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中有一座官箴碑赫然镌刻着“公生明，廉生威”。这是由明代官吏年富书写的，刻石立于官署。

年富（1395—1464）历事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六帝，先后在地方和中央任职，曾任吏科给事中、陕西左参政、河南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兼大同巡抚、兵部右侍郎兼山东巡抚、户部尚书。《明史·年富传》记载，年富“廉正强直，始终不渝”，执政能“纠正违失，务存大体”，裁决则“果敢有为，权势莫能挠”，矢志不移以铭为诫，成为一代名臣。

初入六科秉公为民

年富初入仕途，就以公正和廉洁为吏属所畏惧，为民众所信服。永乐年间，他以会试副榜授山东德平训导，开始从政，主要辅佐地方知府，考察本地区秀才的功课，培养地方人材，弘扬地方文化。宣德三年（1428年），晋升为吏科给事中。在任上，他严格科考，纠正违失，明识大体，得到明宣宗肯定。明宣宗认为六科核查、监督南北两京的六部工作，还肩负着弹劾两京大臣失职行为的职责，事关吏治和政风，责任重大，而年富履职公正，可以掌管六科事务，于是年富被授命掌管刑科。在任职期间，年富秉公监察，严格执法，核查出都御史顾佐等人误判17人死罪。他不顾自己职低位卑，立即上奏皇帝，得以矫正误判，公正执法。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明英宗继位，年富上书为民言事，请求从诸驻军卫所内选一个卫所的兵士补充皇帝亲军中府军前卫。之所以这样建言，是因为按过去惯例，府军前卫补充兵全部选调自民间百姓人家，而征召普通百姓家庭的壮劳力会干扰民众生活生产。初涉政事，年富就深谙为官公正和无私为民之理，凭借廉洁作风和公正行事，在政界和民间受到广泛肯定。

主政陕西明察革弊

宣德十年（1435年），年富升任陕西左参政，负责管理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等事。到任后，巡察各处，了解到当地赋税、边饷、军费有一系列积弊，立即推行系列改善弊政的措施。陕西在明朝时是西北边防重镇，军费负担本来就比较重，但在永乐年间，朝廷反而增加征收织驼毛毯五十匹。年富发现后，即奏请恢复原来每年的绫绢毯标准；陕西边防地区，军官屯田较多，戍边将领占垦腴田有的多达三四十顷，年富奏请让他们每顷缴纳赋税十二石。都督王祯认为这个数量过重，上疏降低标准。朝廷经过廷议商量，减去三之二，成为定例；在厘定杂税时，年富发现因边饷减削，陕西官吏、诸生、卫卒的俸禄廪粮剧减，致使官吏及僚属难以维持生计，也奏请恢复原来的标准；在核算年度用粮情况时，他又发现赋税入不敷出的问题。根据核查情况，年富请求裁减闲散多余士卒，淘汰劣等马匹，杜绝侵占资源。当时明朝在陕西三边（定边、安边、靖边）驻有大量兵马，军民长途运输大量钱粮保证他们的供给，在途中疲惫不堪时，一些不法之徒趁机牟利。针对这种情况，年富亲自计算路程远近，核定征收税赋数目，收支也一律认真谨慎考核，严控疏漏。通过系列革除贪弊、开源节流的措施，陕西赋税征收合理，收支逐渐均衡，财政赤字得到改善。主政陕西期间，年富果敢敏锐，沉稳决断，担当敢为，不受权势阻挠，因此声震关中。但也因年富触动权贵利益，屡遭诬告，陕西文武将吏害怕失去主政良官，均上表讲述其功劳。年富在陕西任职9年后，政绩突出，升任河南右布政使。

巡抚大同弹劾贪腐

景泰二年（1451年）春，年富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出任大同巡抚，主理当地军政事务。明代巡抚兼都察院官衔在景泰时期确立，按照制度，监察官员不受其他官员节制，在地方集行政、军事、监察司法等权力于一身。初到大同，年富发现经历丧乱战败，当地法律松弛，纲纪不张，弊政众多。于是，他先体恤民情，上奏免除秋赋，撤除几个州县的税课局，让太原民众不再从大同转运粮饷。当地权贵贪污腐化问题尤其严重，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郑宏、武进伯朱瑛让家人去领官库的银帛，再买米贩卖到边境，以赚取暴利。年富不畏胁迫，第一个请求查处贪腐，严惩涉案官吏，但景泰帝只是治了石亨等人家人的罪。之后，石亨及部下越发无视法纪，其兵将越界到大同。年富再次不惧强权，上奏朝廷，弹劾石亨专擅之罪。同时，分守中官韦力转、参将石彪及山西参政林厚等人也因违纪受到年富弹劾。一时，年富威名天下皆知，权贵之门愈发怨恨他，联合收集年富罪名。幸好当时景泰帝和主政的于谦了解年富多年履政经历，信任其为人做事的“公”“廉”品质，才不致被诬陷，并能够继续铲奸除弊。天顺四年春，户部缺少尚书人选，李贤推举年富，一些大臣委婉阻止。明英宗坚持征召年富担任尚书，对李贤说：“户部不能没有年富，人们大多不喜欢他直言敢谏，但这才是年富贤能的原因。”年富在任时，亲自参与核算，斟酌赢亏，严格收支，属下不敢有所欺瞒。但如果涉及重大事宜，同僚和属下不敢处置时，年富勇于担责，说：“你们只要大胆做就行，一切由我来承担责任，不要署上你们的名字。”因此，户部总是能妥善处置棘手问题。

年富在仕宦生涯中做到了“官”“箴”合一，使“公生明，廉生威”成为其居官从政的修养和品德，得到广泛传扬。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山东泰安知州顾景祥尤为赞佩年富刊行的官箴，刊刻立碑泰安州署。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时任泰安知府的颜希深在衙内残壁中发现顾景祥刊刻的官箴碑文，受益匪浅，移此碑于官署西厢房。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颜希深之子颜检升任浙江巡抚后，继承父诫，刊刻箴文于衙门厅壁。年富官箴始在浙江流刊。清道光二年（1822年），颜希深之孙、颜检之子颜伯焘，任陕西延榆绥道台，携拓片上任，为自勉和示戒同僚，刊刻立碑，即是至今完好保存于西安碑林内的官箴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