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邓子健，福建闽侯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现代杂文家、诗人、政论家、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笔名有邓云特、殷洲、狄曼公、卜无忌、于遂安、马南邨、向阳生。 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191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乌石山麓。1929年夏，邓拓从福建省立第一高中毕业。1937年，出版史学专著《中国救荒史》。1945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8年12月13日，被任命为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协助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工作。1949年2月2日，协助彭真、赵毅敏等人一起审定《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1957年6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任社长。1961年3月19日，开始以“马南邨”为笔名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1962年9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专栏《三家村札记》撰写杂文。“文化大革命”期间，邓拓被迫害致死。1979年，获得正式平反。

如下文字来自中国新闻网，1998年6月。

虽然从没有见过丁一岚，可在电话里已经感受到她待人的谦和与友善。因为要采制一个关于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节 目，我打电话找到了丁一岚，讲明自己的采访意图，她答应我去她家里采访，她非常详尽地告知我乘车和骑自行车的线路，并 且提出了三个时间供我选择。我选择了６月１５日，碰巧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５日是《人民日报》成立５０周年。在这样一个日 子，在挂着邓拓遗像的书房里，听着丁一岚追忆往事，我好像总是感觉到墙上相框里的逝者俯视我们的目光。

《人民日报》也没有忘记邓拓这位总编辑，特别敬献了一只花篮。

也许是这个日子，也许是这些鲜花，丁一岚时不时因为哭泣而不得不中断谈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慰这位历尽沧桑的 老人。我想，她心中的创痛，是我无法劝慰的。我只能默默地递上餐巾纸，默默地聆听，默默地等待她的平静。

第二天一大早，丁一岚就传呼我，我急忙回电话。她很客气地向我抱歉，说她昨天情不自禁，在采访过程中，哭了许 多次，增加了我做录音访谈的难度。她说，她是很坚强的，很少在记者面前流泪。她担心自己由于情绪激动说了过激的话，对 党造成不好的影响，让我好好地把一下关。说完这些，她放心地挂断电话。我仔细地听了她的全部谈话录音，那些浸透着泪水 的历史，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铺展开来。

“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最早的牺牲品就是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所写的 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抛出“三家村”，成为引发文革的 导火索。丁一岚对３０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从邓拓、吴晗、廖沫沙３个人的问题说起来，比“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要早一些，因为最初是有一个廖沫沙的《 有鬼无害论》，那时还没有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然后，就是１９６５年开始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

当时，毛主席大讲海瑞，所以，有些领导人就示意吴晗写关于海瑞的剧本，吴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写了《海瑞罢官》 ，但后来居然变成吴晗借此反党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有点冤屈吴晗。当时北京市委是想保护吴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说清楚。 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这上面挖，那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３个人给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写专栏，题 目叫“三家村札记”，最后把邓拓的《燕山夜话》也连上一块批判，这３个人就这样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 ”。

１９６６年报上公开提出，没有人支持，他们３个人怎么敢于这样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背后还有人，得挖出来。大家 也逐渐看清楚了，其实这“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而真正它的目标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 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头是对着刘、周，就是从“三家村 ”这条线转过来的。我们总还以为批判一段时间就结束了，我记得杨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高教党 委书记，韦君宜的丈夫）同志去看邓拓，邓拓说，嗨，好好检讨吧，有一年也就过去了。杨述还说，哎呀，我怕一年还结束不 了，恐怕得两年三年。所以大家总还想着这是一段时间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然后结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据过去的 经验还有一个甄别平反，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批判后来发展到那么残酷，简直不讲任何道理，并且还引起全国的混乱以及武斗。

直到１９６６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 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 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丁一岚回忆－－

毛主席为什么批邓拓

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当然 ，按照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必须要经过总编辑发稿的，邓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 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这么重要的社论都是要 经过毛主席批准才发表的，毛主席批了个我不看了，这意思也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因为以前发社论同意不同意， 毛主席看完以后都会发表意见。但他这次说我不看了，也不是说我不看了，你们就去发，不是这个意思。

