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吉牧师的批判当否？

  田伯烈所著《日军在华暴行》（中译本题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书后附有“难民委员会对日本提出的抗议书”，列举了四百二十八起（正确地说应是四百四十四起。——洞富雄注）日本军的暴行事件。铃木明说，根据这些报告来看，在占领南京后的六十天左右时间内，他们所能知道的强奸事件约有八十起（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页）。不过，田伯烈在其书后附录的，自然不是国际委员会所列举的日本军暴行的全部事件，实际上只不过是四百四十四起中的一百三十起左右而已。因此，可以把八十起强奸事件视为这一百三十起左右中的一部分。

  此外，铃木明还说：“马吉牧师的证词抽象而夸张地解释了这份记录（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不具体。马吉牧师在信中说：‘十六日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但在《难民委员会记录》中关于十六日那天的报告写的是受害人数充其量总共只有十二名”（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八页）。铃木明所说的马吉牧师的信，就是田伯烈在书中所引用的、马吉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日记体的信。铃木明所依据的是从该书中译本翻译过来的转译本，其中说：“昨天（十六日。——洞富雄注）白天和夜里遭到强奸的妇女至少在千人以上。”但是在马吉牧师的信中，此处应正确译为“自昨晚到今天（十七日。——洞富雄注）白天，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前引资料集2，第三十四页）。

  铃木明把十六日的受害人数充其量定为十二人，这自然是根据《南京安全区档案》定出来的。不过，正确地应当说这是一起由八个以上军官和士兵所强奸的超过七名妇女的案件。因此，应把“充其量总共只有十二名”改为“至少也有十二名”。此外，我还想提请注意该委员会所报告的一个事实：在广东路某处，从十三日至十七日，有三十多名妇女被强奸。根据南京安全区档案，，第二天即十七日还有三十四名（十七起）妇女被强奸。除此而外，大学对面和第二条马路，各处都有人被强奸，而且在五台山小学也有许多人被强奸。

  然而，这只是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记录中所看到的，不能认为是在安全区发生的强奸事件的全部。马吉牧师在其上述信中，又就十六日那天的强奸事件写道：

  “从那天早晨起似乎就有人来报告强奸事件。即使在我们熟悉的人们当中，亦有一百多名妇女被日本兵强行带走，其中十七人是大学图书馆的职员。但在自己家里被强奸的人肯定要多几倍”（前引书2，第三十三页）。而且，前面所说的贝茨博士是当时管理金陵大学的负责人，该校收容了三万名难民。他和安全区委员会分别每天向日本人使馆报告在其管辖范围内所发生的日本军的暴行事件。他后来还作为证人出席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当时曾就十六、十七日所发生的强奸事件作证说：“我曾报告，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军从南京大学带走了许多妇女，而且又于第二天报告说，前一天晚上日本军强奸了三十名妇女。在十二月十七日向日本官宪报告说：‘你所见之处以及你的邻居所见之处，正在继续发生令人可怕的残酷行为。’我于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又报告了前一天晚上发生在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洞富雄注）校园内六座建筑物里持续进行的强奸事件。”（前引书2，第五十三页）

  铃木明难道也能断定这些证词是虚假的吗？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把十六日夜里至十七日白天被强奸的妇女定为一千人，这也是大致推测，但仅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列举的，说实际受害人是十二人啦、四十人啦、一百人啦等等，都是令人可笑的。在留在南京市内的二十五万乃至三十万市民中，有十五万以上的市民在安全区内避难。管理这一包括十个难民收容所在内的安全区委员有十五人，即使加上中国的委员助理，其人数也是屈指可数的。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们不可能听到发生在安全区内的所有事件。而且，可以想象，即使收到了报告，也不可能如数报告日本大使馆，而且关于强奸等情况，受害人及其家属大都隐情不报（参照本书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页）。再有，就安全区的委员们而言，在安全区以外的市区内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马吉牧师估计，从十六日至十七日，在南京被强奸的妇女有一千名，这是根据日本兵横行不法。使全市处于恐怖状态之中和兽性大发作的传闻而作出的大致推测。当然，这可以说“不具体”。但马吉牧帅所说的一千名妇女被强奸”，铃木明说“是抽象而夸张地解释了这份记录”（即表示受害人有十二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记录。——洞富雄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八页）。对铃木明的这种简单的解释，我不能同意。

  前面提到的金陵大学博士贝茨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作证说，仅根据“安全地带的国际委员会报告”，在南京占领后不到一个月，“估计发生强奸事件八千起”（《远速》，第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五十页）。另一方面，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中写道：“强奸了约两万名妇女”（《远速》，第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六页）。拉贝所说的两万人大概是对全市被害人数的估计数。说八千起事件也好，两万人也好，我也不是不觉得有些夸张，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也是辩护人的博学之士泷川政次郎博士，曾于南京沦陷后半年访问那里时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据我所乘的人力车车夫对我说，现在南京市内，没有一个姑娘不遭到日本兵的暴行。”（《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页）

