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之所以是琉璃厂，也因为《琉璃厂小志》。这本标新琉璃厂的首部“志书”已经成为记录京华书肆最好的“传本”，其作者是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孙殿起，他开启了整个古旧书商圈著书立说先河。作为孙殿起在琉璃厂的最后一位弟子，其外甥雷梦水不仅秉承了師父的技艺、学风和敬业精神，并能弘扬先师遗志于书版之学，续写书肆史。同时，雷梦水胞弟雷梦辰也受舅父和家兄的影响，从琉璃厂学徒后身居津门成为天津古旧书业的行家里手，也为津门书肆立起了“近代史”。

一

古旧书发行家郭纪森先生跟笔者说，孙殿起在通学斋曾先后收下13个门徒，雷梦水身居末位，却成了孙殿起衣钵传人。孙殿起病逝后，雷梦水将师父的大量手稿进行了系统整理编撰后均得以出版，从而让“贩书者”孙殿起通过著作将其学术价值于整个古旧书业得到了最好发挥，最终成为“著书者”。

雷梦水也凭着自己多年的日积月累独自出版了诸多著作。中宣部1989年版《发行家列传》中，称雷梦水是北京古旧书业中能著书立说的“专家式”文化商人。

第一次知道雷梦水的名字，是笔者在读中学时听家乡河北冀县方志办的编辑常来树先生所说。他与雷梦水一直保持着联系，作为文史爱好者的我曾协助常来树撰写过关于雷梦水的文章，记得有一篇取名为《雷梦水与中华竹枝词》刊发在1998年4月19日《衡水日报》“古今衡水人”专栏上，记述的是关于雷先生编选《中华竹枝词》的故事，这篇区区千余字的稿子中有三分之一是在介绍他的著作成就。“为什么一个卖书的小商贩会出那么多大书？”笔者当年的这个疑问，在常来树先生面前未敢开口，等到来北京工作后随着接触琉璃厂人渐渐多了、深了，自然从中觅得答案。

琉璃厂古旧书店的环境熏陶，让投靠六舅父孙殿起的雷梦水一入行就养成勤奋好学、善于钻研的良好习惯。

雷梦水，15岁读至高小后从河北冀县乡下的谢家庄村来到北京琉璃厂通学斋，一头栽进书堆里开始了“背书架”的生涯。郭纪森先生曾讲过这么一句话：“亲戚并不能改变他的学徒身份，也不可能得到特殊照顾。”雷梦水是个有心人，这一点和舅父相似，真是应了河北民间的那句“外甥随舅舅”。

在通学斋，雷梦水经常看到舅父孙殿起写日记、记月录，天天坚持，常年不断，心中尤生了一种敬佩。正是在先生的影响和带动下，雷梦水便迷上这一行，如醉如痴地立志苦钻古旧书收售业务。慢慢地他用心听、用脑学、用笔记，肚子里满满的都是书的掌故轶事。随着积累的古书版本鉴别经验日渐丰富，雷梦水业务水平得到了不断提升，出店送书的机会就多起来，很快他成了几所大学知识殿堂里的常客，自然也就与这些大学里的教授、学者成了朋友。用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先生的话说，“雷梦水是我的书友，绝非是琉璃厂那些书店里的书贾。”就这样雷梦水在琉璃厂结识了郑振铎、朱自清、冯友兰、潘光旦、吕叔湘等大学问人。历史学家谢国桢在病逝前的几个月还曾题诗给雷梦水：“感君别具骊黄手，选入不登大雅堂，将化腐朽为神奇，彰幽发潜在公方。”

“彰幽发潜在公方”正是对雷梦水高贵品质的真实写照。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在一篇忆文中提到一件事情，说1994年9月26日，自己收到雷梦水的信函谈及欲捐赠两部书：“弟年事已高，有一桩大事与兄商量，即弟旧存之两卷经卷，想献于政府，未悉给哪个单位比较合适？根据咱们的生活情况，应该有什么要求，做得要圆满一些。我总想不好，敬恳吾兄在百忙中帮我拟个呈文草稿……”

原来这两卷经卷，一是北魏写本《道行经》，另一是唐以前所写《妙法莲华经》，均属重要的佛教经典。两卷经卷是怎么得来的呢？雷梦水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到：“那时正值时局动荡不定，百业萧条衰落，古书业更遭受了厄运，大批的古书，整卡车的运往造纸厂，做了纸浆，爱读书的人们都苦笑着称这种纸为‘还魂纸’。花这几十元，按说在当时不算什么，但是拿我这个穷店员来说，还不是个很容易的事，只好紧紧裤腰带，节衣省食了。”