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冥思苦想。

你说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那边又没法交代。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的观点。想来想去， 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４号字，他改成了５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 避免特别醒目，引人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书生办报 ” 是缘于这里。

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是从反右开始的。毛主席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我们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 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这样 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个钓大鱼的思想了，把阴谋阳谋稍微暴露了一些，所以，毛主席又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有了毛主席的 这两句话，邓拓就没法再在《人民日报》干下去了。邓拓跟毛主席的路线和做法都跟不上，他也理解不了，最后连总编辑也给 撤了，邓拓本人也要求辞职。有了这些历史上的原因，等到最后“三家村”的问题拉出来的时候，邓拓也觉得在劫难逃了。

邓拓夫妇都凭良心讲过真话

邓拓带着毛主席的两句评语：“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离开了《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他终究还是一个文人 ，他离不开他所热爱的写作，他用杂文的形式，写一些对现实有针对性的文章，这些杂文很多是批评当时不实事求是的作风、 缺乏民主的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像《一个鸡蛋的家当》、《“推事”种种》等等都是借古喻今。这些文章在《北京晚报》 周二、周五刊登，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招来了最后的杀身之祸。邓拓的这段沉浮，似乎并没有使他和丁一岚认识到政治 斗争的残酷无情，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废弃“庸人政治”》这样尖锐辛辣的文字。

当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深深地钦敬邓拓的勇气和犀利。而丁一岚在１９５９年的遭遇，也可以使许多并不了解她的 人，认识到她的刚直和执着。当人们把目光聚集到邓拓这个名字时，我觉得，我们是多么不应该忽视了丁一岚的存在。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万言书。庐山那边就传来指示，让北京的三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讨论时事问题，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倡向党交心。我那时在中央台总编室，也思考社会上的一 些问题和国家经济面临的困难。我想，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大炼钢铁是不是得不偿失？毛主席说过，我们的粮食多了怎么 办？即使我们先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也不要宣布，我们还是推崇苏联老大哥，把他们摆在前头。这个提法对不对？毛主席常常 说，小资产阶级容易头脑发热，把事情搞糟，毛主席自己是不是也有些头脑发热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在座谈会上谈出来， 这些话太尖端了，在当时这么说话，实在是有点冒犯了。可是我想，经过５７年反右，许多党外人士都不说话了，我１６岁就 到了延安，也是老党员了，这个时候我们共产党员不挺身出来讲真话，好像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我真觉得，党很想了解下面 的意见和情况，我确实也是以向党交心这种心态来谈这些问题的。结果，我的发言被看作是向党进攻，说我是反党，在中央台 食堂的饭厅里，贴满了对着我的大字报。这以后把我下放到“穷棒子”合作社劳动改造了一年多。

两年后，丁一岚才被调入当时的国际广播电台，重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对于一个忠于党的革命战士来说是多 么重要啊！但是，她没有想到，几年后，她将和邓拓一起，再次被贬斥出革命的阵营。

孩子的困惑，“大参考”被收走

批吴晗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要批邓拓了；他保吴晗也没保住。１９６５年底、６６年初，党内在北京范围内就批邓 拓了，北京市委不能不批邓拓。因为已经在内部点了北京市委的名，说北京市委包庇反党集团。大家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嘛 ，北京市委能不执行党中央的意图吗？大概在批判邓拓以后不久，北京市的领导彭真、刘仁同志就受到批评。我们也已经知道 ，这一场批判真正的对象是谁了。

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被停止了工作，他一直呆在家里期待着有一天能向党说清楚自己的创作思路、写 作意图。虽然呆在家里，但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家里的警卫员，这时已经成了监督员了。曾经是温馨而热闹的家， 变得静悄悄，父子相见，都默默无语。