  对马吉牧师的手记表示怀疑的铃木明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

  试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手记里马吉写有这样一段话：“星期二。天气恶劣，先下微雨，继降大雪，这是我们一向所恐惧的。难民区的几乎所有草棚都漏雨，简直等于狗窝，遍地泥泞，难以插足。”

  二十八日是星期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查阅了当时记录，二十八日却是晴天。第二天，即二十九日，早晨稍微降了一点小雪，但很快就停了，转为阴天。除二十九日外，几乎都是“晴天”（这段记录，在《诸君》一九七三年一月号里没有刊登，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一三至一一四页里有补充记述）。

  铃木明根据“当时的记录”指出，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稍微降了一点小雪，随后便转阴，但在此前后，每天都是“晴天”，而马吉牧师却把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写成下大雪。如后面所述，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每天的气候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但后来的情况就不甚清楚了。如果有记有占领南京当初的每天气候情况的“当时记录”，我很想查阅一下。

  或许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二十八日是个晴天。据铃木明说，马吉牧师把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气候情况写成先下微雨，继降大雪。不过，这种说法却略有舛误。铃木明所依据的是中译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我查阅了英文原文，在书中是这样写的：“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我们所担忧的是天气恶劣。先是下起蒙蒙细雨，随即下起雪来。虽说是草棚，但大多简直就象狗窝，住在里面的可怜的难民，其境遇更为悲惨。因为这些草棚大多数不能避雨，而且遍地泥泞”（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一页）。乍降即露的小雪与“大雪”，情况殊不相同。要批评别人所写的文章，严谨地弄清其所写内容，则是个前提。在这方面，理所当然，不应该根据有出入的译文，而是必须根据原文进行研究。

  这点暂且不说，也许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二十九日那天下雪，而在那前一天则是晴天。尽管马吉牧师误写为二十八日下小雪，恐怕也不能据此怀疑那位牧师的手记的可靠性。即使是日记体的手记，也有不少是在隔天记写的情况，因此，在执笔时由于记忆错误，将发生事件或事实的时间前后错写一天，遗误于后世的研究工作者，这种例子可以举出不少。但我想再次请教铃木明，希能告知记有十二月二十八日是晴天，翌日二十九日是小雪的那份“记录”的名称。

  铃水明说：“田伯烈所写的主要是以难民区为中心的南京城内发生的事件。而且，至于有关南京的事件，则主要是美国牧师——估计是马吉的手记”（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一页）。对此，正确地说，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是由正文十章（包括序和结论在内）和附录资料七篇组成，正文的前三章内容是有关南京的，在这部分里，马吉牧师的手记占百分之五十五，贝茨博士的手记占百分之三十五。不过，在田伯烈所编著的那本书中收录的有关南京事件的记录，不仅仅是这一些。作为附录，该书还大量收录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的暴行报告和公函。尽管如此，仅就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的正文而言，可以说“至于有关南京的事件，则主要是马吉牧师的手记”。马吉牧师也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和贝茨博士、许传音博士一起就南京暴行事件作了长时间的陈述，并各都准备了长篇大论的宣誓口述。

  如此，马吉牧师是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重要证人，这是事实。虽然铃木明试图指出这位马吉牧师的证词有矛盾和悖谬之处，但如前面所看到的，其批评没有作用。然而，一部分人对铃木明的著作——包括他对马吉牧师的批评在内的评价依然很高，如渡部升一，他作为导演活跃于社会，博学而声誉颇高。他挥笔疾书，竟然这样说：“‘南京大屠杀’使我们羞对世界尤其是羞对中国，这是所谓日本军在南京杀害三、四十万士兵和男女平民百姓的事件。但是，此事也通过铃木明的详尽的调查报告即《“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而真相大白，这种事件无论如何想象都不可能存在。它证明，这次大屠杀的所有传说以及文件的来源都集中到一处。南京大清杀是美国牧师马吉造的谣，而且查到底，这些谣言无一能找出像样的事实根据。总之，日本人由于一个不负责任的外国人的造谣，而被打上了集体屠杀几十万中国人的烙印。”（《历史的阅读方法》，第一三五至一三七页）

  这实在是粗暴的议论，尤其是针对马吉牧师的议论，应当说是无视事实的造谣生事。即使铃木明本人也决没有说过这种活。看来，渡部升一大概没有仔细看过铃木明的那本著作。

  所谓“经常是同一个目击者”

