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山本又说：“所谓马路两边的散兵，战壕里都是尸体的说法其实莫名其妙，这样的巷战准备，我有点不可想象。首先，无论看哪个人的记述，都未认为南京城内已作好了巷战准备。而且，也绝无记述发生过巷战的情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0二页）。关于这一点，拟引用上述德丁记者的部分报道，聊以解答山本提出的问题。所谓“马路两边的战壕”是指什么呢？我也不得而知。但是，在南京城内，为准备巷战，挖掘了战壕，也确有其事。德丁记者说：

  躲藏在战壕内横洞里的一小群士兵被抓获，他们在防空壕的入口处，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戳杀。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并填埋在战壕内横洞里。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对准被捆绑起来的士兵们进行轰击的。当然，一般处死的方法是用手枪射击的（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

  关于有无发生巷战的问题，这一点，我想指出的是德丁记者曾这样写道：“星期一（十三日）一整天，一部分中队在市内东部以及西北部继续与日本军进行战斗……星期二深夜，日本军经零星战斗之后占领了市内的南部、东南部和西部池区。星期二（即十四日）中午以前，日本军全部肃清了仍然拿着武器进行抵抗的中国兵，完全控制了南京市”（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关于发生过巷战的记述并非“完全没有”。山本若无其事地说什么“查阅了所有记录”，“都没有记述”。我是历史学家，即使进行了慎重的调查，也绝对不敢这样说。

  铃木二郎记者记述说：“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对此，山本也说：“我无法理解坦克会在铺在尸体上面的原木上开过。铺放原木，经得起坦克的重压这件事本身，就是比清除尸体要繁重得多。而且，躺在原木下面的尸体软绵绵的，坦克的两条履带若不是同时成直角地压在原木两端，就会使原木蹦跳起来。我自己就曾驾驶过自行炮车，像前面听说的那种蠢事是不会有人干的，即使下令干，也不会有人去干。”（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0三页）

  诚如山本所假想的那样，如果地上躺着尸体，就没有必要干出特地在尸体上铺放原木让坦克开过去的那种蠢事。因为只要简单地清除尸体后坦克就可以通行。可是，在南京的部分城门附近所看到的被遗弃的中国人的尸体，可不是那么轻易清除得掉的，以致日本军竟在数天内不打算清除尸体，不，是尸体多到怎么也清除不了的程度。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军用卡车曾无情地压碾在那些累累尸骸——或堆积如山的尸体上开过去的。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说：

  由于日本军占领了下关门（挹江门。——洞富雄注），便对守军进行了大屠杀。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在砂袋之间，有六英尺高。星期三（十五日）深夜，日本军也没有清除尸体，而且在整整两天内，重型军用卡车无情地压碾在人、狗和马的残骸上面摇摇晃晃地开过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三页）。

  而且，《时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也对留在南京的外侨就目睹的惨状所谈情况进行了报道，其中（《时报》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讯，十八日出版）谈到：“在通往江岸的下关门，人和马的尸体恐怕堆得有四英尺高，两轮马车和载货卡车在尸体上面开过，出入于城门。”

  关于通往下关的出口处——挹江门附近的惨状，有个外侨，估计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牧师，在私下寄往上海的日记体书信中也这样写道：

  那天（十二月十五日。——洞富雄注）下午，我抢在那个粗鲁的少佐之前抄近路来到了下关。在城门处遭到了盘问，但因与路透社的史密斯和斯蒂尔（《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洞富雄注）在一起，总算放行。他们俩乘坐原先那艘驱逐舰走了。关于城门的情况，如前所述。我们不得不驱车越过死人之山。那种情景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决不会忘记乘坐这辆车外出时所看到的情景（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页）。

  关于德丁记者和马吉牧师等外侨在挹江门附近所看到的情景，藤井慎一也说：“挹江门附近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堆，以致在尸骸上铺放木板，汽车在上面通行”（《“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二八页）。藤井曾接受了山本的同伙铃木明的现场采访，并在影片《南京》中负责录音工作。

