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达桑、铃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对新闻报道提出的批评
本书第二编正文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即从旧著《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中剔除第一编《“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吗》，并对第二编《“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
旧著第一编对本-达桑、铃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说”逐一进行了批判。这次略去了该编正文，而采用了旧著《序言》以及第一编之第2、3小节中多少有关的报道，对它加以整理，遂成本书第二编之第1小节。
所谓“砍杀百人比赛”是“勇武之谈”，说的是上海派遣军所属第十六师团M、N两少尉在攻陷南京战斗的途中，从无锡开始砍杀百人比赛，一直砍杀到南京郊外紫金山，两人都达到了目标，不分胜负。这次比赛过程，已由《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分四次作了报道。本-达桑一伙人认为这次“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虚假的。
我认为，这次“砍杀百人比赛”，无论是就其所进行的时间而论，还是就其所发生的地方来说，在叙述“南京大屠杀”时则是大可不必引起注意的事件。然而，对虚假报道论者在其主张中秘而不宣的政治用心，我不能保持缄默，所以对他们三人的虚假报道论作了详尽的批判。前面所说第一编《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是对当时刊登在《历史评论》上的论稿（载该刊第二六九、二七七、二七八号）作了补充和修正，由此汇编而成的。现在这本书，其中有关事实确凿的部分业已省略，倘若哪位先生有兴趣，则请参阅旧著。不过，该书已经绝版，恐怕难以到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是有关铃木明的论点的，请参阅上述刊登在《历史评论》上的论稿；如是有关山本七平的论点的，请看本多胜一编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中录自我旧著的拙文。
伊赛亚-本-达桑自称是犹太人，虽说是国籍不明，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本通。他在《诸君》杂志上撰文批评了本多胜一在《朝日新闻》连载的《中国之旅》，竟道出真正有识之士不多见的、悖理的话来，说什么在《中国之旅》中所介绍的“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传说，后来遭到本多胜一的抨击，被驳得体无完肽。正如部分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本-达桑道出如此悖理的话来，看来仍还是一个真正的“冒牌”日本人。之所以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虽是一个精明的日本通，却像容易健忘的日本人一样，不知道外国人本应知道的、臭名昭著的“砍杀百人比赛”一事。
本-达桑甚至说过，如果说“砍杀百人比赛”是“传说”的说法是错的话，那“我就收回自己所写的文章”。然而，他似乎已将此话忘得了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了，今天又旧话量提，开始强词夺理，说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报道本身就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道，而它则成了中国方面流传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争论的当事人即本多胜一说：“‘知识的卫道士’们、边作‘学习发表会’式的游戏，一边信口雌黄，这些人包括本-达桑先生在内，今后恕我不再奉陪了。我想将我生命中有限的时间用在我原先认为最为‘重要’的工作上。”本多胜一已对“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不予理会了。在此以后，本-达桑在《诸君》上连载的《关于日本教》这一专题内连篇累牍地展开空洞无物的议论，却也未能掩饰他的败局。
此时，铃木明作为代理人粉墨登场了。本多胜一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号《诸君》杂志上撰文驳倒了本-达桑的“砍杀百人比赛传说论”后，便宣布退出论争。然而，在同期《诸君》上业已刊登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文。至于该篇论文在《诸君》上刊登的前后过程，那就留待以后再作叙述。以此为契机，铃木明受他人怂恿，为声援本-达桑而参加了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论争。铃木明对有关人员的采访报道异常活跃，两篇是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继而两篇是有关南京事件本身的报道，都相继刊登在《诸君》杂志上。这一系列追本溯源的采访报道与第一篇论文不久就汇编成册，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题，于一九七三年三月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本-达桑在《诸君》上连载的《关于日本教》一文，至一九七二年第十号连载完毕。当时，在该期《诸君》杂志上已在刊登山本七平的连载文章：《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第三回，题目是《“战场上的牛皮和无稽之谈”的产生》。文章是山本七平以自己的名字撰写的，他原先自称是本-达桑的“译者”。这次，山本七平从他这篇文章开始取代本-达桑对“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进行了批评。这场批评实在是纠缠不休，在每回连载《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里都夹带一些，持续三年之久。