我们家的孩子一直受党的教育，都非常热爱党，相信党。可报上说他们的爸爸是反党集团分子。在孩子们眼里这可是 最坏的人，是最肮脏的。可他们又不愿意相信，一向那么温柔、那么爱他们的爸爸怎么会是反党分子？我又不能跟他们解释， 说你们的爸爸是无辜的，我怕他们在外面这样说会惹出什么乱子。可你让我说，爸爸是反革命，我又于心不忍。每次孩子们走 过爸爸的书房都踮着脚，轻轻地，轻轻地，怕碰见爸爸，不知说什么。邓拓一向非常爱孩子，他怕孩子们为难，也尽量避着孩 子，装做没看见他们。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他多想像从前一样和孩子们说说话，聊聊天。

孩子们对父亲的怀疑，令邓拓心如刀割，但他理解孩子们对党对领袖的那份至高无上的忠诚。可是发生在４月的这件 事，对于邓拓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丁一岚回忆说：虽然邓拓没有工作，但新华社编的内部“大参考”还是按时送到我们 家里，当时每个市领导都有一份。４月的一天，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到我们家，没有跟邓拓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们家的“ 大参考”全部都收走了，还说以后不再送“大参考”给邓拓了。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什么指示也没说 。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也不理会他，拎着那些“大参考”就走。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 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一本“大参考”，在许多人眼里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 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 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虽然邓拓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时的心迹，但 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转机的邓拓接受这个事实的痛苦与绝望。在承受了许多这样的打击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绝望 的深处走去，最后，他选择了死。

绝望的邓拓以死明志

从５月８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全国 各地也在传唱一首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可见这场批判的深入广泛。５月１６日，戚本禹在《人 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 是致命的一击。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丁一岚理解邓拓最后的选择：说邓拓是 叛徒，邓拓不能忍受，因为《人民日报》是党报，党报这样宣布，邓拓说，是不是党对我做了什么结论了。其实后来在复查时 才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代表党啊。在那种情况下，压力大，因为处在了和党对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你 要让他跟敌人斗，跟国民党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坚持斗争。邓拓１９３０年就参加共产党了，为党做 过很多地下工作，还被捕过，在监狱里跟敌人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８年，解放战争３年，在敌后背着机器，坚持为党 出报纸，敌人进行“梳篦式”扫荡，他都坚持出报。那时候经常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多少枪林弹雨他都挺过来了，因为党 相信他，边区政府支持他。可现在呢，党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他对面是共产党，是他一向信仰和遵从的党组织。他还要面对那 些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所谓的革命群众，他成了人民的敌人。这跟过去战争年代的斗争完全不一样，这个他不能忍受。我觉得 ，一个对党非常忠诚的人，绝对不能忍受。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对丁一岚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 ，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 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 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 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 ，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 ，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 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 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 地忙碌。丁一岚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坚强的，她的确非常坚强，因为她必须坚强。

孩子很久不知道邓拓自杀。每年５月１８日，丁一岚都给邓拓写一封信

在通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有时间可以端详一下自己风雨同舟３０年的丈夫。

我总觉得他生命中最后的 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全国几亿人的谩骂，到最后被组织上宣布是叛徒，我觉得没法活下去。所以， 我也有这个想法，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看见他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说：“

你走吧！安安静静地走吧，你什么 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最好的解脱。”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离死别呵！

北京市委已经调整了班子，由新市委代替原来的老市委领导工作，他们决定不许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凡是在 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邓拓死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连我的孩子也不让知道。第二天，他们又来我家抄东西，很 客气，说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邓拓的秘书和他们那儿秘书处的都来了，邓拓给我有一封遗书，是很 小的一张纸，就说对不起我，他这样做也可以让我和孩子解脱了，免得我们再因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难受的是，邓 拓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遗书，写完了搁在枕头下面了，翻了一阵才翻出来，他们当时就拿走了，也没给我看。

邓拓去了，虽然对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 的诬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吴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长期被监禁。

