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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七平在《诸君》杂志上连载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文,一直执拗地夹叙夹议地谈论“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在其最后两回《“出于时代的逻辑”而杀人》(一九七四年三月号)和《最后的“话”》(同年四月号)中首次提及所谓“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问题(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六八至三二三页)。

  山本七平所提及的是,取道“砍杀百人比赛”的前《每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的同事——铃木三郎记者所写的凄惨的经历谈:《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以及上海派遣军所发表的关于遗弃在南京城内外的尸体数。

  前记者铃木二郎所写的“亲眼目睹的经历谈”,内容都是虚构的(载于四月号的文章),说是根本没有屠杀中队的官兵,其阵亡人数也不过四、五千人(载三月号文章八——山本七平这样解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种发言实在令人吃惊,也令人可怕。

  随军参加南京攻陷战,目击了南京的悲剧的记者、评论家和作家达一百余人。其中,以亲身体会在战后发表关于南京暴行的谈话的,只有两人,即前《每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和前《朝日新闻》记者今井正刚。对今井的亲眼目睹的经历谈,铃木明提到了它,臆断为是骗人的谈话。这次则是山本七平对铃木二郎的亲眼目睹经历谈发起了挑战。山本七平的挑战是否奏效,“南京大屠杀”的“传说”是否能被揭穿?我们就先从这些问题开始探讨。

  N、Y两人证词的可靠性。

  铃木二郎记者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为炮火击毁的中山门,进入南京城。“第二天即十三日,一行数十人包括后来接踵而来的中川纪元画家、已故大宅壮一等人在内的《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摄影师,就以马路边一座砖瓦结构、空无人影的旅馆为前线总部开展活动”,而铃木又重返中山门。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令人可怖的悲惨的大屠杀”。当时的情景是“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的俘虏,一个个被刺落到城外”。据他说,这些俘虏“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前《每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这样说。但是,山本七平对此亲眼目睹的经历谈却作了批判,说是在时间上首先不对头。山本批判的根据是第九师团(金泽)富士井部队(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本部军曹N写给铃木明的信。据N说,第三十联队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进攻中山门,十二日下午六时攻至中山门以东四百米一线,但在城门和城墙上的敌人不甚强劲,“那天半夜,敌人的枪声突然稀少,第二中队因此断定敌人有撤退的迹象,便派出侦察军官前往中山门,那里已无敌人抵抗,于是就占领了该地。而且,第二中队于十三日黎明时完全占领了中山门及其附近一带”(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三页)。

  由于南京城的城门已被攻破,中山门的守军担心退路被切断,便在十二日半夜放弃了中山门。山本把南京攻陷战说成是“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但仅就攻占中山门而言,近似“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或许是事实。

  这点暂且不谈。据N军曹说,攻占中山门的是富士井部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的侦察军官。不过,据《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前往攻占中山门的是第九师团所属富士井、伊佐、大野各部队,中山门于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由大野部队全盘占领,其中最先登上城门的则是侦察军官藤作、金谷两个少尉和其他九人(其全部人员的姓名已作了介绍)。《东京日日新闻》还报道说,十三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大野部队的一部”攻占了中山门。关于N军曹所在部队——富士井部队和伊佐部队的情况,报道说:十三日拂晓,它们在工兵队的支援下,用铁驳船渡过一百米宽的护城河,从“中山门旁边两个”炸毁处一起攻入城内……

  一九八0年八月上映的香港影片《旭日》(原名《RisingSun》,日译《惨痛的战争》——译者)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中山门的城墙上写有“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几个大字。这一场面的照片,《朝日画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号)也曾登载过。

  从这些报道中,可知N军曹所说最先登上中山门的富士井部队的侦察军官,则是严重的记忆错误。山本对N军曹的话深信不疑,但从N军曹上述活来看,他们其他谈话的可靠性也令人怀疑。

  再说,《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说是凌晨二时三十分,而《东京朝日新闻》则报道说是凌晨三时二十分,两者时间相差近一个小时。但是,认为第九师团的一部于十三日凌晨三时左右占领了中山门,则是肯定的。由此看来,铃木二郎说从中山门进入城内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正如山本所指出的那样,显然与事实不符。那应该是第二天,即十三日,铃木二郎将时间搞错了一天。