山本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一文至一九七四年四月才连载结束，是一篇多达二十一回的长篇大论。但是，最后两回才从正面提到“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表现出一副比铃木明更甚的、咄咄逼人的武断姿态。他蛮横无理地断定：不是“‘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而是“‘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在稍后一些时间，即一九七五年十一、十二月，《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改题为《我所认识的日本军》，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
评论家、作家对虚假论的评价
如前所述，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的铃木明著《“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收编了两篇有关两个少尉的“砍杀百人比赛”的采访报道，以及三篇几乎说“南京大屠杀”本身就是“无稽之谈”的采访报道形式的考证文章（各篇在收入单行本时，都作了大量增补，如第三稿那样，彻底作了改写）。在上述五篇文章中，最初三篇（《“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和两篇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文章）在第三稿发表时，曾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题，成为文艺春秋出版社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评选员是扇谷正造先生等人。这三篇文章，加上两篇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采访报道，后编成单行本，由文艺春秋出版社隆重出版，并同时获大宅奖，而且还作了大肆宣传，似乎单行本本身就是获奖作品。
在评选员当中，或许也有人因这种精心策划的阴谋而对出版社的安排感到难堪吧。
尽管如此，评选员们选择了以题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的文章作为获奖作品，却是事实。那末，评选员们又是如何评价该作品的呢？
田井吉见评论说：“该文讲清楚了特讯就是娱乐，即企图通过特派记者的署名文章使后方人民的话题活跃起来的无稽之谈。”扇谷正造评论说：“所谓错误报道或‘虚假报道’，是怎样败坏当事人的名誉这一意义而言，或许会成为促使现代新闻界进行一次反省的基础。”此外，草柳大藏评价说：“这是一部令人敬佩的作品。”开高健甚至发言说：“这部作品恰好道出了新闻界幼稚、不负责任和谄媚的情况，我最欣赏铃木明的勇气。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如从正面加以揭露则更好”（以上均摘自《文艺春秋》，一九七三年五月号）。总之，评选员都没有谈及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只是提到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的两篇文章。
评选员们或许对铃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和文笔功力感到佩服，从而相信“砍杀百人比赛”是虚构的。不过，我以为，他们尚不至于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评选员们恐怕难免有轻率之嫌。
除评选员外，平野谦也谈到：“我对铃木明那种刻意求工的追本溯源的态度感叹不已，如向井少尉，此人是作为对南京屠杀事件负有罪责的人而被处决的，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对他的处决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每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晚刊所载《昭和文学论》）
大宅壮一奖的评选员恐怕没有读过批判“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的文章，但我读了评选员的评语，对采访报道的感人力量之大也感到无比惊愕。评选员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铃木明的看法，即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臆造出来的。
关于这次获奖，我想再说一句。我认为，传说在攻陷南京之前的进攻作战中所发生的砍杀百人比赛，实际上确有其事。评选员们即使相信“砍杀百人比赛”如铃木明等人所说是虚构的，却为何在评语中只提虚假报道论，而选择了题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作为获奖作品，这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虽然采用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一含糊不清的表现手法，实际上却让读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或者是“无稽之谈的‘南京大屠杀’”。在任何人眼里，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虽然铃木明本人断言，他从未说过“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但这是支吾其词。当然，也有可能这一标题是编辑擅自加上去的，违背了笔者的意图。
《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刊载《铅字的周围》一文，笔者“东洋佛”也在其《采访报道的危险陷阱》一文中谈到：“如果不存在‘砍杀百人’这起事件，读者甚至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也是无稽之谈。这里存在着此类采访报道所能发挥的危险的作用。”而且，这位笔者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单行本写了评语。他评论说：“当然，只要看不到历史的主流，无论罗列多少事实，也发现不了真实。在这方面就存在着采访报道的陷阱。不过，捡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而对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逐一表示怀疑，这种作法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成为历史的失误。”