由此可见，雷梦水是从古旧书店滚爬出来的版本学家，能够慧眼识珠。

像这样的故事在雷梦水的生命中举不胜举，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古旧书业的无比执着与专业，也因此成为诸多名人笔下的书友专家。

二

那么，雷梦水又是如何从一位卖书的升级到兼写书的？他在晚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先师舅舅孙殿起先生只念了3年书，经过苦心钻研，很有成就，我念了6年书，应该不会比他更困难吧。”有了这样的念头后，雷梦水也时常得到一些大文人的鼓励与支持。他说，自己坚定写书信心是在与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教授深入交谈后。“有一次我在给朱先生送书时，先生忽然和我讲起写作的问题来。他说，‘雷梦水，你也可以锻炼锻炼写作呀！’我说，‘我是一个卖书的，文化程度又很低，哪能写出东西来？’朱先生正言厉色对我说，‘唉！你看宋代的陈起，你的舅父孙耀卿，不都是卖书的吗？只要自己能树立雄心壮志，肯刻苦学习，还得要坚持，锻炼锻炼，不就行了吗？’他还告诉我：‘写文用字要用日常语言所用的字，语言声调也要用日常语言所用的声调……写完后再请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予以改正，不就可以了吗？”

除了朱自清还有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也屡次鼓励雷梦水编写文章，他的大部分书就是在王冶秋亲切关怀指导下编写出版的。他在《我和古书》文章中写到：“1960年邓拓同志倡议恢复琉璃厂文化街，适我整理先师遗著《琉璃厂小志》方才脱稿，由王冶秋同志介绍与邓拓同志，在征求了有关意见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郭纪森说，公私合营后和雷梦水等人都并入中国书店，其中雷梦水负责古籍审读工作。对于这项工作，雷梦水称“正投我所好，得以博览群书，提高业务水平。”

孙殿起病逝，其著作《琉璃厂小志》尚未脱稿，雷梦水决意继承先师未竟之遗志，不辞辛苦，开始整理孙殿起遗稿。由于种种原因，孙殿起的手稿较零乱，往往一张纸上，一段文中既有琉璃厂资料，又有竹枝词，或者是某种书的版本情况等等，他逐一梳篇理叶，分类排比，终于使其得以重见天日，于1962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雷梦水贩书一生，对古旧书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正是在古书收购过程中，养成了读书读史做笔记的习惯，这成为他写书的最大资本。他的儿子雷向前在追忆文章中写到：“在单位，不是理书就是看书；下班回家，不是查资料就是写文章……我记得他在重病期间，仍在床上围着被子写作。很多文章和书稿，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雷梦水所经手的古书成千上万，对过眼之书，详记其特点，在辑录、校勘书目时十分严谨，能在阅读通史、断代史、记传体史书的基础上，对来自不同途径的资料，进行纵横分析，久而久之，积累下数万张卡片的资料，用以积累资料的笔记本，摞起来有2米多高。在此过程中就形成了一定的规律，总结出写书基础工作的“方法论”和“三部曲”。首先，将搜集的资料，找到原始出处，一个地名一个地名核对，以确保其资料的准确性；其次，将搜集到的历史事件集中起来，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或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及特征排列归类；最后，对史料中尤其是古籍版本中的牵强附会之处，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再请教专家、学者、老师傅们。

就这样，雷梦水一生代先师孙殿起编写、整理了《琉璃厂小志》外，还有《庚午南游记》《记伦哲如先生》《慈仁寺志》《贩书偶记续编》《北京风俗杂咏》，自著出版了《琉璃厂书肆四记》《古书经眼录》《室名别号索引补编》《隆福寺书肆记》《慈仁寺考略》《贩书偶记校记》《北京风俗杂咏续编》《书林琐记》《先师孙耀卿先生年普》等书籍。读过的人无不惊叹其版本目录知识的丰富和对古旧书业掌故的熟悉，赞誉他是“古书先生”。

笔者还有一本常来树先生持赠的《书林琐记》，再现了雷梦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卖书生涯中与许多专家学者建立起来的深情厚谊，他用58篇文章向外界展现了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古旧书肆见闻以及书商的翔实资料，诸如书铺创始年月、店主姓氏、经营特色、购书逸闻、古籍刊印等，甚至有同业之间明争暗斗、互助合作等等，描绘生动传神，犹如一套古旧书业的“民间故事”，亦对当今的古旧书发行有着重要借鉴作用。

