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可以，做官不行”

笔者在2008年秋第一次见到程维高的时候，他刚被诊断出得了早期肺癌不久，经过治疗，身体状态还很不错，也很乐观。

在常州的日子里，虽然称不上深居简出，但他很少跟媒体往来，几乎从不接受采访。他告诉笔者：“中央是有规定的，不让我接受海外记者的采访。”

程维高送给笔者的名片很特别，那是他专门找人制作的，名片的正面除了写有他的名字、手机号码与住宅电话号码外，还写着“坦坦荡荡一布衣，光明磊落田舍翁”一行字，背面则有这样一段话：

“十五届中央领导人曾告诫我：‘你尖锐有余，城府不足；’十五届中纪委领导也曾给我指出：‘你太直。你做人可以，做官不行。’我退下来才真正懂得当官不仅要学会做人做事，还要懂官道，学会官场一套。”

对于程维高的病情，周围的老友都很关心。曾做过常州常务副市长、南京市委副书记的汤永安是其中的一位。这是对程维高影响很大的一个人。早年程维高进常州市政府工作，就是做汤的秘书。一位常州政界人士向笔者介绍，汤永安是程维高的“伯乐”，“只要有机会，汤永安就会推荐他。”程维高也对笔者说，汤永安是他的老师。

汤永安是这样评价早年的程维高的：“直爽，肯干，有豪气，猛打猛冲，”“比较坚持，有风骨，他不赞成的，可以跟你吵架。”在程维高给汤永安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上下合作很默契，“把事情交给他，总能办好，硬得很。”

程维高很尊重汤永安，在任河北省委书记期间，每回常州，都会来看望汤永安，二人无话不谈。一次，有人为程写了一个电视剧本，说他这个省委书记如何不畏强暴，主持正义，程带了稿子给汤永安看。

“我翻了一半不翻了，”汤永安说，“我劝他，千万不要搞这个事，这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程维高后来也就没有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联系到后来“政治文学”作家师东兵为湖南某官员写传记引起的非议，汤的劝阻可谓恰到好处。

程维高回到常州，汤永安常去看他，并劝说常州或南京的其他一些人也过去看程维高。汤永安认为程维高虽犯了错，受了处分，但作为老友，大家也应该原谅他，更应去给他“暖心”。

程维高刚回常州时，对他程的调查还没有停止，其住所还在监控中。汤永安说，那时他去程宅，“一下汽车，就被监控到了，后来纪委还放录像带给我看。”

在程维高生前，汤永安认为程维高的病很危险，“他有心脏病，血管里是放了支架的，还有糖尿病，心血管梗塞，”他一再对程维高讲，“不要再出去吃饭了；要摆脱，摆脱，再摆脱；这些身外之物，是过眼云烟，应该换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变成一个新人，换一种境界；不把这些东西都放下，你的病就不会好。”

后来程维高自己也悟出一个道理，他告诉汤永安：“当你得到了什么，必须回想一下失掉了什么。”

在汤永安看来，程维高得癌症乃是“情理之中”，“这几年，他的压力有多大啊！几乎全国都调查了，他家的房子都给查封了。现在他儿子的官司还在打呢，人跑到加拿大去了。他的女儿因为偷税，也受罚了。好多的事情，弄得他太‘窝囊’了。”

对于针对程维高本人的调查，汤永安说，程维高“来一个就顶一个，来一步就顶一步”，“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过了4年。我跟他说，你这么搞法，非生癌症不可。”

而程维高晚年的心境，按照汤永安的说法，一是不服，二是不想再去“明辨是非”了，“他没有力量了，也没能力再去挑战什么了。”

台下是非乱如麻

即便如此，对于媒体有关的报道，程维高还是很在意，特别是在刚回常州的那段时间里，每有这种报道，他都会看得很仔细，并把认为是失实或者歪曲的部分记录下来。程家的保姆说，“他记了70多条。”

2008年5月，香港一家杂志以《程维高不戒色》为题登了一条消息，说他回南京探亲，到夜总会寻花问柳，被公安抓获，“拘留3天，罚款5000元，中直机关纪委已责令程维高反省检查，听候处理。”

“这是无中生有！”在2008年的那次见面时，程维高拿出这本杂志给笔者看，说，“那时我根本不在南京，还在北京301医院。”

为了这个事，他曾给出逃到加拿大、仍被通缉中的儿子程慕阳打电话，程慕阳只能表示“别管他”。

另一件此类事件发生在2006年，江苏一家都市报转载了一篇关于程维高的报道，“编者按”里说“程维高纵容指使李真，两人共同犯罪，”这让程维高大为光火，一度要诉诸公堂，让报社道歉。后来是汤永安阻止了他，“我说你是吃饱饭没事干了，打这官司你能赢吗？”

