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在得知这位为革命奔走了半生的开国上将去世的消息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无不扼腕叹息。

李克农

周总理甚至对外表示：“如果没有李克农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毛主席更是高度赞扬了他对革命的奉献。

然而在李克农逝世不久，家人还未走出悲痛之时，却有一些传闻传到了李家人的耳里。坊间因为不清楚其的死因，揣测出李克农死于美国人的阴谋之下。一传十，十传百，李克农的死因越传越离奇，充满了各种阴谋论。

眼看着这传闻愈演愈烈，一向谨遵父命低调行事的李伦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出面回应了此事，遏制了流言的传播。

李伦

为何在李克农去世后会流传出这样的流言？

“特工之王”

李克农在解放前是“特工之王”，建国后又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为国家外交工作劳心劳力。抗美援朝时期还曾去朝鲜参加停战谈判，每一项工作都与新中国的建立、发展紧密连接在一起。

那么李克农是如何一步步踏上这些道路的，在那个艰难的年代，他又为我党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延安时期的李克农

1899年李克农出生在安徽省巢县，他的父亲在芜湖海关供职。15岁时他去往芜湖的圣雅阁中学求学，这是一所有名的教会学校，同时也是安徽辛亥革命的发源地。在这里求学的李克农，很快就在耳濡目染中接触到先进思想。

从18岁开始，李克农先后做过报社编辑，六安县政府第二科科长。1925年，李克农返回家乡，和好友一同创办了“民生中学”，亲自担任学校事务主任，后又被任命为校长，同时李克农还兼任学校的体育老师，对于学生们他都是以军队的训练方式训练，学校名声大震。

1926年，李克农经好友兼同窗钱杏村的介绍加入到共产党。在此前他已经参与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学潮，心中对于参加革命已经跃跃欲试。

1927年正值国共合作期间，李克农担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宣传委员的工作，他开始大力宣传我党的各项政策，希望能够吸纳更多人才加入我党。不久后，他接到组织上交代的重要任务，加入到芜湖青帮组织。

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各地的都开始清剿中共党员。李克农第一时间获悉了此消息，迅速安排了提前撤离，才使得党内多位重要骨干免于一难。

在白色恐怖的侵袭下，我党的诸多人士都被国民党逮捕，而李克农依然奔走在革命展开的第一线。之后，被通缉的他一度潜往上海，在到达南京的车站时一度被敌人发现，多亏了往日的中学同窗搭救才逃出生天。看到我党革命人员屡屡被泄露行踪，李克农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在同伴们为革命铤而走险的时候，完善的情报组织能适时拯救不少同志。

1927年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了，这个特别行动科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共设立总务、情报、保卫3个科，主要的任务就是在打击敌人、保障同志们安全。

1929年12月，李克农听从周总理的指示，潜入到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除了李克农，组织上海安排了钱壮飞、胡底一同前往，三人以李克农为组长，开启了刀尖舔血的日子。虽然这些特工没有上过战场，可深入敌营从事情报工作同样危险万分，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李克农等人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行事，一打探到机密情报就会交给中央特科，再由特科情报员传达给同志们。他带领的潜伏小组配合得当表现出色，屡次传回紧急情报，避免了我党的损失，周总理盛赞他们是“龙潭三杰”。

及时报信，救了周总理

1930年李克农被调往中央特科，他的上级领导者则是顾顺章，李克农与小组成员保持着情报往来，将国民党内的秘密情报尽数掌握。然而就在1931年，中央特科差点遭受灭顶之灾，周总理也差点一度落入敌人的抓捕中。

这年4月，李克农的上级领导顾顺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不慎被敌人抓捕，被抓不久后顾顺章就因受不了极端刑罚叛变。

敌人为了验证顾顺章供词的真实性，随即派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前往上海，如若属实，务必将中央特科一举捣毁。徐恩曾在收到电报后立即着人准备赶赴上海，而钱壮飞早前就将这封绝密电报破译，他在第一时间将此消息报告给了李克农。

李克农得知此消息后，心下焦灼不已，中央特科上海根据地有多位高级领导，最重要的是周总理也在那里主持大局，一旦被敌人抢先到达，将会对我党造成重大损失。

当务之急，李克农必须得将此传给上级陈赓，之后再由陈赓告知周总理等人快速撤离。可此前为了避免暴露，都是陈赓单向联系李克农，一时之间他竟根本无法联系上陈赓。

为了避免中央特科暴露在敌人视线内，李克农动用了一切办法，他顾不得可能会暴露自己的风险，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找到陈赓，报告中央，尽快转移！在以身犯险的情况下，李克农终于联系上了陈赓，并把即将到来的危险传递给了周总理。

