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几句话，因为后来在前田所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他在前一部分的记述里有自相矛盾之处。

  “难民区”，正确地说是“安全区”，而这种安全区并不是等于“市民居住区”。当时，留在南京城内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市民，其中划入安全区的，即使在高峰时期也只是十三万人左右。所谓日本军在十四日指定了安全区，是什么意思，不得而知。然而，日本军绝对不会承认国际委员会管理的这种安全区是治外法权区。

  其次是在各处要地都有宪兵站岗放哨这一点。最初，在南京只有十四、五名宪兵，不久似乎增加了十七名。仅这些宪兵，如何监督得了在南京城内横行不法的五万多名日本兵呢。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再三要求日本军当局派卫兵前往安全区的各入口处和收容所，要求宪兵在安全区内巡逻。但是，给安全区配备宪兵则是前田离开南京的那天，即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

  再有，那就是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问题。前田说，搜捕散兵的工作在十四日就已结束了。不过，这一记忆也有错误。实际上，似乎是前田所说的第二天即十五日以后才开始在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参照本书第一二三页以后）。

  在安全区内，没有一兵一卒的宪兵和卫兵在维持治安，日本军惨无人道地搜捕散兵，并将其强行押走，连普通的市民也被牵连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生活怎么能安定下来，自不必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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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认为在安全区内会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但是，不能说“在恢复和平的居民区内，日本军不可能胡作非为”等等。虽说“恢复和平”，“恢复治安”，但在安全区内，南京陷落时本来就没有进行过扫荡。所谓在安全区十四日已恢复治安的说法，是莫名其妙的。如前所述，搜捕散兵也是从十五日才开始的。

  持续不断的纵火，使整个南京城的房屋焚毁了百分之十三，主要商业区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房屋被焚毁（参照本书第一编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页上的表格），但在安全区内却几乎没有纵火。可是，就是在前田雄二所说的“恢复治安”之后，三五成群在安全区内到处游进的日本兵强奸、掠夺和伤害市民之事住胜枚举。因搜捕散兵而发生的大批人被强行带走和屠杀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关于这方面情况，在前一章第4节已有详细例证。因此，似乎已无必要再作说明。在此，我想仅就前田在南京的这段时间，对安全区内居民的悲惨情景尽可能避免重复地作一些叙述。

  贝茨博士既是金陵大学的负责人，又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为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而准备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根据有关在该大学校园内难民收容所（安全区内最大的）里发生的日本兵暴行事件而每天提出的报告（给日本大使馆），作了如下叙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写信报告了在前一天和前两天内发生的 掠夺、破坏门窗、撕破美国国旗和美国大使馆的布告及抢夺妇女等情况，也报告了十二月十五日晚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污辱妇女——包括在大学的一幢建筑物内污辱三十名妇女——等问题。

  十二月十七日，我写道：“从阁下的建筑物附近的建筑物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恐怖和暴行每天不断地发生。”（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我这样报告说：“不幸的是，由于士兵的强奸、暴行和盗窃，到处都使人感到恐怖。”就在前一天晚上，大学附中里有八名妇女遭到凌辱，在惊恐万状的情况下发出叫喊声的儿童被刺刀戳死，其余的儿童都负了伤。美国的国旗在一片嘲笑声中被士兵撕破。我详尽地叙述了在大学的其他五幢建筑物内所发生的凌辱妇女事件。我说：“士兵不分昼夜地数次登上墙头。许多人在这三天内不敢睡觉，（为此）产生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恐怖心理。如果这种恐怖和绝望发展到反抗士兵们袭击妇女的话，那就会发生应由阁下等官宪负责的残酷的杀伤事件。”官宪虽答应派卫兵来守卫大学的建筑物，但没有卫兵前来。我要大使馆的官员跟我来，并对他们说：“大街小巷都有人在流着泪凄惨地说，只要有日本兵在场，不论哪个人和哪个家庭都得不到安全。”我还说；“就离阁下这幢建筑物最近的地方，仍有几处尚处于这种恐怖和苦恼之中。”（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五十五页）

  马吉牧师（？）和贝茨博士一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也详尽地叙述了那段时间安全区内的治安情况。这已作了介绍，所以在此只列举那封信所写的主要内容。

  十二月十五日，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附近的一所收容所里，全部难民一千三百人被强行带走，带到了屠杀的地方。