后来，程维高还是找到这家报社，报社表示今后关于程的稿件不再刊登，这才作罢。

根据中纪委最后的处理决定，程维高没有“犯罪”。2006年9月，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干以胜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解释对程维高问题的处理时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程维高应当负刑事责任，司法机关现在也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证据，“因此给予他党纪、政纪处分”。

受了处分的程维高，保留着副省级待遇。常州一位政界人士告诉笔者：“给他配有一辆车，一个驾驶员，都是从河北转过来的。”因此，细心的人士会在常州程维高的家门口看见，那里总是停放着一辆挂着河北车牌的奥迪车。

“开除党籍，还保留部长待遇的，在中共党史上，这是第一个，没有第二个。为此，中央的压力也很大。”前述政界人士说。

这样一种特殊状态的存在，也从一定角度佐证了程维高事件前因后果的复杂程度。

一位曾深入报道过李真案，以及河北官场生态的北京媒体人，在有机会跟程维高当面交流过一次之后，曾感叹“对这一层级的政治，其实我们仍没有认知能力。”

对于程维高的离世，他称之为“善终”，并说，“不易。”

盖棺定论

“我的心情很平淡，”郭光允这样向笔者形容他得知程维高去世时的心情，“我并不恨他。”

程维高去世后的几日内，郭光允接到很多亲朋打来的电话，都是关于程维高去世消息的，“有些人还说了一些很解气的话”。

但是，程维高毕竟离开河北很多年了，影响力小了，关于他的事情，也渐渐被人淡忘了，因此他的去世，也并没引起过多的波澜。

郭光允没有见过程维高，当年只是报纸、电视上见到有关他的消息，郭光允对程维高的印象是“这个干部有点情绪化，是个有个性的干部”。

郭光允说，程维高刚来河北时，他们都很拥护，感觉程维高比较开放，相对于前任省委书记邢崇智，程维高从开放地区来，开放意识比较强，“他来了，抓经济建设，抓城市建设，还是有力度的。后来，包括跟邢崇智闹矛盾，无形当中，对他的形象也是一种损害。”

笔者了解到，在离开河北直至去世，程维高只回过一次河北。河北政界一位程维高的老友告诉笔者，那一次，程维高先是飞到北京，看了一些老朋友，又到石家庄，住进省人大宾馆。

“过去他在职的时候，在河北呆了10年，提拔了多少干部啊，我跟他开玩笑，说提拔了有一个团，但他来了之后，没人理他，他过去最信任的那帮干部，有的说身体不好，有的说在外地，有的说见你影响不好，没人露面。”后来只有程维高的这位前同僚过去看了他，并请他在江苏饭店吃饭。

程维高这次返冀，是因为遗留在省委家属院里的房产问题，他回常州后，原先在省委大院居住的他的小楼就紧锁了门，闲置着，“后来他问组织上他在河北的房子怎么办，”河北通知可以给他20万，程维高不同意，“给组织部、办公厅写了不少信，认为不公道。”程认为他买了产权的这个房子，应按照市场价格来作价。

为了这件事，程维高曾去找河北当时的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坚决不见。后来房产问题以支付给程家约120万元的方式得到解决，程维高之后再没有回过河北。

关于程维高在河北的后期经历和最终离开，在2010年12月28日追悼会上散发的“生平”这样描述：

“1998年10月-2003年1月，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3年12月离休。到人大工作后，程维高同志认真落实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坚持完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依法履行职责，提高立法质量，强化监督工作实效，加强机关队伍建设，促进全省的民主、法治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生平”最后说：“程维高同志安息吧。”

附：程维高其人

程维高（1933年9月－2010年12月28日），江苏苏州人，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程维高于1949年到共青团常州地委参加工作，担任干事，195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成为市委副书记的秘书，1965年，担任常州拖拉机厂厂长，1972年，担任常州上黄煤矿党委书记，1977年，担任常州市计委副主任兼建设委员会主任，1980年，担任常州市副市长，1983年，担任常州市委书记。1984年2月，担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1988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1990年7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長，1993年1月至1998年10月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98年1月，当选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3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中纪委经查认为，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他人翡翠摆件等一批贵重物品。此外，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违法犯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程维高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

中为李真

程维高案件影响非常广泛，由于和“河北第一秘巨贪获死刑”“科长告倒省委书记”等情节纠葛在一起，更成为一个高官落马案的样本。与事发时的震动相比，对程维高的处理方式也显得独特。接受中纪委处理后，程维高从政治舞台上谢幕，但余波仍未平息。其子程慕阳出逃国外被通缉；其故事经各种报道和书籍流传于坊间。

2006年9月，中共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副组长干以胜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程维高应当负刑事责任，司法机关现在也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证据，“因此给予他党纪、政纪处分”。

来源《文史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