  这是日本兵在西门外看到的亲身经历之谈：参加攻陷南京城的牧师井之胁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时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的《映像的证词》中露过面——说，在西门外挖掘了三十米宽的防坦克的壕沟，而这种壕沟已被尸体所填没，马拉辎重车在上面通过。

  再举一例。一九六五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了南京，当地的汪良对代表团成员就屠杀事件谈了许多情况。其中谈到，在南京沦陷后的十二月十三日的扫荡战，使路上堆满了尸体，第二天坦克车队的履带在那些尸体上压碾而过（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六页）。

  山本难道也说这些外侨和日本人就亲眼目睹的事实所提供的证词也都是谎言吗？

  正因为是这种情况，所以如铃本二郎记者在光华门附近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坦克，也只能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面铺放原木或厚木板才能通行。“怎么会有如此残酷的事？”——这是现实，在日本军当初占领南京时存在过这种情况，而铃水二郎正是亲眼看到了此种情景，才说“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如前所述，铃木二郎在《丸》杂志上发表了重要证词，但据山本七平说，那全都是伪证。铃木二郎打破了长达三十五年来的沉默，说道：“现在，我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这些‘证词’。”山本对铃木二郎的这种真情企图残酷地否定。铃木二郎并非是一个处于这样困境的人，即：不作伪证，自己就会被问罪。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敢作可能被误解为侮辱民族的发言呢？我希望人们认真地考虑这一点。

  “城墙上的屠杀”

  又说引起争议的“城墙上的屠杀”问题。诚然，红枪会的战士们是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中国兵，也是铃木二郎记者在中山门附近城墙上所看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勇猛精神已为日本军所熟知。山本七平称这个红枪会为红枪会匪（红枪匪），把它的性质解释成“当时中国为数众多的封建的私人武装力量中狂热而又盲目的、可以说是‘敢死队’性质的集团……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他们的宗旨是一直‘为战斗而死’，因而也绝对不会成为日本军的俘虏。他们虽有个别人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当了俘虏，但他们手持红缨枪出现在机关枪面前的行动，与集体投降却是不相容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八页）。山本七平就是这样看待日华战争爆发时的红枪会的，因而认为他们参加蒋介石政府的首都保卫战或集体成为俘虏，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红枪会果真是山本七平所说的那种集团吗？红枪会成立于民国五、六年（即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心在河南，从山东、河北（直隶）、山西、陕西扩大到安徽、江苏、湖北的北部地区，发展成为一股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巨大势力。它是农村的一个具有宗教秘密组织性质的武装自卫团，在遭到军阀或土匪骚扰时就起来与之进行斗争。除红论会外，中国北方各省各地区还兴起了同样与秘密结社组织有联系的农村自卫团体，如黄枪会、黑枪会、大刀会、天门会等，总而言之，它们可称之为枪会运动。

  前一个时期，有关枪会运动的出色研究文章相继问世。那就是山本秀夫所著《农民解放斗争的新发展——中国与农民战争》（收录于《现代中国讲座》2《中国革命》，一九六九年）、三谷孝所著《国民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暴动——以河南红枪会为中心》（收录于野泽丰所编《中国国民革命史的研究》，一九七四年），以及马场毅所著《红枪会运动序说》（收录于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所编《中国民众反叛的世界》，一九七四年）。根据这些研究文章，我对枪会运动略作一些叙述。

  据悉，枪会在国民革命时期展开了高涨的同军阀的斗争，但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结束，继而在一九三0年爆发的阎冯联军与蒋介石军队的。中原大战”，也以蒋介石获胜而告结束，于是各省的枪会运动便失去了活力，开始瓦解。

  然而，在一九三0年前后枪会运动低落时期，暂时出现了类似山本七平所说的“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状态，这看来是事实。那就是在江苏、安徽、山东西南部的各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暴动，对国民政府加强政治上的统治进行了反抗，而国民政府试图“改革风俗”，即禁止“迷信邪术”（秘密结社）。