邓拓的死，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亲人 们得到解脱，痛苦依然绞着丁一岚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１０年，我真觉得难熬得很，比抗战８年还难熬。我在我们机关里，有５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 绝对的孤独，绝对的寂寞。我是绝对忠实于党的决定的，所以，很长时间我没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已经死了。我对孩子绝对保 密，这样的处境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孩子也不问，他们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见到爸爸。一直到两年以后，外边已经传开了，说 邓拓已经死了，孩子们才回来问我，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说爸爸住院了，他们也不希望爸爸回来，怕红卫兵来家里闹，孩子们的 精神负担很沉重。结果外面已经传说爸爸死了，那时候，咱们的报纸习惯说，谁谁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了，花岗岩脑袋 就是顽固不化，那就是说这个人死了。孩子们从外面听说了，回来问我，我还是先请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说邓 拓已经死了，我这个人对党是绝对忠诚、非常正统的一个人。经过请示，我才敢跟孩子们说，爸爸已经死了。孩子们都非常爱 党，相信党，党的报纸说爸爸是叛徒，他们再也不愿意理爸爸了。可后来，他们被人家骂成是狗崽子，他们亲身遭遇了许多的 不公正，有些事情他们慢慢就清楚了。我生怕孩子们因为爸爸的死对党不满，对群众不满，再说出什么不满的话来，最后也被 逮捕或怎么样，我要极力保护这些孩子。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他们跟我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这是事实，他们 下乡插队多年，想去工厂、上大学都不批准，就是因为他爸爸的问题，所以，孩子们说这样的话，我总是很痛心。

最让丁一岚痛心的是，邓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里才最安全，放在家里肯定不行，红卫兵随时都可能来抄家批斗。 最后，她和邓拓的哥哥商量，把邓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里。邓拓的哥哥当时在中科院，邓拓的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 中，他们将二老的骨灰合在一个坛子里，空出来一个藏着邓拓的骨灰。从表面看，两个坛子安放的还是邓拓父母的骨灰，经过 这样一番伪装之后，邓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过文革这场浩劫。若是邓拓父母在天有灵，得知他们死后仍能保护爱子遗骨逃 过劫难，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恸还是欣慰。

每年５月１８日，丁一岚只能一个人默默地祭奠邓拓，她总是给邓拓写一封信，告诉他这一年里她和孩子们的情况， 就像邓拓活着时，他们夫妻谈着的那些家常话。她也向他倾诉自己的孤独和困惑。写这信时，她仿佛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孤立无 助了。然后，她划着一根火柴，把信点燃。每一年，她都按时给邓拓寄出这样一封信，她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和丈夫交流着情 感，联系着两个世界。

有关平反的一些事儿

每一个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１９７６年那个金秋１０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沦为人民的 “ 阶下囚”。可是历经１０年磨难、满目疮痍的中国仍然背负着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从国家主席到开国元勋，从各部委、省委， 到基层干部群众，受害面之广前所未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

这类莫须有的罪名，依然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成千上万的人们。从１９７８年陆续展开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给丁一 岚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希望邓拓的问题能够尽快得以复查。

那时我也不敢提这个问题，我得摸清楚情况才敢提。我遇到一个从前认识的同志，他说，《人民日报》的领导很关心 邓拓的问题，你写个材料吧，我们那里有一个内部刊物送中央的，回头给你写的材料印在上面，这样，政治局的一些同志都可 以看到。我后来就写了这个材料，登在那个内参上，中央就批示让组织部的专案复查小组复查，这才开始复查邓拓的问题。７ ９年初复查时，文革时的专案组影响还很大，他们分析问题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很大，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 一个一个问题查，我就跟他们辩论。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这句话，文革时就批判过，说邓拓是抗 拒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他是“书生办报”，他有抵触情绪，就刻了这个图章。复查的时候，那些人还追问我，这个图章是 什么时候刻的，是在毛主席批评他之前、还是之后刻的，就连这样的问题都还在抠唆。哎呀，争来争去，算是给邓拓平反了。 给了一个结论，很简单的几行字，写邓拓、吴晗、廖沫沙３个人都不是反党，所有被株连的人都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写的就这 么简单。