等到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到达上海后，中央特科的骨干已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悉数转移，而焚烧材料的火盆里的零碎火星，证明了刚刚经历了怎样的惊险时刻。李克农在危急关头为设法传递消息，保全了众多同志全身而退，对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

周总理也对这个深入敌军内部的特工不吝赞美：“要不是李克农当初及时报信，都不会有今天的我。”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内众多名人、大家纷纷共同呼吁国共停战。

1936年12月，在蒋介石坚持“襄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之后，我党派出周总理和叶剑英前往西安，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

早在1936年1月之前，李克农就已经作为红军代表，去往洛川与张学良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他在前次谈判中表现的有勇有谋，才促成了红军与张学良所率领的东北军先行停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是以，在西安事变后李克农再度以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陪同周总理等人前往，继续促成抗日战线等一系列问题。

李克农先是秘密从事特工工作，后又多次陪同党内领导人参加重要谈判、会议，对党和国家是毫无保留的，可他对家中妻儿始终是亏欠的。

在小儿子李伦幼时的印象中，父亲极少出现在家中，每次回来也都匆匆忙忙，有时不过半日就离开了。年幼不懂事的时候，他也曾询问母亲赵瑛：“父亲是干什么的，为何总不见身影。”对此母亲总是讳莫如深，只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那时的李克农正是在从事严密的情报工作，每次回家面对孩子们，他都会孩子们耳提面命。“不管面对任何人，你们都不能说自己的父亲是谁，明白吗？”

面对父亲正襟危坐的嘱咐，年幼的李伦只得默默点头，等到长大后得知父亲曾经的经历后，他才明白。那时父亲从事危险的特工工作，时时都处于高空走钢丝的状态，不让孩子们对外提自己的名字，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彼时的李伦早已为人父，也开始加入到党内工作，他深刻感受到，自古忠义难两全，父亲在外的奔波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未来。

李克农与幼子李伦

抗日胜利后，国共一直以来的问题再度被拿上台面，蒋介石积极邀请毛主席等重要领导人前去重庆谈判。对此，众多党内人士担心不已，万一这谈判是假，老蒋趁机想要谋害我党领导人可怎么办？

为保万无一失，李克农抓紧时间破译先前截获的重庆方面的电报，并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在把控全局的情况下去往重庆签订了“双十协议”。

然而在重庆谈判不久后，蒋介石开始全面暴露出自己的野心。李克农将情报工作中破获的国民党的机密悉数上报，才不至于使我军失了先机。

国共再度开启内战后，李克农的情报工作展开无疑成为了前线战士们坚强的后盾，有他这位特工之王，我军才能在战场中愈战愈勇，百战不殆。

戴笠—传奇的“特工皇帝”

戴笠原名戴春风，字雨农，出生于1897年衢州，下有一个弟弟名叫戴春榜。他爸爸的是衢州府衙一名巡警，在戴笠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戴琳从小都是由他的妈妈蓝月喜一手呕心沥血的抚养长大，戴笠也因此对他的母亲十分孝顺，无论工作多忙都会时常挂念母亲的身体健康。

1915年的时候与毛秀丛结婚，在这个过程中他与时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的蒋介石相识，两人一见面就相交甚欢，在1926年的时候靠着与蒋介石的关系进了黄埔军校学习，他学习期间说自己的理想就是为了给蒋介石当警卫，蒋介石得知之后对他更是参赞有加。

戴笠及其母亲

黄埔军校毕业后，戴笠就开始为蒋介石工作，他在当时从事的是情报活动，虽然戴笠在军事方面并无太大的建树，但是他从事情报活动的能力十分的强悍，他大肆网罗人才从无到有建立特务机构，派人到全国各地建立情报联络点，很快戴笠的情报机构快速发展壮大。

1930年戴笠正式成立国名党第一个特务机构：调查通讯小组，为国民党解决了情报获取的问题，深的蒋介石的喜欢。

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存在着这么一个政治派系叫做中央俱乐部，简称CC，它是各个政治力量交锋的中心，并不受到蒋介石的控制，甚至他有的时候还会忌惮CC的能量，为了能够让手里面集中更多的权力，蒋介石命令戴笠建立独立于CC的特务机构。蒋介石先是建立蓝衣社，后又建立中华民族复兴社，任命戴笠为复兴社特务处的实际最高领导长官，实际上与CC的特务机构分庭抗衡，这个特务机关只听令于蒋介石的指挥，为蒋介石的意志办事。