  十六日，早晨开始就接到了关于强奸事件的报告，在熟知的人们中起码也有一百多名妇女被士兵们拉走。在自己家里遭到强奸的，无疑是此数的几倍。白天，日本军将收容在司令部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全都强行拉走。

  十七日，掠夺、杀人、强奸事件毫无收敛之迹象，还在继续发生，即使粗略地计算一下，从昨夜至今天白天，也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

  十九日，全然是毫无秩序的一天。由士兵纵火而引起的重大火灾屡有发生。

  二十日，野蛮行为和暴力未见停止，继续发生。整个南京城已被有组织地焚毁（前引书2，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页。抄录）。

  十二月十六日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除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外，还有两个难民收容所里的五千名（当然，确切数目不详）散兵被带走，在下关中山码头被枪杀。这起事件在外侨的资料中未见反映，但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有确凿的证据，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参照本书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

  由于发生事件的时间不详，所以这起事件未能成为批判前田雄二的论点的直接资料。许传音博士同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仅有一名中国人），并是慈善团体“红-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如下严重的集体事例作证说：一伙日本兵分乘三辆卡车来到安全区内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带走了所有归女，并在走廊里进行强奸。许传音博士想去制止这种暴行，但无济于事（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举例太多，似嫌罗嗦，但最后介绍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日本大使馆的关于日本军暴行事件的记录（该记录未包括在金陵大学校园内的难民收容所里发生的暴行事件）内容。根据初期阶段的记录记载，调查了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发生的事件，总数达一百三十四起（报告数是一百零五起，但在一起中大多涉及两起事件）。细目如下：杀伤十八起，掠夺五十一起，强奸（有很多情况是一起中有数人）五十一起，强行带走十四起。时间分别是：十四日九起，十五日十九起，十六日二十二起，十七日三十五起，十八日十一起，十九日十六起，二十日二十二起（前引书2，第一0三至一一0页，第一六七至一七三页）。一百三十四起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但在整个安全区内所发生的日本兵的暴行事件，肯定不止这些。该记录还说，此外不断有人报告发生亲眼目睹却没有时间捡查，也没有时间记录的事件（前引书1，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页）。而且，最主要是安全区相当大，仅几个外侨委员和中国职员肯定是不能了解暴行事件的全部情况的。而且，也正如贝茨博士所说的那样，被害人怕报复，大多隐情不报（前引书1，第五十七页）。理当能够禁止日本兵进入的安全区，竟然也每天发生这样多的暴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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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田雄二说，安全区已在十五日恢复了治安，在此以后就根本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关日本兵在安全区内的不法行为。然而，上述引证的各种记录，可说是一种反证的资料，望能加以研究和探讨。

  尽管这样说，但我并不就此认为以前田为首的许多随军记者是“睁眼睛”，是伪证者。主要是特定的人看问题的角度相当狭窄。我认为，在现实中所看到的的确是事实，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我要说的是，只要这些随军记者出来作证，说出事态的全部情况，那就有危险性。

  我所作的批判稍许详尽了一点，但那是担心前田的记述影响很大。事实上，渡部升一在《诸君》十月号上撰写了题为《万犬虚吠的教科书问题》一文，很快就提到前田的著作，他在阐述南京事件时，认为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应当作为共同研究讨论的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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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前田雄二企图不承认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在发生事件的当时，松本重治是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他在自己所写的《上海时代》中介绍了据说是随军参与南京攻陷战的前田雄二、新井正义、深泽干藏等前同盟通讯社记者所说的、对被屠杀的人数所作的估计。松本重治说：“三人都是相当老练的记者。他们说，似乎没有发生过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事件，并说在非战斗中被屠杀的人数最初可能是一、两万人”（中央公论社新书版，下册，第二五二页）。前田是松个重治提到的三名记者中的一个。但是，他本人在其《在战争的浪潮中》只字未提关于一、两万人的估计，在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屠杀情况后，只写道；“难道不正是以这些事实为核心，让谣言广为传播，以致战争受害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膨胀到一个巨大的数目”（《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四页）。不过，他在上述《星期一评论》上刊登的文章中写道：“受害人数合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到万位数，总数可能是三千人左右。”

  同盟通讯社的各位记者所说“一、两万人”，是根据什么资料推算出来的呢？尤其是前田所说的“三千人左右”，难道说是由“老练的记者”推算出来的吗？仅被屠杀的俘虏和“便衣兵”人数就是此数的几倍、几十倍。如此重大的事件，仅根据自己看到的进行估计，这是相当危险的。我希望前田能在充分研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再作负责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