  南京的姜福根曾接受了本多胜一为写《中国之旅》而进行的采访，后来又同访问南京的三留理男见了面（《中国报道》，载《每日周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姜福根还亲自投稿《控诉南京大屠杀》一文，刊登在《人民中国》一九七二年七月号上。南京的外事工作人员曾多次向日本人介绍了姜福根在少年时代的痛苦遭遇，这种心情，我想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不过，铃木明却由此产生了一个残忍的提问，说：“能介绍南京大屠杀的，难道只有当时年仅七岁的姜福根一个人吗？”（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九页。）每当想起看到此文的南京人的愤恨和中国人民的满腔怒火，我的心情便十分沉痛。

  南京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法庭（后改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仅审判了应对南京事件负责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并处以死刑。据谷寿夫中将的遗书《血录南京狱中记》说，这次审判仅让受害市民七十五名男子、二十五名女子作为证人出庭（五岛广作著：《第六师团无事实根据》，一九六六年在《熊本广播》连载）。当然，这并非说受害人只有这些，而是考虑到审判的进行，仅选出了一百个受害者。在这些人当中，尚有几十个人健在，何不找他们采访一下呢？倘若此事不成，即使去台湾，自然也能从与蒋介石一起逃到那里的中国人中间找到南京暴行的受害者。我也间接地知道一个人，此人是身负三处刀伤而活在世上的南京事件的受害者。

  在南京开设的战犯军事法庭上对谷寿夫中将的审判，如本书正文所述，似有一百名证人出庭作证。据在这次审判中“对起诉的申辩书”所说，谷寿夫中将被追究的罪责是杀害九百多人，强奸四十多人。而且，据“不服判决补充呈报书”所说，自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第六师团在中华门一带所犯事件共达三百七十八起（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的真相》，第二二八、二三六页）。

  顺便说一句，在南京的战犯军事法庭受审的与南京事件有关人员，除谷寿夫中将外，还有第十六师团的两个少尉（有砍杀百人比赛的嫌疑）、一个大尉（有砍杀三百人的嫌疑？），共计四人，都被判处死刑（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编：《战争犯罪裁判史概要》〔一九七三年八月〕，第三五0至三五一页。同调查部：《战争审判记录有关资料目录》〔一九三三年七月〕，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除谷寿夫中将外，其余三人可以说是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前参与屠杀的人，因而应该认为与南京事件无直接关系。

  德丁记者的报道

  铃木明说，要揭示事件的真相，第三国人的资料是最为可信的。他找到了《纽约时报》南京特派记者德丁寄往报社的报道与电报，并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页）。这位记者在南京被占领时的三、四天内，详细目睹了日本军的行径。

  铃木明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说：“过期的《纽约时报》沉睡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地下仓库的深处，散发着一种独特而又浓烈的书蠹霉味。事实上，我万万没有想到能如此轻而易举地看到《纽约时报》的原件，不禁哑然。在洞富雄编撰的书籍里有一篇文章说：‘德丁的报道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根据检察方面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而提出的德丁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九二，未提交〕，不过记错了时间，参照后面的记述。——洞富雄注）。洞富雄之所以没有发现它，我想是因为要找到过期的《纽约时报》相当困难。”铃木明还谈了他那煞费苦心地寻找该报的经过：我们俩花了两天时间，逐页翻阅了十二月份和一月份每天多达六十页的《纽约时报》，寻找德丁这个署名，结果缺少了引人注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报纸，后来总算在一月九日出版的那天报纸上发现有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航空邮寄的长篇大论的报道。据他说，那是在“盛夏，在没有空调机的阅览室里”进行的艰苦劳动。其实，我早在此几个月之前就想到把这些资料收进南京事件资料集里，充作《日本战争史资料》中的两册。我怀着希望或许能找到德丁的报道的侥幸心理，查阅了东京大学以及其他各处所收藏的《纽约时报》原件。

  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我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过引人注目的那一天的《纽约时报》。我想，这些刊有德丁记者撰写报道的报纸当然被检查后没收了。战后制成的该报缩微胶卷，因日本各地都没有日华战争爆发前后出版的那些报纸，所以没有努力去查找。不过，我自我检查，觉得这样编撰资料集是太疏忽大意了。于是，我明知也许劳而无功，还是想去东京市内各处收藏《纽约时报》的地方大体上把它创览一遍。就这样，我决定先去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查阅了该报的索引。幸好，在该所阅览室里也偶然备有一套刊有引人注目的那些报道的前后几年《纽约时报》的索引。最近，似乎有一整套影印版的索引上架收藏。我记得，那时，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的。纽约时报》索引肯定是日本银行的旧藏本。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幸运了。