  N军曹进一步说:“我与大队总部一起于(十二月十三日。——洞富雄补记)上午八时左右从中山门进入城内(中略)。在铃木二郎(即铃木特派记者)的报道中似乎有这样一段话:‘十三日在中山门的城墙上有排成一行的俘虏……’可是,即使想抓俘虏也没有敌兵可抓。”山本七平听信了N军曹这番记述,也攻击铃木二郎,说:“铃木二郎所说的十三日,是几点钟,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在十二时前,那正是各中队依次入城的时候;如果是在十二时以后,那时联队本部刚刚抵达中山门,而且大概正是部队以联队本部为核心向前作扇形散开完毕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支部队尚在中山门这里成战斗队形散开,不可能出现铃木特派记者所看到的那种情景。而且那种情景,如果不是从城墙外面看,则是不可能看到的。这样,N军曹所说的‘当时,我没有看到一个敌兵、俘虏或居民’是真实情况,而铃木二郎特派记者的报道是虚假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至二九六页,第二九九至三00页)

  然而,这似乎有点寻衅找碴。山本也在同一本书的别的地方谈到:“人的记忆中最先容易模糊的实际上是‘时间’”(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0七页)。铃木二郎记者把十三日进入南京误以为十二日进入南京,因而他所说的于第二天看到在中山门的城墙上集体屠杀俘虏的情景,实际上是指十四日,这并无什么牵强附会之处。据说,在扬子江岸边和城门外屠杀俘虏,从十四日开始的几天内,相当残酷。因此,即使在十四日目击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的惨状,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当然,俘虏并不是在被俘的地方当即遭到屠杀的。

  铃木二郎记者在入南京城的时间与目击“城墙上的屠杀”的时间问题上的质疑,于此总可以解决了。再说,即使记忆错误,把日期搞错一天,那也不能成为把铃木二郎的“亲眼目睹经历谈”当作荒诞之说的根据。

  再者,山本七平介绍了这样的“证词”说:从引人注目的中山门外到紫金山脚下没有发现一具尸体。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对“南京大屠杀无稽之谈论”来说,便成为有力的证据。因此,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山本七平提出的证据,是与“砍杀百人”的M少尉同一部队的T这个人的信件。据山本七平说,T在他的信中说,在举行入城式的前一天(即十二月十六日)奉命扫清南京城外的马路,向中山门外清扫了约五公里,但“没有看见一具中国兵的尸体,只是闲逛了一下”(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00页)。可是,情况果真如此吗?

  T所说的话,我不能全部相信。我因此想试举一、两个例子,与T的证词作一对照。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词,其中有一份资料,即有关从中山门外往东路上掩埋遗弃尸体的资料《崇善堂掩埋队掩埋尸体数统计表》(检证一七0三,法证三二五):

  年月日“自昭和十三年四月七日至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发现尸体的地点“从中山门外至马群”

  男“三万三千六百零一具”

  女“一百九十一具、

  儿童“三十六具”WWw.5Wx.ORG

  合计“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1,第三七七至三七八页)

  这里所说的马群,地处紫金山南麓东端,从公路上走,离中山门外不到六公里路。

  T说“向中山门外清扫了约五公里……闲逛了一下”,因而可以认为他还是到过马群的。如果根据上述书面证词,从中山门外到紫金山南麓,则掩埋了遗弃尸体达三万具以上。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尸体全都横在T所闲逛的马路上,或走在马路上所见之处都横陈著尸体,而再,说遗弃尸体达到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这个数字也许有问题。尽管如此,走了近六公里路,没有看到一具遗弃尸体,却也令人奇怪。我想,仅是阵亡的中国兵的尸体,应当也有相当数量没有埋葬。

  同是在十二月十六日那天,野战邮政局的佐佐木元胜乘坐汽车从相反方向沿着T所走过的马路进入南京城。他在《野战邮政旗》上写道:“自麒麟门前,在右首的工路试验所的广场上,有许多身着青灰色服装、像是苦力模样的人蹲在那里,那是四千名被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马路边上也有许多中国兵。他们睁大着眼睛四处张望,眼神令人可怖。马群镇原先是集积弹药的地方。在那里对二百名散兵进行了扫荡”(《野战邮政旗》复印本,上册,第二一五页)。麒麟门位于马群三至五公里之处,这里在行政区划上仍属南京市内。可以推测,佐佐木在那里所见到的四千名俘虏的命运是死亡。而且,毋庸赘述,“对二百名散兵的扫荡”则是斩尽杀绝。

  从前面所说的中山门到马群一带的公路中段,再由此往紫金山方向走不到三公里处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叫灵谷寺。一九三九年一月,南京市伪市长高冠吾在这寺庙里建立了“南京无缘遭难者碑”(碑文收载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词。根据南京慈善团体及人民鲁-的报告所反映的敌人大屠杀情况。〔验证一七0二,法证三二四〕中)。其中也记述道:“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据报告说布山、马鞍、灵谷寺等地有许多尸体,请求掩埋。余命令公共卫生局派出人夫,收集尸体的残骸遗骨。其数逾三千,厚葬于灵谷寺东边”(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三七五页)。山本难道也把这个证词说成是捏造的证据吗?