这个特务机关作出了很多成就，先是暗杀了北洋军阀汉奸张敬尧，后是调查了藏本事件，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但是这个特务机关也做出了许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杨杏福、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吉鸿昌等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为国家抗战作出了巨大努力，他曾在1937年7约策动冀东保安总队反正，杀死日军五百多人，在8月14日的时候发现日军航空队轰炸国军空军基地的意图，让国军提前做好准备，打了日军航空队一个措手不及，损失飞机6架。

次日日军意图再次空袭当时的国都南京又被戴笠识破，国军空军以逸待劳击落日军飞机6架、击伤日军飞机一架；1937年9月，假装与日军华北特务机关的长官楠本实隆少将接触，骗取资金四百万元，后又继续与其接触，成功将其刺杀。

1938年派人前往日占区建立锄奸队，高调刺杀所有叛敌变节的汉奸，使得汉奸们人人惶恐，日常出行隐匿行踪，生怕被人注意；还派人多次前往日占军派发抗日传单，激发民众们的抗日决心。

戴笠手下特工还截获《日汪密约》，揭露汪精卫投敌叛国的事实，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讨伐汪精卫的舆论浪潮；1940年11月，在北平刺杀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男爵，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

1941年戴笠在东南亚建立情报组织网络，维护滇缅公路的物资运输，戴笠还在12月初的时候截获日军将要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并且将情报发给美国政府，但是美国政府以为是戴笠挑拨美日关系，并没有理会，当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要亲自接见戴笠。

1942年，戴笠与美国一同组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由美国的梅乐斯出任副主任，在1944年6月至1945年6月一年时间内，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领导的部队就歼灭日军两万三千多人、击伤日军9000多人，俘虏日军300多人，摧毁日军84辆机车、141只船舰、97处日军军需库，为抗日全局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戴笠领导下的特工们牺牲超过6万多人，刺杀了日伪人员一万八千多人，还破坏了许多日军的物资，仅仅汽油就有20320桶，因为戴笠领导下的特工十分强悍，他被誉为“特工皇帝”。

周总理对于“特工皇帝”的忌惮

戴笠当时国内的是被叫做中国的“海因里希-希莱姆”，要知道这个希莱姆可是德国法西斯盖世太保的头子，迫害、虐待了数百万的犹太人，监视全德国镜下人民的生活，谈到的人都会不由自主放低声音，生怕被他知晓。

而戴笠在当时国内就有着这样子的威慑力，他领导下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经常大肆迫害民主人士、反蒋人士、异见份子，他在抗日战争之间还会派人刺杀抗日英烈，吉鸿昌就是被他刺杀的典型例子，只是因为蒋介石的命令。

他对于蒋介石十分的愚忠，保持着中国古代将军“忠君爱国”的那一套，他认为自己是蒋介石提拔起来的人，他就应该忠诚的对待蒋介石，为蒋介石的意志行事，谁敢反对蒋介石就会遭到刺杀。

特别是共产党人被他迫害的极其多，在抗日的时候他破坏了共产党许多的地下交通站，仅仅在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四十四个县委、两百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

正是因为戴笠在搞情报工作方面上的厉害，作为戴笠对手的周总理对其极其的忌惮。与戴笠斗智斗勇了这么多年，周总理深知戴笠的厉害，他与戴笠在秘密战线上的交锋互有胜负，稍有不慎就会被戴笠抓住机会，导致损失极大。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抓紧一切机会准备内战，戴笠领导下的国名党特务机关经常渗透到解放区搞破坏，有时在国统区的地下联络站也会被戴笠发现，然后遭到破坏，致使周总理的情报工作开展比较艰难。

戴笠在特务机关内搞培训班，每一届培训班他都担任班主任，他给学生们宣传“忠君爱国”等思想，在精神上培养出不怕死的特务，在物质上给予特务们丰厚的报酬，但凡是有人牺牲，他都会保证照顾牺牲人的家属，因此特工们都对其十分的感恩戴德，工作起来也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因此如果戴笠不死，那么一旦解放战争爆发，国名党的特工们就是解放国统区的路上的阻碍，牺牲的人数可能会大大增加。

戴笠之死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飞机从青岛赶往南京，因为南京天气复杂多变、雷雨交加，戴笠不得不临时变更行程飞往上海，然而在即将抵达上海的时候，发现上海的天气不适合飞机降落，便又改飞往徐州降落，途中于下午1时13分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失事身亡。

对于戴笠的死亡众说纷纭，有的人说他曾意图谋杀宋美龄得罪了宋家，因此遭到了宋美龄的刺杀；有的人说是蒋介石对其产生了怀疑，因此暗中派人谋杀戴笠，军统特工陈华曾说在调查戴笠死亡时，发现戴笠死亡的时候手指保持射击状态，是戴笠打死了飞机驾驶员导致了飞机失控，然后坠机死亡。