  查找的结果表明，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和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曾刊登了署名德丁写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道，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题为《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AmericanmissionariesdescribeNankingregionofterror）的报道。于是，我决定查阅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纽约时报》，看看有无前面所说的两个月份的《纽约时报》。结果，我知道前面所说的三天《纽约时报》在上述四处共十二份中，看来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份：一份在早稻田大学，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一份在东京大学，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在十二份中，有十份因捡查而被没收，唯独这两份免遭厄运（东京大学所收藏的那一份并非像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仅缺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那一份，也缺少刊登德丁记者第一篇报道的同月十八日出版的那一份。因此，德丁记者刊登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自然并非“世界上最先发表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道”）。现在，虽然无人自报姓名，但在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师生中理应有人看过《纽约时报》，了解南京事件（藏在早稻田大学的那一份报纸个别地方有破损，已用薄纸修补）。但我虽是与早稻田大学有关的人员，当时也没有看过这则报道，也未从谁那里了解到这一事实。不要说是当时，就是近十年来潜心研究南京事件、并撰写了有关专著的作者——我，竟然如此不知身边就有报纸刊登着德丁记者所写的报道，深感惭愧。

  铃木明似乎也翻译了刊登在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报道，那是小号字体占满了整整一个版面的长篇文章，连同上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道（这篇文章约占三分之一版面）合在一起，其译文均收录在《日中战争史资料》里。

  此外，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尚留在那里的，除德丁记者外，还有《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三位记者，以及第一流电影摄影师门肯。他们和德丁记者一样，于十五日或十六日前往上海。这些记者当然也给他们的通讯社和报社寄去了关于南京事件的重要新闻。

  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肯定刊登了有关南京暴行的报道。这也和《纽约时报》的情况一样，可以说，这些报纸报道的原件在日本几乎不可能看到，最近，该报从创刊号起的缩微胶卷在日本各处都已上架收藏，因而也尽可查阅了。这些情况是通过《出版警察报》才知道的。该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日本军占领前一直留在南京，后乘美国炮舰“帕奈号”逃出。该舰在南京扬子江上游二十八英里的和县附近被日本海军飞机击沉）在乘坐返回上海的美国救护舰“奥阿胡号”途经南京时，从留在那里的外侨那里听到了目击者的谈话，并于十二月十七日由上海发出电讯，报道了这些情况。

  关于前面提到的门肯摄影师的情况，拙著《南京事件》对他作了叙述：“门肯摄影师既然是在美国国旗下进行工作的，虽会受到占领军的严重干涉，也必然摄下了凄惨事件的某些片断，并带出南京”（该书第一一四页）。铃木明也提及此事说：“上述洞富雄的著作（指旧著《近代战史之谜》。——洞富雄注）虽也写道，他‘理应拍电将详细消息送回去’，‘必雄摄下了事件的情况，并带出南京’。但是，洞富华却没有写出消息刊登在何处，拍摄的影片在何处上映。”（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四页）

  我大致认为门肯把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所目击的惨状亲自拍下了胶卷，并带出南京，但这种推测看来很难成立，因为日本军是不允许让这种新闻电影的底片带出去的。这样，即使门肯本人虽然未能把胶卷带出去，但似乎已由马吉牧师偷偷带回美国，广泛上映。此胶卷是马吉牧师继门肯摄下后又加以补充拍摄的呢，还是整卷胶卷都是马吉牧师拍摄的，其经过情况就不甚清楚。关于这卷胶卷，贝尔加米尼在他引人瞩目的著作《日本天皇的阴谋》中叙述如下：

  约翰-马吉牧师——一战后他是耶鲁大学的牧师，是战争诗人伊安-马吉的父亲——用摄影机记录了他所见到的情景。这部黑白影片—一他后来郑重声明，该影片没有适当地反映出“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被偷偷地带回美国。人们感到影片中显示的那残缺不全的尸体、溅满血迹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婴儿实在惨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仅有少数人观看了影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影片的某些片断被“‘美国第一’委员会”这个组织拿去广为上演，旨在说明卷入外国事务是无益的。

  据贝尔加米尼说，他为收集资料和撰写《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而来到日本，逗留了三年左右时间，当他即将启程回国，其行李放在神户的一个栈桥上待运时，“两本笔记本和一卷摄有‘南京屠杀’的胶卷从他的六只书箱里失踪了”。贝尔加米尼是从什么地方把这卷“南京屠杀”的胶卷搞到手的呢？在纪念“七七”的广播电视屏幕上，有时会出现有关“南京屠杀”的片断面面，我也觉得奇怪，但在日本毕竟也有这卷胶卷。贝尔加米尼这个人搜集资料真是非同寻常。这位美国人不知采取什么手段把铃木明、我以至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不知道的这种胶卷的复印件搞到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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