻击诬蔑中国共产党，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这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完全转向扶蒋反共。此时，欧亚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更加明朗，美国世界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争夺势力范围方面，在中国便公开实施扶蒋反共的政策。正如新华社在评论中所揭露的：“赫尔利将军着重说明：‘美国政府不能以武器援助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而只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军队。要努力帮助国民党达到全国军事之统一。’‘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会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78]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助长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气焰。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态度日趋强硬，不但不同意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而且对于任何迫切需要民主改革，如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等问题上，一项也没有实行，而相反地在准备反共内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公然声明：不能结束党治，不能召开党派会议，也不能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反共阴谋，毛泽东迅即作出严厉抨击。3月13日和4月1日，他两次会见谢伟思，指出：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和平过渡到宪政的唯一希望就是成立联合政府。他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79]。
但是，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1945年5月，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一条反对民主、坚持独裁和准备内战的反动路线。这次大会无视和低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公然拒绝中共提出的、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打着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幌子，攻击中共“武装割据”“破坏抗战”“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等等。蒋介石更是露骨地提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共产党，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80]抗战还未结束，国民党统治集团已经在准备发动内战了。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国民党六大的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国民党的这一反动路线必然要失败[81]。
◎1945年7月，毛泽东撰写《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使历史给予美国改善中美两个大国间关系的机会就此被断送了。不仅如此，美国扶蒋反共政策还加剧了中国政局的动乱和内战的危机。对此，毛泽东严正告诫美国政府：不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82]月，毛泽东在撰写的《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中更加尖锐地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83]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和预测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它就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在全国广泛流传，使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成为万众瞩目的响亮口号。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已推进到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处在同国民党对等的地位，并且被人们看成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艰苦顽强的斗争，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了。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7～888页。
[2][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310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6～927页。
[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3页。
[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8～509页。
[6]《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页。
[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1～512页。
[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2页。
[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6～517页。
[10]《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513页。
[1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12]《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72～473页。
[13]《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87页。
[1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171页。
[15]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页。
[1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1～522页。
[1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8]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8页。
[19]毛泽东在《中情通报》上加写的三段批语，1944年8月1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91页。
[20]《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21]赵超构：《殷殷教诲从头习》，载《肝胆相照见真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2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2页。
[23]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92页。
[2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2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8页。
[26]《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4页。
[27][美]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9～540页。
[29][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49～260页。
[30]《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页。
[31][美]戴维·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32]《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第509～510页。
[33][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192、195页。
[3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3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6页。
[36]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94页。
[3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2页。
[3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页。
[3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8页。
[40]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22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96页。
[41]《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0日。
[42]《新华日报》，1945年1月26日。
[43][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9页。
[44][美]埃利奥特·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纽约1946年版，第164页。
[4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3页。
[4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6页。
[47]》[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的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1页。
[4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抗日战争》第4卷，抗战时期中国外交（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2页。
[49]赫尔利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44年12月24日。《党史通讯》，1984年7月。
[50][美]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9页。
[51]《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92～693页。
[52]《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726页。
[5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6页。
[54]《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8页。
[55]《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6～557页。
[56]《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5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6页。
[5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6～557页。
[5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8页。
[6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页。
[61]《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62][美]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6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394页。
[6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9页。
[6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395页。
[66]《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1944年，第6卷，第699页。
[6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6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4页。
[69]《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
[7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页。
[7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7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3页。
[7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页。
[7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578页。
[75]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5页。
[76]赫尔利致国务卿的报告，1945年2月18日，《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77]《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7卷，第233页。
[78]《解放日报》，1945年5月8日。
[7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586、590页。
[80]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8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5页。
[8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3页。
[8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