周总理在得知戴笠死亡后，开心的跟其他人说：“戴笠之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事实也正是如此，戴笠死亡后的国名党特务机关迅速腐败，变得极其低效、混乱，机关内部人人争先恐后的争权夺利，再也不复戴笠时期的威名，内部弥漫着树倒猢狲散的萎靡之态，周总理的评价不可谓不精辟。

戴笠坠机之时，李克农和国调部的机要人员都住在翠明庄之中。这里到处都是国党特工，监视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李克农心里很清楚，为了反谍，李克农要求所有人员必须料理自己的吃住，不允许饭店的“服务员”靠近。就算是有人借机进来，也要随时提防。

而这一天，当戴笠飞机触山坠落的消息传到饭店之中来时，李克农非常高兴，竟然主动将饭店服务员叫了过来，嘱咐他端上酒菜，一定要为庆祝戴笠之死喝上几杯。

李克农强调说：“你去和你们的‘大厨’讲，戴笠死了，好酒好菜上来！”

那“服务员”不知是哭是笑地下去了，等到酒和菜都上齐了，李克农才端起酒杯，大声说：“来，为戴笠的摔死干杯！”

有人说，国共两党的斗争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在军事上，明显国军强大而共军较弱；但是在情报上，国军弱而共军强。最明显的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不少国军将领都在感慨：“输给自己人。”

特工之王李克农-戴雨农的天生克星

那么戴笠为什么会输给李克农，难道仅仅是因为短命吗？当然不是。相比于李克农，戴笠相差的地方还有很多。

戴笠不停拍老蒋马屁，表忠心，老蒋从看不上他到重用他，戴笠刚开始也因为学历和履历得不到同僚的肯定。但李克农不同，他从时期已经潜伏其中了，而且李克农是通过考录的正规方式进入中统的。

李克农曾经师从徐恩增，学习了先进而系统的无线电通讯技术，无线电是当时必不可少的联络工具，等到了戴笠，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李克农身在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最高层，全面掌握了国民党的情报，而戴笠始终没有完全掌控我党的情报机关，这就造成了两人心中的格局完全不相同。

李克农和戴笠从个性上也是完全两种人，戴笠为了表忠心，一直展现出杀人如麻的孤臣形象。戴笠的手段通常比较粗暴，为达到最终结果往往不择手段。

军统让人们不寒而栗，谈到军统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色诱和酷刑。在沈醉的回忆录之中，戴笠本身就是一个残暴而好色的男人，其实在情报工作之中，凶残和好色都是非常忌讳的缺陷，容易被对方捉住把柄，或者在行动之中造成矛盾、意外。

军统在北京六国饭店暗杀案成功之后，军统人员因为得胜得意忘形，竟然没有及时撤退，而是前往附近的风月场所逍遥去了。后来军统人员王天木和胡大虎因为和嫖客发生了矛盾，械斗之中误杀嫖客，引发了震惊全国的箱尸案。此事被曝光之后，蒋介石大怒，下令将两个人全部枪毙，胡大虎是死了，王天木在戴笠的担保之下才保住了性命。

这件事虽然不是戴笠所做，但上行下效，戴笠平时御下不严，犯了大错时偏袒一个人，这就容易导致军统内部的不满，他们也会对自我道德修养放松。

而李克农一直宽容待人，从不屑于以美女色诱，而是大多以“攻心”的方式开展工作，这种方式反而比戴笠的手段收效更好。

所以，戴笠和李克农相比，道德修养上还是相差甚远的。所以在戴笠去世之时，那幅“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评”的挽联，才会如此得到人们的肯定。

从业务能力上来看，戴笠善于用人，他以办特工训练班的形式网罗众多特工，并且将家乡诸多青年人招募到自己的手下做警卫人员和杀手。所以戴笠的军统队伍一直在壮大，并且让汉奸、日本人都为之胆寒，百姓谈之色变。

而李克农身上并没有那么重的戾气，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儒将。

李克农有着非常卓越的演技，他非常喜欢话剧，年轻的时候还曾经做过话剧的编剧。这和李克农的业务能力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在抗战时期，李克农曾经从桂林前往重庆，在路过军统检查站的时候，军统检查站长看到了李克农胸前八路军的G18胸牌，因为当时已经是天黑了，他误以为李克农是陈诚，因陈诚胸前是C18胸牌。