小田实也在与大宅壮一采访报道奖评选员开高健的对谈中批评了著者铃木明以及文艺春秋出版社。这次谈话刊登在《群像》一九七三年八月号上。小田实说：“有这么一本书吧，是由铃木明撰写、你推荐并获得大宅壮一奖的《‘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那可是一本以部分事实歪曲整体的书哟！本多胜一撰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中提到‘砍杀百人’的军官。不过，那次所谓砍杀百人的事件本身事实上纯属子虚乌有。铃木明要证明那则报道是捏造出来的。证明到此就行了嘛！可是，我读了铃木明那本书所感受到的却是：他虽积累了极少部分资料，但把整体推到一个方向，其中尤为明显的是书名《‘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书名。起书名叫《砍杀百人的无稽之谈》也可以，却人不知鬼不觉地换了书名，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法，企图把没有砍杀百人比赛一事改写成没有南京大屠杀。”菊地昌典对《读书人周刊》的编辑也说：“我认为，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种夸张地起书名的方式中，笔者和出版社的本意已暴露无遗”（《读书人周刊》，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号）。总之，他们一针见血地说出了铃木明等人的用心。令人遗憾的是，小田实也全然偏信铃木明所说“向井少尉为何被杀”的话，断言“那所谓砍杀百人的事件事实上纯属子虚乌有”。铃木明的采访报道真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吗，竟使小田实也说出那种话来，我实在感到怀疑。
关于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有一则刊登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读书人周刊》上的饶有兴味的消息，从中可知个中的情况。据该消息说，当时《诸君》总编辑曾谈到：“当时，新闻界对《南京大屠杀》一书议论纷纷。去过南京的人们回来都说：‘事实并非像《南京大屠杀》所说的那样。’因此，我们便试图找出事件发生的原委，并作出了安排。”据说，在作出这种安排时，总编辑就指定仍然相识的铃木明为执笔人。
据上述刊登的消息说，前往中国访问后回来的人们就日本流传的南京事件都说“事实并非那样”，但我认为，恰恰相反，“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最为主要的是去中国旅行的日本人不可能都想弄清此事。
然而，尽管“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但《诸君》编辑部不知从何处听到“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是‘无稽之谈’”的议论，便认为它会成为吸引人的报道，并作出安排，指定铃木明为调查该事件的执笔人。这就是《读书人周刊》刊登的消息内容。由此炮制出来的可能就是铃木明的第一稿《“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就其作为铃木明的作品而言，还不能说是有说服力的作品，也不是报告文学作品。
如前所述，本-达桑在《诸君》刊登文章，对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进行了批评，一口断定“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他的论点被本多胜一驳得体无完肤。不过，这同样也暴露了该杂志编辑非常轻率。于是，气急败坏的《诸君》编辑部企图挽回声誉，这次便怂恿铃木明出面，使之不遗余力地就“砍杀百人比赛”问题进行采访，企图证明已成为在中国传闻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即《东京日日新闻》分四次刊登的报道，实际上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道。我认为，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这点姑且不论。我认为，铃木明的长篇大论的采访报道抛了出来，但有关人的目的还未能达到。但不知何故，仅就“砍杀百人”这个问题，单纯地相信虚假报道论的作家和评论家却为数不少，甚至连《朝日新闻》的书评也对铃木明的有关人员不在的“调查”深信不疑，令人吃惊。
于是乎，好几位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都对铃木明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信以为真。不过，其中也有人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就是平野谦。他在为《每日新闻》晚刊撰写的《昭和文学论》（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中叙述如下：
说实在的，我是在与我同在一所学校工作的阪东宏先生提醒之下，才看了《历史评论》昭和四十七年十一月号、昭和四十八年六月号和七月号上刊登的洞富雄的论文。因此，我想结合洞富雄的那篇论文，在此记下我的说明。
我为铃木明的文章标题所吸引，并拟用该文作为石川达三所著《活着 的士兵》的一份参考文献，就不知不觉地一口气读完了它。我对铃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感到钦佩，他认为所谓关于砍杀百人的新闻报道是根据传闻写出来的，是不确切的报道。
我未读过《诸君》这本杂志，因而也全然不知道该杂志刊登本多胜一与伊赛亚-本-达桑的争论文章的过程；也全然不知道铃木明为这场争论所吸引，在同一期杂志上连载了查明砍杀百人事件真相的过程。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偶然看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并觉得该文章颇有说服力。
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并非由于铃木明的文章是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的。只是此番看了洞富雄的严谨的论文，再次切身体会到认识事实多么不易，同时也不得不改变认识，觉得片面地对铃木明的文笔功力感到钦佩是何等地轻率。
然而，我的这种预感以及危惧心理可以说在那时或多或少已经萌生，即与其说我通过洞富雄的论文得到了教益，毋宁说对铃木明的文章感到钦佩，而铃木明也着重说明不是否定南京屠杀事件本身，继而我又读了佐佐木元胜的文章，并以它作为我判断的基础。总之，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故在此补充加以说明。
平野说：“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可是，我们历史学家期待着作家、评论家们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一直希望大家共同弄清历史真相。