  关于三十年代日华战争爆发前的枪会运动，好像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后来也没有迹象表明发生过这类暴动。即使政府也放宽了“改革风俗”的政策，可想而知，对以隐蔽的形式秘密组织的集团的存在视而不见。因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华战争爆发时，无法想象在农民中间会有“对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那种强有力的抵抗。假使在枪会农民中间出现了若干对政府的反抗，我也不能因此同意这样的判断，那就是他们即使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仍还对往事耿耿于怀，不屑于参加首都保卫战。

  沉寂一时的枪会的武装斗争，随着日华战争的爆发，再次蓬勃发展起来，其锋芒直指侵略军，这在当时日本军是最清楚的了。载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的《情报》三号上的《红枪会的背景及其现状》一文作者谢尔曼-霍维尔说道：“红枪会、黄枪会、天门会、黄沙会、老金会及其不胜枚举的众多的农民秘密组织参加了津浦铁路沿线、淮河沿岸的战斗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地区的战斗，”“现在的时势是处于如此极端苛政的压迫之下，因而红枪会的壮大程度是以往无法比拟的，关于红枪会的勇敢精神，世上已有定论，来自中国前线的报道一再表明他们无疑组成了战线上的‘敢死队’的主体。”

  南京攻防战是发生在日本军侵略中国后第五个月。当时，红枪会的兵团已被编入南京守军，也是不足为奇的。据悉，北方兴起的红枪会很快就发展到江苏省扬子江边（长野朗：《中国兵、土匪、红枪会》，大正十三年出版，第三四四页）。因此，也许这方面的红枪会赶来参加南京的防守。枪会，不仅在扬子江以北有，看来江南也有它的组织。所以，不妨也把它们看作是阻挡日本军进攻南京的障碍。

  在此之前，大刀会作为江南的枪会，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际，高举“奉天命大刀会”、“奉天命”的旗帜，攻占了溧阳县城（位于江苏省南部），这一事实令人注目（三谷孝所著前引论文）。我最近从战争文学研究家高崎隆治那里得到启发，获知太湖周围早在日华战争爆发前就出现了红枪会的活动。在攻占南京整整一年后，庄司宪李正在从事太湖的鱼类调查工作。其《太湖勘察记》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述：“湖州曾有红枪会，反对国民政府，屡遭讨伐。然而，他们归顺于日本军，配合南京攻陷战，充当了日本军的尖兵”（《太湖勘察记》，第一三六页）。庄司宪季说：“吴某是公认的太湖红枪会首领，也一起归顺了。他不仅充当皇军的向导，而且率先接受皇军的训练，当了皇军在太湖方面的尖兵，在扫荡游击队****中立下了战功”（《太湖勘察记》，第十八页）。其中所说的大概与红枪会是同一个集团。这里所看到的红枪会是毫无民族尊严的武装集团。但是从这本书中另外也可以看到被视为红枪会余党的勇敢的集团的形象，它对日本军进行了抵抗。勘察班前往位于太湖中的西洞庭岛时，虽避免相互冲突，但庄司在那里看到了两百五十人左右的红枪会集团，并对他们退出西洞庭岛时的情况这样写道：“他们手持红缨短枪，搭乘两艘船，气势可怕。古井少尉目光炯炯地盯视着他们。”（《太湖勘察记》，第一二四页）

  另外，我最近翻阅了《大阪朝日新闻》地方版汇编，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北九州版”中了解到这样一种事实：占领南京后不久，勇敢的红枪会在杭州附近对日本军进行了抵抗。从杭州湾登陆参加南京攻陷战的第十军，在占领南京后转而进攻杭州。此时，“竹内-少尉的一队人马在杭州的激战中歼灭了自诩为强敌的‘红枪会’”——这个消息已由该报二月十三日晚刊作了报道，又在同年四月由讲谈社出版的《支那事变大事绘画故事》中，以《竹内部队的奋战》为题进行了介绍。

