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杜润生逝世。他在业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但他本人却并不如何喜欢这个称号。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处长张太英曾记，在出版有关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类书籍之时，书中介绍杜润生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提笔将这一行划去，张太英几经劝说，可杜润生却摇头：“不行。”

杜润生处理农村问题的原则：“尊重农民”

1952年秋，杜润生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这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其中心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

而这一时间，也是杜润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萌芽的阶段。在那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阶段，大多数人对于农业发展的改革之路还处于探索阶段，杜润生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农业改革存在迫切性，但又不能操之过急。

1950年初，杜润生两次被召入京。毛泽东询问其有关土地改革的想法，杜润生将自己勾勒的思路道出：“我认为，土改应该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减租减息，清匪反霸，打开政局，梳理政治优势，建立起政权基础；第二步,要分配土地，结合分地搞诉苦斗争，干部与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发掘积极分子；第三步，搞组织制度建设，土改复查。”

两次交流过后，毛泽东对杜润生的“三步走”很感兴趣，他鼓励着这个年轻人：“你上交一份详细的报告，我要好好看一看。”

不久之后，毛泽东对杜润生的报告作出批示，这一报告以中央的名义发出。

张太英后来梳理杜润生的改革思想，他点出：“土地改革中的“发动群众重建农村基层”、“翻身农奴执掌命运”等期盼都是来自杜润生的这一份报告。”

完成土地改革的第一阶段之后，杜润生意识到，要想要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必须营造一种较为宽松的政策来解放生产。

他在自己的文集中写道：“土地改革之后，分得小块土地的农民应该有一个自由发展的阶段，倘若直接跳过这一阶段，靠强制措施来组合生产联合体，将因缺乏生产力和文化的条件支持，压抑农民群体民主意识和主体意识生长。”

然而，当时的农村改革必须服务于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体考量，于是中央推行了农业合作化。

1978年，杜润生才从沉潜中走出。同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必须集中主要精力将农业搞上去。

尽管如此，在决策层依旧划了红线：不许包产到户。

一次，在同胡耀邦汇报工作之时，杜润生借机提到了“责任制问题”，他恳切道：“责任制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这是保证农村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我希望中央来发声，将之前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

胡耀邦知晓杜润生是该领域的专家，但彼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才刚刚通过，他只能劝说道：“来日方长。决议才出，不宜立即修改。”

杜润生为人低调，平日里几乎从不大声说话，但在此事上，老人却异常坚定：“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这是最基本的。我认为，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更可以包干到户。”

那一年，“包干到户”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多数人仍然反对“包产到户”。有人说他执拗，带点“牛脾气”，但杜润生却笑：“我在农村问题上，只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

亲推改革：“苦劳多，功劳少”

1979年，杜润生被任命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观农村政策研究。

杜润生知道，直接从上而下地推行自己的方案不仅敲定推行流程耗时长，而且社会争议也很大。他决定先在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利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先说服领导层，随后再慢慢推广。

1980年初，中央农业委员会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分组讨论安徽实验包产到户的情况。杜润生很清楚舆论环境对他很不利：“当时，安徽的包产到户几乎受到整个华东小组的反对和围攻。”

议题推进中，安徽省农委副主任悄声询问杜润生：“杜主任，这可怎么办？”

一样望去，杜润生坐得四平八稳：“要沉住气，不能不让别人讲话。但也要搞清楚，只要我们的实验结果有利于生产，就继续试。”

会议进程不容乐观，双方的分歧太大，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这时，杜润生突然站了起来，他撇开了经验、历史、制度层的风险等等纠缠不休的问题，二是直切重点：“其实我们两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

对面与会者板着的脸稍稍缓和，杜润生看有话头，开始晓之以理，摆事实，讲道理，最终，在他的推动之下，形成了“75号文件”。

“大家把“75号文件”概括成“可以可以也可以”，杜润生解释道，“在部分一般地区，那里的集体经济比较稳定，可以让群众满意的，就不搞包产到户；在贫穷落后的边远山区，就可以搞包产到户，甚至可以包干到户。”

这“三大可以”被称之为“杜氏公式”。

翁永曦对杜润生的“可以可以可以”十分欣赏：“他把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党内干部队伍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引起的关于道路和方向的争论高度等等通通简化为“责任制”三个字上。”

“杜润生干成了一件大事。他把“责任制”三个字作为一个支点，居然几年之内很平稳地撬翻了1949年以来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还成功启动了中国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是大智慧。”

推行新改革之后，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加了221元，低收入户的比重减少，1978年时，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占85%，1984年之后，这一数据下降到了14%。

门生众多，却无山头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杜润生正式离休。上级要求他前往中办，但因为舍弃不下倾注一生精力的农村和农民，他婉拒了这次“良机”，他说：“我还是要留在农口的。”

后续，杜润生虽然身体抱恙，但仍旧继续担任农民的代言人。

80至90年代的中国农业农村领域，杜润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指向吸引了许许多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曾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职过的林毅夫、陈锡文、杜鹰、翁永曦、张木生、王小强、温铁军等人都深受其影响。

在杜润生的支持下，他们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招待所自发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中国农村问题为研究对象。

他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青年人说：“年轻人们，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如果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曾赴美国留学，而他的推荐信正是杜润生写的。

1982年，刘源同志前往河南新乡担任副县长、所长王岐山都曾面临着农村、农民、农业等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他们都得到了杜润生的悉心指点。

翁永曦表示：“在我看来，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门生。在单位里，很多五六十岁的老干部，甚至一些已经是省部级领导的同志，都曾亲口承认杜老为自己的“恩师”。”

80、90年代，这一批人被称为“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周其仁摊手无奈道：“这是大家给当年在杜老指导下从事农村研究的人的称号，乍一听，这不是什么很雅致的门派，但我始终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了不起的恭维。”

来源：百晓生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