※ ※ ※
仅就“砍杀百人比赛”而言，山本七平所著《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第七回《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和第八回《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两篇文章甚为唠叨，而我却认为并非是怎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又是为什么呢？像泷泽克己这样的人，在其《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赛亚-本-达桑》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要对有争议的“砍杀百人比赛”事件本身说一句话，那就是说它是虚构的，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一点，在山本七平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载《诸君》二月号的《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载同上杂志三月号 的《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已经问世的今天，恐怕已无反驳余地。
而且，如前面所说的，在这些报道偶尔也会铸成的“失误”之中，确实潜伏着非常严重的、深不可测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对伊赛亚-本-达桑的警告无论引起多大的注意也不为过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赛亚-本-达桑》，第二六四至二六五页）。
由此可以推断，泷泽也肯定了本-达桑的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虚假报道的论点。而且，对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泷泽则表明了他为本-达桑进行辩护的立场。他说：“我深为担忧，本多胜一的幽默貌似恭维而实为轻蔑。这种表达方式，似乎有点过分，最终只能在我们这些本应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的值得重视的作家中间，进而在全体国民中间，虽能取得必要的成果，但更会招致愈加深刻的分裂和毫无结果的争执。”他还说：“这并不是说，那样提出‘砍杀百人比赛’，其间有着伊赛亚-本-达桑已意识到的阴谋。”他说：“总而言之，此类报道几乎绝对未曾在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出来。这是极为奇怪的。此事本身不论对中国来说，抑或就日本自身而言，也肯定是极其危险的。”可是，他的这番表白总给人一种当面撒谎的感觉。
顺笔写来，虽有不恭之处，但我还想介绍一件事。那就是，在历史学家中间最终也有人出来，对山本七平就“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所进行的批评，表示无条件投降，不，是无条件地责示赞同。我至今仍还对形势的“发展”之神速感到惊讶不已。那个历史学家就是东京大学文学系国史科教授伊藤隆。他对《中央公论》一九七四年五月号上刊登的城山三郎所写《夕阳在燃烧》一文，撰写书评说：
《诸君》连载的山本七平就“砍杀百人比赛”问题所作的寻访报道，分析精辟，如同教科书一样，表明了什么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
从“最高学府”的先生处得到这样“精辟”的赞语，山本也该会格外高兴了吧。伊藤隆是一个道地的现代史研究家，而我在现代史研究方面还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历史学家。此事倒也无关紧要，但作为历史学者，伊藤隆对山本的论证说是“分析精辟”，给了他最美好的赞语。因此，我这个历史学家中的无名小卒，期望伊藤隆或许也能给我对山本七平所作的批判给予某种评语。
以上，我一字未改地采用了旧版本的文章，但是，现将我批判山本论点的时间与伊藤隆赞赏山本论点的时间作一番比较，感到滑稽，我竟会期望得到压根儿都不敢希冀的“评语”。我想，伊藤隆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三、四月份写下了上述那些评语的。实际上，我对山本的论点所写的批判文章一部分早在十个月前就已刊登在《历史评论》上了。我知道，虽然本人文章发表时间已晚，但伊藤隆是在看了拙文之后才对山本的论点表示赞赏的。也就是说，我的“史料批判”已被伊藤隆评定为“不及格”了。不过，我现在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及格的学生。我说明一下，我斗胆将第3节的标题定为《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便含有批判伊藤隆对山本的论点所作的评语之意。
然而，我却从另一位东京大学教授公文俊平那里得到了对拙文所作的出乎意料的评价，而我原以为他会对我们的论点采取批判态度呢。
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了本多胜一编的《笔杆子的阴谋》。该书收编了谴责山本七平的论点的十五篇论文，批判山本七平砍杀百人比赛虚假说，《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的拙文也收在里面。公文教授在《产经新闻》的“直言”一栏里曾提到了此书。他在那里对拙文评论说：“洞富雄的大作锐利，我仿佛看到了历史学家精心工作的情景，表示钦佩。”（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刊）
对批判未予答覆的铃木明和山本两人
我在七年前为旧著写的“前言”中这样说：
山本七平的批评大多是根据他丰富的军人生活经历而作出的。因此，我很遗憾，没有他那样的经历，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立论。尽管如此，我还是逐期看了山本的论文，对其论点一一作了批判。文稿积累起来，便达到了可观的数量。我认为，等到山本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单行本出版，看了他对刊登在杂志上的论文加工后的新稿子，我再据此修改自己的稿子予以发表，或许这才是正确的步骤。因此，拙文一直未能成书。另一方面，
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出来，高度评价了山本关于“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的论点。目睹这种情况的发展，我再也不能坐视了，所以才决定将这篇拙文与刚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批判伊赛亚-本-达桑和铃木两人论点的文章合在一起，公开发表，请大家批判。