  红枪会在抗日战争期间再次复兴，成为地方人民的自卫组织，蓬勃开展武装活动。所以，日本军称之为红枪会匪或红枪匪，但它并不是进行所谓土匪活动的集团。要是以传说中所说的红枪匪的印象来看日华战争初期的红枪会，那是不行的。

  而且，山本七平把红枪会称之为“‘敢死队’式的集团”，或者说它的“宗旨是‘为战斗而死”’。这又令人莫名其妙了。他们只是深信“刀枪不入”、“枪弹不入”，即绝不会死于敌人的武器下，因此说他们的目的是为战斗而死，那就本末倒置了。另外就是山本七平所主张的他们“决不当俘虏”这一点，我请教了专家，似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集体当俘虏不乏其例。

  不是俘虏，但归顺于日本军，与日本军合作，这种红枪会并不少见。前面，我介绍了江南太湖附近的红枪会情况。儿玉机关的儿玉誉士夫于昭和十九年四月左右，曾在南京和徐州之间设立了总部，他也说到为使“神出鬼没、威胁我方”的红枪会归顺，在徐州举行了近两万人的很大的集体归顺仪式（《暴政、枪声、乱世》，第二十二至二十九页）。然而，对于儿玉的这种自吹自擂的吹牛大话，竹谷有一郎说：“把兄弟徐铁珊是红论会的头目，因而非常了解情况。”他说“红枪会的思想是江湖思想。因此，非江湖上的人，就不是红枪会匪……而在徐州附****原的却是大刀会。这种说法对洞悉中国情况的人来说，实在令人可笑”（高山清行：《什么都不知道的日本人》，第六十五页）。因此，事情真实与否，看来还是个问题。然而，所谓江湖思想云云，却没有另外听到过。顺便说一句，据说徐铁珊于一九三七年前后，因土匪散伙而流窜到上海（前引书，第六十九页）。

  又说，他们的武器只有红缨枪之类，现代武器一概没有，这却与事实相反。本来是以短枪为武器的，所以称为红枪会、黄枪会或黑枪会。如果与土匪等为敌，尚可以，但在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处于对抗的时期，枪会运动不要说是步枪，甚至连大炮也装备起来了。对此，古贺骑兵联队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在锦西城外遭到了力量雄厚的“土匪”的攻击，中弹两发而死（关东军参谋部编：《满洲事变战志》，第一0八页）。这次古贺联队长之死，实际上是与红枪会对战而战死的（庄司宪季；《太湖勘察记》，第一一五页）。

  关于“红枪会匪”的知识，山本七平说：“我听到的情况与铃木二郎的报道不一样，与林芙美子的随军报道大致相同……”林芙美子在日华战争中两次从军，一次是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攻陷战，另一次是第二年的汉口攻陷战。作为随军记者，有关于南京攻陷战的《南京行》等五篇文章（收录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改造社出版的《我的昆虫记》中），还有关于汉口攻陷战的《战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朝日新闻社出版）以及《北岸部队》（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公论社出版），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三本书中，仅《北岸部队》写到了红枪会战士。林芙美子从广济出发，来到西河站前的河岸，此时在那里看到了“红枪队队员”的尸体。她叙述如下：

  据说，今晨八时左右，军队来到西河站后，就有四、五百名中国人手 持红缨枪，从河堤上隔河反击过来。听说连步枪也没有，只是拿着红缨枪，哇哇地冲过来，但不堪一击地被打发掉了，迟逃一步的红枪队队员，三个、五个倒在河堤下和战壕里死去。他们中有僧侣，身穿蓝或黑色衣服，头发一律剃光。每具尸体的胸前都贴着绿色四方角的纸片，在每张纸片上写有很大的“佛”字。一个队长模样的尸体还扎着白色腰带。太阳刚刚升起，河堤上的草木郁郁葱葱，而红枪队队员的尸体却流淌着鲜血，怪煞风景的，但总觉得所见景色如同古式的版画一样（《北岸部队》，第一二二至一二三页）。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山本七平说：“我所听到的情况与林芙美子的随军报道大致相同。”然而，只要看一下这里所引用的林芙美子所写的报道，就知道她本人似乎还不知道她所说的“红枪队”就是“红枪会”的战士（《北岸部队随军记》便是抄录了《北岸部队》并进行若干加工后收录在陆军省报道部编、陆军画报社出版的《大陆战史》（一九四一年出版）中的。这里，把“四、五百名中国人”改为“四、五日名中国僧侣”，而且还有“僧侣们”云云。日华战争爆发三年后，林芙美子看来还未了解红枪会的实质。这点暂且不说，关于“红枪会匪”的情况，山本七平所写内容与林芙美子的记述毫无关系。