郭纪森说，雷梦水在晚年被北京市政协聘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协助中国书店编写《我国古籍简介》的丛书部分，退休后仍孜孜不倦。

1994年10月26日，雷梦水在京病逝，享年74岁。有学者感慨：“雷梦水的去世，标志着中国书店一个时代的结束。”

雷梦水去世后，尚有大量遗稿未出版，郭纪森先生唯恐家属管理不善，便从中协调邀请中国书店出面予以出版，这其中包括珍贵的《贩书偶记（附续编）》一书，笔者藏有一册。

三

讲完了雷梦水的故事，再说说他的胞弟雷梦辰。

比雷梦水小八岁的雷梦辰，曾在家乡读过5年书。1944年，被舅舅孙殿起从老家安排进了北京琉璃厂，这一年雷梦辰15岁。他先在富晋书社拜经理王富晋为师，后又到隆福寺东雅堂书店师从经理张德恒学徒。后来阴差阳错去了天津，1945年2月在茹芗阁书店开启了他的津门古书生涯，师从经理杨永维，之后设“梦辰书社”专门买卖古版书籍。公私合营时并入天津市新华书店古籍门市部（1978年更名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年退休。2003年6月27日，病逝于天津，享年74岁。

50年来，雷梦辰也是凭着自己的眼力，收集了一大批富有价值的古代典籍，成为津门古旧书业的佼佼者。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雷梦辰赴山东收购古书，在书堆里无意中发现了一部书法雅洁不凡的诗词稿本，他从墨迹、纸张、装帧上分析，断定出自《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手笔，尚未付梓，弥足珍贵，传为一段书林佳话。

雷梦辰经常说，搞学问的离不开卖书的，卖书的离不开搞学问的。卖书的必须懂书，并且窥知读书人的心理需要，主动提供图书目录和线索，介绍有价值的学术资料，使读书人受益，这才是高层次的书商。

天津古籍书店的书业史研究者曹式哲先生曾跟笔者说过，“雷梦辰不只在鉴定古书上有他的独到之处，而且也能像他的舅舅孙殿起、兄长雷梦水一样，在著述立说上也颇有成果。”雷梦辰儿子雷向坤曾跟曹式哲说过一段话：“受他俩（指孙殿起、雷梦水）影响，父亲重点写津门书肆几十年的经营状况和变迁史，他掌握的史料很多，有这个优势。”又说：“1980年左右，大爷来津探望奶奶，住在我家。老哥俩坐在一起没有闲白，谈话内容都与古旧书有关。奶奶在世时，大爷从北京每次来我家，都与父亲谈论古旧书，直至深夜。我一觉醒来，见他俩还在交谈中。”

雷梦辰深知琉璃厂四部“书肆记”（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的重要性，前后连缀合读，可视为一部琉璃厂书肆数百年的信史。由感于此，他开始对天津古旧书肆倍加关注，体例即仿琉璃厂书肆记，耗时十余年先后撰文成稿《津门书肆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晚清至解放前天津书坊刻印本书籍知见录》《直隶书局创办始末考》《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等。

其中，《津门书肆记》所记书店，从光绪二十年（1894）天津始有专业古旧书店，至1949年解放前止，叙述次序为先记旧城厢区内外，再记河北一带，后记旧法租界，记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业商人在津从业贩书的盛衰聚散。

《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记录了设于旧法租界的泰康商场、劝业商场、天祥市场三大商场内的书店，从1924年建场起，至1949年天津解放为止。

《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犹如一部近现代天津私人藏书家人名辞典。

《津门书肆二记》，系雷梦辰遗稿，由曹式哲先生根据其遗稿和卡片整理，介绍的是解放后至公私合营阶段津门书肆活动。

2014年8月，曹式哲将雷梦水生前的所有文集整理，以《津门书肆记》为名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从而为业界同仁提供了一部天津书业文化史难得的珍贵文献，填补了书业史、藏书史和文献学上的一项空白，捍卫了津门书业地位。由此业界评论雷梦辰是“勾勒津门书業文化史第一人”。

从琉璃厂走出的亲兄弟，用“书”书写了京津两地的“古书传奇”。

本文来自《北京纪事》、龙源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