看了铃木明最近出版的《证词：中国、台湾、冲绳》一书的“后记”，据他说，在昭和四十八年三月出版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时，“同情与反驳同时以迅猛之势出现”。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该书所收的几篇采访报道当初在《诸君》杂志上刊登时，我就对它的内容遂一进行了批判，因而我写的“反驳”自然是长篇大论的了。然而，时间已逾两年，尚未得到铃木“再反驳”。据上述“后记”所说，铃木的想法似乎是“对于反驳我的人们，我根本无意‘再反驳’。所谓作品，所要写的尽在其中，自己不必加上注解或予以辩护”。因此，我对“再反驳”的期待自然要落空了。别人进行了批判，但对随之而来的论争末予应战。要是论战了，就不能进行以后的更重要的工作，因而拒绝论战——这种想法，似乎是对自己的工作和能力感到自负的人所共有的。
不过，我相信，铃木明的著作是需要讨论的史书，其内容是不错的，是政治性发言。尽管铃木明将他的采访报道说成是‘作品”，私下里想让它保持原貌，但我作为鞭策衰躯挑起论争的当事人，总觉得自己闲得无聊，无处容身。因此，我在编纂单行本之际，无奈只好对旧著稍作若干加工，批判的对象仍还是两、三年前的。虽说如此，我还是深感遗憾。
虽说鞭策衰躯，若是将此拙文公开发表，与铃木明和山本七平那些年轻有为的作家争一日之长短，这当然又是承担了难以胜任的工作。每想到要开始进行棘手的工作，从内心感到诚惶诚恐。不过，我曾经写过有关南京事件的专著（《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来社出版），甚至编纂了关于这起事件的史料集（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书房出版），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专家”，而且还感到有几分使命感。我已意识到这是一条不可回避的、必须勇往直前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写的《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一书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了。然而，晚三个月，即同年十一、十二月，山本七平所写《我所认识的日本军》单行本姗姗来迟地公开出版了。批判山本论点的拙文收录在本多胜一编、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书中，当时我在为该书写序言时，就山本的新著谈到：
其内容与杂志上刊登的雷同，根本未作修改。我所指出的事实错误也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因此，尽管有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错误，但它依然是谴责并攻击别人的材料。这又是为何呢？
山本的书或许是在我的那本书出版时已经排版了，不能更改，一因而就原封不动地出版了。尽管如此，我认为至少也应当在后记之类里写上片言只语。这样做，难道不是作者在受到批判后所应尽的责任吗？他竟然无视这种责任，无视别人的批判，若无其事地将内容有明显错误的著作公诸于世，这是何等的傲慢啊！
鉴于这些情况，我认为，对基本上是收编在自己著作中的文章多少作些加工，作为本书的一部分，以此向山本再次提出问题，这是我应有的权利，而且这样做也是我的义务。
此书写成后，已有五年多了。但是，《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书似乎还是照初版的样子一再重版，而我的批判当然是一直未被重视。因此，我认为，在这本拙著里将旧著中批判山本的论点加以修改和补充，再次收缩进去，依然是我的“权利”，也是“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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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铃木明十年来对“砍杀百人比赛”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一直保持沉默。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也以初版的纸型一再重版。
可是，铃木明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号《文艺春秋》上刊登了《敬告〈人民日报〉总编阁下》一文，打破了多年来的沉默。这是因为日本文部省的教科书调查官提到了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和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对笔者就“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被害人数的说法挑挑剔剔，而《人民日报》的记者此时点了他俩著作的名，谴责“两书是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铃木明的文章就是对此所
作的回答。可是，他这篇文章仅就“南京大屠杀”而言，别无新意，只是企图蒙骗不甚了解事实真相的群众而且。在这篇文章里，他如获至宝似地提到了在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看到的受害市民统计数，而这些统计数是不能照搬照抄地使用的。
对于铃木明、山本七平两人的说法，高崎隆治在《将南京事件化为虚无的逻辑结构》和《空中楼阁的幕后》两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些问题，批判其“欺骗性”。《将南京事件化为虚无的逻辑结构》刊登在《现代的眼光》一九七三年十月号，《空中楼阁的幕后》则收编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本多胜一编的《笔杆子的阴谋》里。因此，务希读者看看这两篇文章以及本书。
另外，在《笔杆子的阴谋》里收有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即前《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所著《新式进军号不怎么响亮》以及前《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所著《我作为当时的随军记者》，在说什么虚假报道云云时，这两篇文章是必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