  再者，铃木二郎记者描述了俘虏们站在十三米高、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的大无畏精神。对于这一点，山本七平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是从城内看到此种情景，铃木二郎想必是具有“超人的远视力”的人，“社会上也有一些奇妙的新闻记者”（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九页）。不过，这又是过甚的强词夺理。

  山本七平一口断定铃木记者是从城内看到城墙上的现场情景的。当时，也许允许新闻记者登上城墙看屠杀情况。就假定并非如此，而是从城墙下往上看到的吧。这时，如果也从城外往上看，自然也能看到等待死亡到来的红枪会士兵的情景。而且，从城内远离城墙内百米之外遥望城墙上靠城外一边的俘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以望远镜这一有效工具取代“超人的远视力”，不就可以看清他们的情况了吗？

  此外，铃木二郎记者在屠杀俘虏的报道最后写道：“据说，他们这些手持红缨枪的人，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认为即使中弹也不会死。此事是我后来从刺杀俘虏的日本兵那里听来的。”因此，关于俘虏的精神气概，或许也是从刺杀俘虏的日本兵那里听来并记录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应当说“此事……”的提法写错了，应该写为“这些事……”。

  山本七平又作了相当武断的发言，说：“查阅了所有记录，但尚未看到关于（红枪会）在南京城内的记录”（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八页）。铃木明也说：“我的解释是，日本军称已为‘红枪匪’的红枪会经常在华北神出鬼没地活动，而关于他们出现在南京攻陷战中的说法，我则从未听到过，保卫南京的都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六页）。我虽然尚未看到这方面的记录，但也不准备因此而说南京城内没有出现过红枪会这个集团。铃木二郎记者在上述报道中，还这样说：“我多次听到，在这个战场上（指南京追击战。——洞富雄注）手持红缨枪（类似日本长矛之类的武器，但在矛头扎有红缨）的上群人，毫不怕死，一个接一个地冲锋，展开了使日本军感到头痛的肉搏战。”但在山本七平看来，这也全然是虚构的了？

  山本七平一口断定，认为铃木二郎记者的报道中说在南京守军里有红枪会的战士集团，那都是虚构的，但他竟说出了如此大相径庭的话来，这才真正令人“不可思议“。

  所谓“南京大屠杀”“全是谣言”的根本“理由”

  铃木明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本书，但还未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可是，山本七平却说：“我认为虽无重复的必要，但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既不是说侵略是正义的，也不是说在中国和菲律宾都未发生过暴行事件。它确实存在。就我所知，最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找不到‘恩威并施的皇军’这样的军队”（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八页）。这似乎是说，在南京虽有小规模的屠杀，但绝不是“大屠杀”。

  山本说出了与事实大不相符的话，他对铃木二郎记者的亲身经历之谈所作的批评暂且不说，其所以如此主张似乎只有两个理由。首先介绍一下他自己所说的“理由”吧，那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同京都大学教授会田雄次的谈话中提到的。基本内容在《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号上已有发表。谈话条理清楚，故引用如下：

  会田问道：“关于支那事变中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看来基本上已调查了吧，那可是今人不可思议的传说啊！”对此，山本七平回答如下：