拿到这张只有几行字的平反结论，丁一岚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看一看邓拓１３年前写下的遗书。时隔１３年，丁 一岚才看到邓拓的那封长达６０００字的遗书。在档案室里，面对着那些熟悉的苍劲有力的字迹，积郁１３年的泪水，奔涌而 出。

最后，他们同意我到资料室去看邓拓档案里的遗书，隔１３年，我才看到遗书，这时，我真是忍不住了，在档案室里 大哭了一场。邓拓的遗书写得非常动人，是写给北京市委的，整个叙述他的写作目的和他被捕的经过。他说，我的写作问题， 完全是我个人负责，跟北京市委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的稿子市委并没有审查。后来为了邓拓的追悼会怎么开，也争论了很长 时间。甚至追悼会的悼词他们也没有让我先看，可能怕我有意见吧。后来北京市委有一个同志跟邓拓很好，他给我看了悼词， 结果他们限定这个追悼会不能超过６００人，还是要处级以上干部。很多人都对这个限定有意见，我也有意见。我说，当时跟 邓拓他们一起搞《三家村札记》的编辑，哪有处级干部，这些编辑后来都受株连了，受到很大的打击，现在连追悼会都不让他 们参加，这对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电台打印了一个讣告，印了一百份，寄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开追悼会那天，很多 人都去了，有１３００多人，人太多了，八宝山的纪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面。幸好把邓拓的遗像做了两个， 一个摆在会场里，一个摆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么多年没见过邓拓了，看一下遗像也好呀！

丁一岚的反思

我们今天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并不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段黑暗历史的见证，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能从昨天的历 史中捕捉到一些真谛，使我们能够在现在和将来不会再重复昨天的黑暗。丁一岚的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我觉得文革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大悲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场运动？这个问题得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毛主席在 全国全党的威望非常高，到后来呢，几乎变成了神。的确，像我这样年岁的人，对毛主席非常有感情，到了解放初期，逐渐地 由一种高度信仰发展成盲目尊崇他，以至于到最后是迷信他。另一方面，毛主席他自己随着威望非常高，逐渐就感觉到自己是 至高无上的了，他心里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就开展文化大革命。本来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大个党，有一些矛盾，有一些理论上 的争论，这都是很自然的，可以逐步解决。我怎么也想不到，毛主席最后采用自上而下地、发动全国人民搞这场斗争，这个是 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我觉得，我们党要很好地总结这个历史教训，绝对不能让它再发生了，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打击 呀。文革中死了多少人呀，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党的事业战斗，那真是全力以赴呀，即使牺牲自己都无怨 无悔，过去战争年代，敌人要想抓，要想杀都弄不到，结果我们自己，还有“四人帮”能把这些同志毁了。

我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它的破坏力，远超出对一个家庭或者几个家庭、或者是对一部分人的伤害。我们 党和全国人民受到的伤害真是难以估计。我觉得一定要很好地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我们倒不是说，一定是谁负责怎么怎么样， 而是这个事件发生，我觉得这里头有很深刻的教训，怎么样建立起我们党内的、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怎么样能够听取更多方面 的意见来解决任何一个比较大的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绝对不能再重演了！我希望，特别是党的领导同 志要很好地总结这个历史教训，反思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民族悲剧。我想只有我们党从中吸取了教训，那些在文革中死了 的人才没有白白地死，也还算有价值，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党贡献了生命。

采访丁一岚的那个下午，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一直在弹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在丁一岚家种满花草的阳台，有几只小鸟 在夏日的阳光里蹦跳鸣叫。在鸟语花香的旁边，在明快优美的钢琴声中，听着一位老人讲述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 悲剧，我很难表述我内心的那份复杂的感触。在这快乐与悲哀的交织中，我总是想到邓拓去世时手里攥着的那块湿漉漉的手绢 ，我想，那上面不知浸着多少男儿泪。

这次访谈的３个月后，丁一岚病逝。(任捷)

来源：中国新闻网1998年6月