山本说:“N在信中写道,在市内没有看到一具遗弃尸体”(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00页)。N在信里果真写有这句话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便想对该信的整个内容的可靠性打上一个极大的问号。这,只要看一下本书第一编第2节《城内扫荡的惨状》,便可知道。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内扫荡后的悲惨情景,惨不忍睹。由此看来,山本大概是把N的信里所写的关于从中山门入城时的情况,即把“城门附近没有看到一具敌我双方的尸体”(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页)这句话看错了,把“城门附近”当作“市内”了。对于如此重要的情况,希能正确地引证。

  “今世地狱图”

  铃木二郎记者看到了从南郭的光华门进城一路上的惨状,并对其地狱般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胳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山本七平对这种“地狱图”也抓住不放,企图证明它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虚假的图景。

  山本说,铃木二郎记者大概是从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光华门进入南京城内的。虽然报道也有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铃木二郎记者是从中山门入城的,但从时间上看来,事实不可能这样。山本七平认为,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铃木二郎记者写的是在“阴天的十二日晌午”已经入城,而此时此刻,日本军尚未攻破中山门。然而,说铃木二郎记者是从光华门入城的,而不是从中山门进城的,那应该说是山本七平的错误判断。

  诚然,铃木二郎记者说他是在十二日进入南京城的,但正如前面所述,这却是铃木二郎记者的记忆错误。铃木二郎记者是在十三日早晨中山门被攻破之后,才从那里入城的。山本说:“令人非常奇怪的是,铃木二郎特派记者没有明确地记述自己是从哪个城门入城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0一页)。不过,这却是山本看漏了,铃木二郎记者显然“明确地记述”了从中山门入城一事,他说:“在我们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已被炮弹击毁的中山门而进入南京城以前……”

  所以要拘泥于铃木二郎记者入城的城门和入城的时间,那是因为山本七平说过一些话。

  山本说,如果铃木二郎记者在光华门路上看到那悲惨的情景,那应当是十二日从光华门入城的时候;如果确是如此,那末报道中所谓坦克云云就“令人费解”了。山本认为,因为“即使在那时(十二日。——洞富雄注),而且恐怕即使在十三日、十四日也没有坦克”,所以铃木二郎记者描绘了一幅虚假的地狱图(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0一至三0二页)。

  诚如山本所说,“城门的入口处都已用土袋加固,车辆自然不可能迅即畅通”。当时,尚留在南京城内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也报道说:“城门内侧由堆积得二十英尺厚的砂袋支撑着,而且还用钢筋水泥来加固。”《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二九一页)

  此外,在南京降落后十八天入城的作家林芙美子在其随军日记中也写道:“听说,光华门是胁坂部队最先攻入的地方。可是,我一边穿过堆满土袋的城门,一边为攻破这个城门而深为感叹。”这个城门“以惊人的土木建筑的才能,把基础筑得如此坚固,安如磐石”(《我的昆虫记》,第十一、四十五页)。

  不过,日本军既然占领了南京城,就必然会立即清除那堆积在各城门内侧的障碍物,以便让部队、车辆和坦克通过。林芙美子也不会看到南京守军用土袋构筑的防御工事全无破坏,原样保存在那里的吧。因此,“即使在十三、十四日也没有坦克”——山本七平的这一判断就令人费解了。再说,即使光华门和其他一些城门仍然如封锁时的那样原封不动,恐怕也不能因此说光华门通往中山东路的马路上日本军不需要坦克!

  事实上,也无必要提起这些令人感到麻烦的事情。高崎隆治不愧是研究战争文学的第一个人,他所写的《空中楼阁的幕后》一文收录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本多胜一所编《笔杆子的阴谋》里。他在文章中明确地写着,在中山门堆积如山的土袋已被清除,“城门洞开,坦克于四时入城(十三日。—一洞富雄注)”(摘自大宅壮一日记《外地的迷惑》)。而且,当天夜晚“为扫荡残敌,坦克声隆隆,枪声激烈”(摘自偶然与高崎隆治同属第三十五联队的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经理中尉的日记),从根本上推翻了山本所谓”十三、十四日没有坦克的说法”(第一四六、一四九页)。

  铃木二郎记者大概是于十三日或十四日在光华门路上看到惨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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