这位检查站长想要搭李克农的顺风车一起回重庆开会，李克农完全凭借着当年对话剧的领悟和演技，一路和那位检查站长相谈甚欢，丝毫没有露出破绽。

这说明李克农不仅仅有非常沉稳的性格，有着过人的智慧，在遇到紧急情况之时，可以安全完美地完成任务。

但戴笠在遇事之时，勇猛有余，智慧不足。当年戴笠奉命在香港缉拿王亚樵，因为没有做好相关情报工作，携带了枪支，所以刚到了香港就被港英当局缉拿，难以轻松脱身。

李克农的临危不惧还不仅仅在这些事情之上。1946年，有一批暴徒自称是“东北返乡团”，到叶公馆和翠明庄故意捣乱。李克农提前得到了情报，赶紧通知了叶剑英，让他即使离开，并且第一时间通知了英国记者过来抓拍新闻。当这帮暴徒前来之时，在记者的镁光灯之下无处遁形，吓得赶紧拔腿就走。

特工，是一份危险而神秘的职业，李克农和戴雨农，谁胜谁负，也许上天之中早就已经注定。作为两方暗战的核心，特工之王到底是谁，不是看谁活得久，还是看谁活得明白！

李克农是我们的“情报之王”，也是新中国唯一一个没有打过仗，以情治获得功勋的上将。

1949年，解放军的步伐陆续走向全国的各地，李克农开始出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在建国后成为了外交部副部长，而部长则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总理。

身体抱恙，坚持去朝鲜谈判

建国后，李克农总算有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此时已年过半百的他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经常会因为严重的哮喘难以入眠，家人劝他注意休息，可他却一心扑在工作上。

中央在得知李克农的病情后，便想安排他去往苏联治病，苏联彼时的医术较为领先，此前已有多位病重将领经过治疗恢复身体。

李克农在组织的安排下赴苏治疗，然而正当他在苏联养病期间，联合国军踏入朝鲜，掀起了战火。

朝鲜方寻求中国帮助，而我国在毛主席“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的号召下，组成志愿军远赴朝鲜作战。

得知此事后，李克农多次申请归国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为朝鲜的战事出一份力，可因为其身体原因都被组织婉拒。

之后，在得知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伤亡情况后，他当即以身体已经恢复申请回国，但其实他是归国心切对组织隐瞒了病情。

回到国内后，李克农骤然得知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事，毛主席痛失爱子却只能佯装平静。

他嘱咐李克农：“你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岸英的妻子松林吧。”

虽然毛主席竭力克制，可李克农还是能感到这寥寥数语中的悲痛。

为了能更好地去往朝鲜参与谈判工作，杜绝更多的伤亡，他从未对外提起自己的病情。

李克农去往朝鲜战场时，正是冰雪连天的天气，这无疑加重了他的哮喘，可他却依然坚持谈判工作。

在朝鲜的谈判历时两年，大大小小的会议、谈判就有五十多次，再加上无数个殚精竭虑的深夜，李克农的健康每况愈下。

战士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拼搏，李克农同样也在开展没有硝烟的斗争。

每一次的谈判、每一次的据理力争、每一次的僵持不下，都是这位外交部副部长冲在了最前面。

也因此，很多美国人对这位不假辞色的副部长颇有微词。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9个月后，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宣告战争的结束。

李克农也跟着欢呼雀跃的志愿军大部队回到了国内。

1955年，在授衔仪式开始前夕，李克农的名字出现在上将的名单上，这也引起了不少议论声。

因为相比其他上将李克农是没有上过战场的，这能服众吗？

毛主席对此力排众议：“他是特工之王，没有他的贡献，就没有党的今天。”

主席的这句话一锤定音，在之后的授衔仪式上，大家对这位没打过仗的上将毫无异议。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因脑组织软化病逝，享年63岁。

这个消息令众多昔日战友悲痛不已，这个年纪实在是太年轻了。

在李克农的追悼会上，董必武董老还做出了如下悼念诗句：

“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箕裘克绍芝兰秀，高举红旗幛落霞。”

董老通过诗句道明，李克农之于中共的功劳，胜过唐太宗李世民的智囊团的房玄龄、秦汉谋士著名李左车。

然而葬礼后，民间却传出李克农是因为美国人的阴谋去世，儿子李伦为了平息谣言站了出来。

他告知大众父亲是因为脑组织软化不幸去世，并不是因为和美国人积怨已久被阴谋害死。

李克农永远将国家大义置于个人利益之前，他是为了党和国家来回奔走，才积劳成疾累坏了身体。

从“特工之王”到外交部副部长，他这一生为了党和国家鞠躬尽瘁，获得了领导人的认可。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他的崇高品质值得后辈学习，他的功绩同样值得人民永世纪念。

来源：网易吴刚故事汇、搜狐网林天聊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