  是啊，在此之前，我就着手调查了，但越调查越发莫名其妙，结果是【我认为那全是谎言】。

  【理由很简单】。……如果由此推算，幕僚作出十七日举行入城式的决定，大概是在十四日。因为十二日日本军攻入南京城内，十三日已经基本上排除了地雷和尚未爆炸的炸弹，十四日之所以能作出决定，是因为已没有巷战。要是还有巷战，怎么也不可能在十四日作出决定的（在《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号第二一八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八二页〕中这样写道：“最近在十五日夜里，只要有关入城式的命令不下达，十七日就不可能举行入城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十四日夜里要召开参谋会议，司令官作出决定，第二天制定万无一失的计划，如阅兵部队的组成、城内警备用的兵力配备计划以及为防止对城外的偷袭而进行必要的部署等等，必须在黄昏或夜里转知各部队‘接到命令后集合’。而且，应当在十五日那天配备和部署完毕，十六日进行准备。要使之成为可能，就必须在十三日综合所有情报，作出大致可行的估计”）。

  即使像马尼拉那样很少有障碍物的城市，拥有绝对优势火力的美队从攻进该城的一角到扫荡战结束，尚且花了三个星期时间。由此来看，南京攻陷战实质上等于兵不血刃地入城。我进一步作了调查，但【无论从 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充裕时间发生暴行事件】。因为如若杀了人，那末仅搬运尸体，加以清理，也很困难。我越调查越发感到莫名其妙。

  【以前的“定论”则认为大屠杀是入城后不久就发生的。在治安稳定后就没有进行大屠杀的必然性。因此如果真像定论所说的那样，出问题的，那只有十二日中午至十三日中午整整一天时间。我认为，十二日攻进城内，而十三日乃是排除某种程度的局部抵抗，控制了全市。在这种战斗中，没有什么充裕时间去进行《朝日新闻》所报道的“杀人比赛”之类人为的屠杀。】因为仅战斗及其紧张状态就够忙的了（《季刊：历史与文学》，一九七四年春季号，第八十四页，【】内着重号系洞富雄所加）。

  如前所述，《纽约时报》南京特派记者德丁报道了十四日中午前南京城内进行战斗的情况（参照本书第三八七页）。我认为，这类战斗并不是怎么顽强的抵抗。于是，我估计在占领南京的十三日当天夜里，市内的治安已经全面稳定，部分地区的战斗旋即停止。因此，可以认为如山本七平所说的那样，已在为十七日举行入城式进行准备工作。

  然而，对山本七平后来所说的话，就不能表示同意了。山本说：“以前的‘定论’则认为大屠杀是入城后不久就发生的。”他断定，如果真像定论所说的那样，当在十二日攻入城内后到“十三日中午整整一天时间”内进行大屠杀，那末“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充裕时间发生暴行事件”。他又说，“排除局部抵抗”，在控制了全市的战斗中，“没有什么充裕时间去进行……‘杀人比赛’（即“砍杀百人比赛”。——洞富雄注）之类人为的屠杀”。入城后“不久”，不要说是“人为的屠杀”，就是将大批俘虏和“便衣兵”带出城外进行屠杀的“充裕时间”等等也是不可能有的。

  虽然山本七平是这样说的，但问题在于入城后“不久”。我不知道什么“定论”不定论的，但所说占领南京时的大屠杀是发生在“入城后不久”，却是事实。然而，认为入城后“不久”是指十二日攻入城内到十三日中午确保治安稳定后的整整一天的人，除山本外，恐怕别无他人了吧。他认为，“确保在治安稳定后就没有进行大屠杀的必然性”，要是有屠杀，那必须在确保治安稳定的过程之中进行，而在此期间却根本没有充裕时间进行屠杀。不过，对俘虏和“便衣兵”进行大屠杀未必是以稳定当时的治安为目的而进行的。一般说来，占领不久后的屠杀是针对俘虏和“便衣兵”的，而这据说是发生在十三日夜晚至十六日夜晚。但是，就是在十七日进行入城式后，仍还对俘虏进行了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